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发展航母，是建立一支与国家利益需求相适应的海上力量的关键所在，是形成一个具有多种作战能力的完整可靠的“三海”、“两洋”防卫体系的关键一环。现代条件下，没有航母的海军充其量只是一支看家护院的水上巡逻队，根本称不上大国海军、强国海军，实际上也不是一支真正的海军！
海上武装力量的触角应当到达国家利益拓展的所有范围
对于一个大国尤其是意欲崛起的国家来说，国家利益走到哪里，国家武装力量运用的“天地”就应当延伸到哪里，这是主权国家的权益，也是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由于历史方位的客观要求，中国武装力量的运用主要在本土（领土、领海、领空），最大范围也没有超出周边（包括管辖水域）。今后，在全球范围内投送和使用国家武装力量已经不可回避。实事求是地讲，由于中国的周边环境复杂，世界上各大国争雄的变数较大，中国自身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让中国像美国那样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海外是不现实的。但是，让中国像以前那样专顾本土一头也是不可行的。基于上述，国家战略决策关注点、国民心理承受能力和国家利益意识培养，以及国家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原则等，都应当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直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国家武装力量装备、训练、编组等的调整。
继向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派遣维和部队之后，根据联合国维和机构的要求，中国于2006年上半年第五次成建制派出部队，赴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此后，成建制的向海外派出维和部队的情况将越来越多。对于中国武装力量海外使用问题，当务之急是明确基本任务、可能的战略方向、概略规模、组织指挥体制和程序、通联保障等基本问题，以牵引其建设和准备工作。
笔者在拙作《国之大事》中提出了一个“境外援战”的概念，并以“‘境外援战’——‘国际主义’必不可少的战事”为题作了专门阐述。所谓“境外援战”，是指国家领土范围之外的以援助他国为目的的“国际主义”战事，是“海外武装力量使用”的一种情况。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抗美援老（挝）”等许多“境外援战”行动。今后“境外援战”的原因将不再囿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阵营”，基本形式也将不再是“大打出手”，但“境外援战”的可能性增多了。
“境外援战”既是国际主义需要，也是国家安全需要。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伟大的代价是责任。”这句话，对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意思。“和平崛起”、做一个有益于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一追求本身，要求中国必须对国际社会做出重大付出，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境外援战”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目前，虽然“负责任的大国”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但在有些问题上已经基本形成全球共识。比如：“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在利益冲突时寻求妥协；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大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主权和国际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等。⑤
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相应的国际责任也在不断增加。据有关材料介绍，中国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1995年时就达49个，参加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已多达1013个。与此同时，中国还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公约，内容涉及军备控制、环境、人权、海洋问题、司法协助、反恐怖主义、经济合作等国际性组织。⑥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仅参与国际维和的兵力就近10000人，先后在非洲、巴尔干、中东、南亚等地遂行任务。联合军演既有“上合组织”在中亚地区的军演，也有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在海上的军演。仅2007年下半年，我们的两支舰艇编队就在三大洋与有关国家举行了10次海上联合军演。另外，从2003年起，中国军队已经先后14次对印尼、索马里、巴基斯坦等16个受灾国实施了紧急救助行动。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参与“境外援战”既有必然性，也有必要性。周边和主要利益区域存在着需要“境外援战”的情况，国家安全很可能需要新的“境外援战”来维护，大国地位也需要一定的“境外援战”来确立。所谓必然性，是说中国周边环境和主要利益区域的环境十分复杂，14个陆地接壤的国家和4大主要利益区域内，有不少是内乱、外患不止，无论哪一个国家有事，中国都有可能成为“池鱼”。因此，无论什么形式的“境外援战”都必须有所作为。所谓必要性，是说国家安全利益、国际地位、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目标都要求中国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中国参与的“境外援战”将主要是上述维和行动，但也不排除反恐、反海盗、国际救援、紧急救助等一些具有一定作战性质的行动。比如，笔者在拙作《大道探源（二）——列宁与战略》一书中，提出了撰写20个行动的设想。其中，有10项与“境外援战”有关。比如，中亚方向联合反恐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联合保交行动，中北非地区紧急救助行动（我海外公民、侨民），东南亚方向国际救援行动，朝鲜半岛越境封控行动，中南方向境外维稳行动（如缅甸方向），南美、中非、索马里海盆附近海域联合反海盗行动，西南亚方向国际联合反恐行动（如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国际联合维稳行动，其他可能的战争或非战争军事行动等。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一旦危及到世界和平、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安全时，都不可能作壁上观。
拥有航母的中国应当同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海军是唯一能够直接用于海外维护国家利益、进行军事干预的武装力量。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航母必将走进中国海军的序列。拥有航母的中国海军，需要进一步明确战略指导、调整体制编制、加强军事训练，更需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正所谓“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首先，海权建设着眼点问题。中国海权建设的基础是海上力量尤其是航母，但绝不仅仅是海上力量更不只是航母。依笔者之见，中国海权建设的首要问题是，解决战略思维上的局限性问题。一个国家的海军如果把眼睛仅仅盯在海岸线上、仅仅盯在领水上，那么，它只是一支海岸警备队；一个国家的海军如果仅仅关注如何防范敌人的来袭、仅仅着眼于防守反击，那么，它只是一支海上防卫队。真正的海军，不仅巡弋在大洋上，而且逞威于大洋中！中国海军能干什么？中国海军应当干什么？中国崛起需要中国海军干什么？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海军必须思考、必须回答的问题！其次，是解决“练为战”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地解决仗怎么打、兵怎么练的问题，只是保持着“北洋水师”的训练传统，再好的装备、再先进的武器，也只能是送给敌人的活目标。不要说海权，就是老窝儿都很难保得住！
发展航母是重视海权的基本标志。今天的中国，18万公里的海岸线，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水域；40%以上的生产资料来自世界各地、60%以上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都有中国的航线；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包括国际维和、国际救援、国际反恐等等，都需要中国提供强大的海上力量支持。中国提出要创建和谐世界，这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追求。对于中国来说，发展航母除了是确保和平崛起的需要、确保为世界人民作更多贡献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维护世界和平不能光嘴上吹气儿，必须要有真招、真行动。当年，美国总统每遇重大危机和不稳定事件发生时，首先问自己的航母编队在哪里。今后，中国的领导人每当遇到世界上有大事发生的时候，也需要立马派出自己的航母编队。如果拿着航母编队当摆设，那就不如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玩“海模”有意思了！
今天的中国，因为还没有属于自己的航母，因此建设全球性海上力量任重道远。当今世界，拥有航母不一定拥有海权，但没有航母就绝对不可能拥有海权。对于中国来说，发展航母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也不是要顾及谁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发展什么的问题——是造几条能够搭载飞机、直升机的海上平台，还是发展一支具有海洋控制能力的航母编队？是建设一支能够在“三海”转悠的航母编队？还是建设一支能够对实现和平崛起、维护世界和平、为世界作更多贡献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性航母编队呢？
造几条大船容易，建一支能在“三海”转悠的航母编队也不难，难的是建设一支全球性海上力量。比如，需要多少种、多少条舰，如何编组、如何适配、如何构成统一协调的作战系统，如何驻泊和巡弋，如何进行补给和保障，以及遂行什么任务、如何指挥控制，等等，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当然，建设一支全球性海上力量必然要走先造几条船、先编一支地区性舰队，最终形成全球性力量的发展过程。但关键是从起步那一天开始，就应当确定最终的发展目标或方向。道理很简单，着眼在颐和园昆明湖上转着玩的“水上力量”，再建设、再发展，也不可能成为一支能在太平洋掌握控制权的海上编队！
其次，海上武装力量军事转型问题。军事转型是当代的世界性话题。一个时期以来，有关转型的说法很多，比如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由内敛型向开放型转变、由防御型向进攻型转变，等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很大的片面性。问题的关键，“型”的实质是什么？到底“转”什么“型”？依笔者之见，军事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军事任务的转变。像美国，它们的转型就是由以往的准备打一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向打反恐战争一类低强度战争的转变；由准备与大国打大仗，向与中小国家、非国家组织打小仗的转变。中国的军事转型有自身的特殊要求。一是军事任务的转变，即由传统的反侵略战争向实现祖国统一战争的转变，由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的“保家卫国”向改革开放后的“保驾护航”、“新的历史起点”的“中国责任”的转变，以确保实现崛起、维护世界和平，这就是我们新的历史使命。二是军事体系的转变，即由以往游离于国家体系之外向纳入国家体系之中的转变，由“革命军”向“国防军”的转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历史方位”的问题，要求全党尽快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问题，其重要内涵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器的整体功能。三是军事手段的转变，即由传统的依靠“人民战争”向“精兵制胜”的转变，由“摩托化+机械化”向“机械化＋信息化”的转变。在上述三个转变的基础上，体制编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法律法规、发展路径等，都需要相应地实现转变。当然，各个军种的转型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以海军为例，如果说历史上我们的海军是“陆军水战队”（以登陆作战为主）、“海岸警备队”（以海岸防御为主）、“近海巡逻队”（以“三海”维权为主），那么，今后的中国海军就应当是“海洋战斗队”，基本任务是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权益、确保“两洋”战略通道的安全，并最终实现“由海向陆”，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有力的支持。
再次，战略方向选择问题。中国从一开始实行“走出去”的政策，就把主要方向选择在南方，这就决定了中国武装力量海外使用的重点也必须是南方。向南、向海、向全球，是国家崛起发展方向的选择，也是国家武装力量战略方向的选择。为全球存在的国家利益、全球通达的战略通道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确保实现崛起，是当代中国海军的基本任务，“全球巡弋，远洋保交”应当作为中国海军的战略选择。所谓“全球巡弋”，主要指中国海军的存在空间。要彻底改变“陆军水战队”、“海岸警备队”、“近海巡逻队”的传统形象、传统功能，不是一个简单地由“黄水”走向“蓝水”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突破岛链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岛链观”是中国海军建设的一个重要观念，对于牵引中国海军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岛链观念”，即第一岛链（中国黄海、东海、日本琉球群岛、中国南海、菲律宾群岛等）海权问题、第二岛链（千岛群岛、北海道、南方诸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新几内亚岛等）海权问题、第三岛链（阿留申群岛、夏威夷群岛、莱恩群岛）海权问题，乍一听颇有道理，意在指明中国一步步走向海洋的发展阶段。其实，这是一种主观的、囿于大陆观念的海权观，而且还存在着指向不明、局限性大的问题。虽然，中国直面海洋的是东方，中国的海岸线主要在东方，历史上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的主要方向是东方，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也在东方。但是，中国的海洋生命线并非仅仅在太平洋，中国所需要的也绝不仅仅是太平洋西岸第一、第二、第三岛链内的行动自由权，这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已经不是“解放”而是“桎梏”。中国所需要的海权，是全球性的，是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全方位的。因为，中国的利益遍布世界，中国的航迹遍布世界，中国的责任遍布世界。“近岸防御（由陆向海）——远海防卫（由海向海）——全球维和”（由海向陆），是中国海军发展的历史必然。这是崛起的中国的需要，是世界和平的需要！所谓“远洋保交”，是指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军的根本任务。海军是全时空、多功能的武装力量。因此，也是最能实现国家意图的基本战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