这次对毛泽东打击的同时，博古等来到中央苏区后，又打倒了一大批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领导干部，其中包括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这些人被列入所谓“毛泽东小圈子”的成员，成为打击的重点。他们被撤了职，缴了枪，有的下放到农村劳动。毛泽东被迫离开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这时他的唯一职务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他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他住在瑞金附近的一个小山上，每天看书看报，虽然闷闷不语，但仍时时关心着红军的命运，思考着中国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
周恩来担重任粉碎第四次“围剿”
尽管会上周恩来说了一些批评毛泽东的话，但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仍对周恩来不满意，并告到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会议中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此后他对毛泽东仍很敬重。
免去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后，这一职务由周恩来担任。周恩来自大革命失败以后于党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1931年底他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是很敬重的。
1932年8月中旬，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提议由朱德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得知后给中央局写信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由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的坚持，毛泽东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是，没过多久，处于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与处在前线的周、毛、朱、王，在如何应敌的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对立的看法。周、毛、朱、王认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敌人，不同意分散与持久硬打。这一来，前方和后方的矛盾迅速激化，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
宁都会议上，对立的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当多数人把矛头突出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的总责时，周恩来略加思索，然后起身说：“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在座的“左”倾领导人满意地点点头。
谁知周恩来话锋一转说：“但我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他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在前方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看看四周流露出的不满神情，周恩来补充说道：“我提出两个办法供大家选择：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但是会上除王稼祥、朱德坚持留下毛泽东外，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结果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尽管会上周恩来说了一些批评毛泽东的话，但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仍对周恩来不满意，并告到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会议中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此后他对毛泽东仍很敬重。
1932年底，蒋介石集中四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攻。敌人调动24个师的兵力，以合围的方式，分兵三路进扑中央苏区，企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主力。中央苏区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和困难。
1933年1月19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博古不但是临时中央负责人，也是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他们坐镇在苏区中央局指挥，既不懂军事，又不上前线，根本不明了战场实况，却偏偏发出强硬命令，要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与敌人决战，屡电前方要攻战敌人有重兵把守的且有坚固工事的南丰和南城。
对这种脱离实际的武断命令，周恩来、朱德等一致进行了坚决抵制。1月30日，周恩来代表前线负责人致电中央局，不同意他们的错误意见，并分析了攻城的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并鲜明地表示：“我不主张立即过河（按指抚河）攻城”，而应“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总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攻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兵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周恩来在电报中要求“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
敌军中路总指挥陈诚以抚州（临川）为中心，指挥3个纵队共10个师，采用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中央苏区包围和截击，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军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和敌军的集中态势，判断出敌军的行动意图，命令一、三、五军团及红十一军等部队，乘敌人各路军集中和准备未完成时，迅速围攻南丰，以打乱敌人的计划。
2月1日，红军进围南丰。但是并没有按照中央局的命令“猛攻南丰”，而是按照周恩来、朱德的部署，“佯攻南丰”，目的不在于打下南丰，而在于调动敌人提前分兵增援南丰，便于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所以，红军围攻了一个星期，并没有攻克南丰。2月7日凌晨一时半，周恩来发出了致中央局的电报《对中央局命令攻南丰部署的几点意见》，再次强调红军的战略应是“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消灭增援敌人。并一再说明：中央局先攻南丰的指示，“在目前敌情与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请中央注意”。
围攻南丰果然调动了敌人。这天下午，一名参谋给总政委送来一份情报：敌中路总指挥陈诚兵分三路，沿抚河向广昌推进。周恩来当即同朱德研究，毅然决定放弃围攻南丰，转而消灭敌人的援兵。周恩来深有感触地对朱德说：“春秋时代的孙武，曾讥笑不懂有进有退，是不懂得带兵。在战争中，以退为进，退中求进，取得胜利，我想这是军事上的辩证法。懂得辩证法，并运用自如，对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是十分紧要的。”
周恩来、朱德率领几万大军，披星戴月分途西进，转移到广昌以南的东韶地区隐蔽集结，待机破敌。过了几天，在东韶附近的肖田召开了有几万军民参加的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会后，他又和朱德深入连队了解情况，要求部队充分做好战斗准备。
一天，吃过早饭，周恩来和朱德来到了“少共连”驻地，正逢战士们分排围坐在北墙根向南的地里，讨论总政委的动员报告，气氛热烈，笑声不绝。周恩来走到战士们跟前，亲切地问道：“同志们都作好杀敌的准备了吗？”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报告首长，都准备好了。这次我们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多宰他几个白狗子！”
周恩来满意地笑了，望着朱德说：“你看多可爱啊！只要一声令下，这些忠心赤胆的战士，就会一跃而起，无畏地扑向敌人。”
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敌人则不明了红军的行动，所以增援南丰的主力之第一纵队两师（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仍从乐安向南丰挺进，远离其第二、第三纵队，孤军深入，翼侧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而且迫近了红军的集中地。
2月26日，朱德、周恩来发出电令：“一方面军拟于二十七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以西，东坑岭、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消灭乐安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
红军各部立即遵照朱德和周恩来的命令，分左右两路，爬山越岭，穿林过洞，进入阵地。红一、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为左翼，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为右翼，预先埋伏在因冈、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之间的摩罗嶂山区。
27日拂晓，天空浓云密布，斜风细雨，山山洼洼都沉浸在一片蒙蒙的灰色中。周恩来与朱德一同来到前沿阵地。他们不时举起望远镜观察。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满意地笑着，对朱德说：“部队隐蔽得很好！”
“打猎是艰苦的。”朱德风趣地说，“野兽虽然十分狡猾，但我们也不是傻瓜。”
上午9时，天空仍下着霏霏细雨，道路泥泞。白军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身披雨衣，骑马走在队伍中间。白军士兵跌跌撞撞地走着，浑身都是泥水。周恩来从望远镜里注视着他们的活动。当敌军钻进红军设下的“口袋”后，他给左翼部队下达了攻击命令。只听得“砰砰砰”三声信号枪声，上百支军号一齐吹响，红军左翼部队迅速发起猛烈的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将白军五十二师师部及一个旅大部歼灭，俘虏了敌军师长李明。第二天又全歼该师另一个旅。
红军右翼部队于2月27日到达黄陂（圩）后，先占领北面高地迎击敌人。28日8时发动全线攻击，激战至19时，歼敌五十九师四个团。该师师长陈时骥率残部乘夜向蛟湖方向逃窜，在登仙桥附近被红一、三军团消灭，陈时骥也被活捉，红军空前大捷。这一战役为有名的黄陂战役。
黄陂战役敌军两个师被红军歼灭后，中路敌军指挥陈诚为挽救其颓势，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原第一纵队只剩下萧乾的第十一师了），进攻战术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敌两个纵队以梯次形式取道新丰、甘竹，继续向广昌方向发动进攻，急于从中间突破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的影响，以达粤、闽左右两路军合围聚歼红军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