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和平的最佳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国家战略追求的最高境界。长期以来，总有人指责它是理想主义的产物，是一种空想。其实，历史上并不乏这样的事例。比如，《墨子》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年，楚国雇用了一个叫公输般的机械发明家，制造了一种攻城的武器。楚国准备使用这种武器去进攻宋国。墨子得知这一消息后，前往楚国劝说楚王不要出兵。这时，决意出兵的机械发明家公输般，要在楚王面前演习他准备用以进攻宋国的新式武器。有鉴于此，墨子则也针对性地演示了他准备用以防御楚国进攻的武器。在双方演示的过程中，公输般的进攻武器使用殆尽，而墨子的防御武器还多有余富。然而，公输般并不认输，还说“我知道如何打败你，但我不说”。墨子则反讥到“我知道你想使用的办法，我也不说”！楚王不得其解便问墨子是什么意思。墨子说：“公输般不能战胜我就想谋害我，对此我早有意料，并命令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使用我设计的武器在宋国的城墙上做好了迎战楚国的准备。虽然我可以被杀，但楚国不可能战胜守卫宋国城池的兵马。”听到这里，楚王立即放弃了进攻宋国的念头。对于这一历史记载，冯友兰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这段故事属实，它为今日世界倒是一个好榜样，两个敌对国家不必在战场上厮杀，只要双方的科学家、工程师来到一起，把各自实验室里的攻防武器都展示出来，不需要走上战场，便可以决定胜负了。”⑨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就存在着因望而生畏而避免纷争和打斗的情况。一个人高高大大威武雄壮，一个人“小瘪三”模样，双方打起来的可能性极小。在国际社会中，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型事例。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实实在在地演出了一场“艺高人胆大”的话剧，硬是把苏联的导弹吓了回去。一个人、一支军队、一个政治集团、一个国家有效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历史贡献，要远大于打赢战争的历史贡献。但是，人们往往更多地把关注的目光和溢美之词送给了那些能够赢得胜利的“战争英雄”，而不大重视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使者”，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认识上的一大误区，是一种历史性的悲哀。
维护和平首先需要付出。对于实现和平的途径，有的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均势，有的认为可以通过实行军备控制和裁军，有的认为可以通过和平教育，有的认为可以通过国际结构改革，有的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国际法律体系，有的认为可以通过有效的外交，还有的认为必须根除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等等。对于和平，破坏容易，维护甚难。难就难在它需要极大的付出，而在诸般实现和平的途径之中，尤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所需要的付出为最大。一个人要想叫人望而生畏、面对威胁不战而胜，那是苦练功夫的结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让人望而生畏、面对威胁不战而胜，既有“练功”的问题，也有经营的问题。“练功”主要是国家的投入与武装力量的自身建设问题，“经营”则是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乃至军种和战区战略考虑的问题。“经营”的核心是筹划维护和平的措施，组织维护和平的建设与行动，营造维护和平的态势，预置消除战争的功能与力量，等等。“经营”的关键不在钱多钱少，而在于有没有意识。人类自古就有“战争遗忘症”，战争来临时鸡飞狗跳、狼哭鬼叫，战争打完了欢天喜地、灯红酒绿。在维护和平的问题上，要么舍不得花“银子”，要么干脆就缺乏“经营”的意识。因此，崛起的中国必须有意识地“经营”和平，要舍得付出、舍得投入、舍得为中国崛起和世界和平营造一个长治久安的国际环境。
维护和平绝不是一味地回避战争。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联合国创始国在《联合国宪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从而表明了人类拒绝战争的共同心声。但是，从人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情况看，一方面由于利益之争的客观存在，小来小去的战争、武装冲突就像两口子难免吵吵闹闹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本无法消除；一方面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往往需要战争这把“手术刀”，无论是向好的方向前进，还是暂时的倒退，作为“政治的继续”的战争，都是不可能根本消亡的。另外，战争作为人类社会免疫力的增强剂，也有其特殊的功用。简言之，维护和平不是一点不沾战争的血腥味儿，和平崛起也不是拒绝必要的、无法回避的战争！
当然，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能否维护和平、打赢战争，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历史表明，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受到威胁和侵害时，仅仅依靠军人们的流血和牺牲往往是无力回天的。清末时的关天培、邓世昌、刘步蟾以及无数将士不是不忠诚，不是不拼命，他们的牺牲也不能说不壮烈。然而，当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洋鬼子”们长的是“铁头”、“钢脑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以“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的日本人、国民党军、“联合国军”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最终战胜敌人的不仅仅是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亿万民众的支持，还有从敌人那里夺过来的而且比敌人更强大的武器装备。许多中国人总是自豪地说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每每忘记了很长时间以来自己所拥有的能够用于走向海洋的仅仅是那么一些二类、三类的舰艇，连到中国的南海转一圈都要颇费力气地进行较长时间的准备。
“和平年代”的一些军人总说自己生不逢时。因为，投身军旅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保家卫国”的荣耀，反而生出一种无以报国的哀怨。可以想象，如同农民种不出好庄稼、工人造不出好机器是一种羞辱一样，一个真正的军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在国家、民族利益遭到威胁和侵害时无力报国；更可悲的是，当军人们竭尽全力甚至流血牺牲仍然不能捍卫国家利益时，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敌人的耻笑，还包括国人的斥责和辱骂。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广大民众往往只知道军人应当干什么和干好什么，而不知道有时候军人根本不具备民众期望他们干什么、干好什么的政策要求和物质保障。“手艺巧不如家什妙”，这是连小脚老太太都知道的道理！
外交斗争与军事后盾
外交和军事，都是推行国家政策、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二者都直接服从于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目标，具有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但是，二者又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它们的性质不同，活动的舞台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作用的影响分量也大不相同。如果外交手段可以取代军事手段，那么，世界各国也就用不着设立国防部、花费大价钱建设军队了，有事没事谈判好了，何必打得头破血流、鸡飞狗跳呢！
外交从来都必须以强有力的军事手段为后盾才有成就可言，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回顾历史，日本人投降是外交的结果吗？美国在朝鲜、越南签订停战协议是外交的作用吗？中印边境问题、西沙问题、中越边境问题、中苏边境问题，等等，是依靠外交手段得以解决的吗？清王朝是谈判了，但最终在谈判桌上割让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才换来王朝的稳定。南海问题自凸显出来以后，外交途径努力的结果多少有些让国人难以接受。实践证明，外交手段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作用是有限的，当今世界仍然是以实力为代言人的世界，即使是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在有关国家政治、经济等重大问题的外交斗争中也时常显现出“疲软”。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在涉及美国“生存攸关利益”、“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山姆大叔并没有仅仅采用外交的手段。从1990年开始的海湾危机、海湾战争到新一轮海湾危机，如果没有“沙漠风暴”、“沙漠军刀”行动和以“沙漠惊雷”行动相威胁，仅仅依靠外交活动，伊拉克能够从科威特撤军吗？联合国核查小组能够进入伊拉克的总统府吗？历史证明，最近几十年来的绝大多数国际、国内冲突，无论起因如何，都是通过武力手段得到解决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冲突的解决没有采取过政治、外交、经济及其他非军事手段，这些手段的采用，在一定条件下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些手段的使用是以冲突双方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这说明，军事力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解决国际、国内矛盾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今天，军事战略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防止战争和武装冲突上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外交、国际法、经济和其他非军事手段。然而，遗憾的是，没有军事力量因素的影响，这些手段并不总是能达到应用的结果。因此，远非历史上使用过的所有军事行动对于防止军事冲突都失去了现实意义。我们无论如何应当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中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总之，忽视外交的作用是错误的，夸大其词也是不正确的。“拳头”不硬，“嘴巴子”再好早晚也要挨打！如果中国的军事实力再强大一点，外交斗争的成就会更大一些。当代中国的外交，应当努力为“走出去”政策的实践创造有利条件。不同时代的外交，有不同的着眼点；不同着眼点的外交，有不同的路数。今天中国实行“走出去”政策并取得巨大效益，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国家的非议。实际上，不管中国干什么，只要你强大了，“腰杆子”挺直了，“气粗了”，对你有利了，一些国家总是要说三道四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狼吃羊是天经地义的，而兔子咬人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不可能再从中国身上随意割取什么，不可能再任意指使中国了，实实在在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个小小的村长如果“下岗”了都难免生出一种失落感，何况对一个泱泱大国的指使权、宰割权的丧失！利益的失落，难免从嘴巴上使劲找回来。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的外交应当更多地在消除嫉妒感、恐惧感上下功夫。
从实践看，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一些外国人说三道四并不十分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自己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办。首先，中国所作所为的评价标准应当是中国人自己，应当看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这是检验一切方针、政策、策略的唯一标准，“洋大爷”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并不重要。其次，外交斗争必须善于运用民意和民议。从世界各国情况看，聪明的国家无不是把“民意”、“民议”作为国际斗争的一个砝码，在一些国家甚至连国会、议员的声音也是一种政治手段。而我们，一度总害怕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总想着“一个声音”、“一张嘴”、“一致对外”，实在是少了一点谋略和艺术性！
“积极防御”与“先发制人”
积极防御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内核，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军事领域的结晶与反映。现代条件下，积极防御的核心思想是，努力创造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坚持反对侵略战争，决不主动挑起争端；如果有人无视中国的安全和统一，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军民将坚持自卫的原则，采取恰当而有力的行动，予以坚决反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简言之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积极防御”思想的实践，有两个关键性问题，即“安全”和“自卫”。笔者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安全问题绝不仅仅是国家的统一、领土和主权不受侵害，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海外经济发展不受侵害也是一个安全问题；当受到敌对一方侵害时被迫进行的防守反击仅仅是自卫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形式而且是更重要的形式，那就是当敌对一方的侵害尚在萌芽状态或者待发之时，就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将其遏制，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引而不发跃如也”的自卫，对于国家、民族、人民群众更为有益。试想一下，如果让敌人把你的门窗玻璃砸碎、把你的坛坛罐罐打烂、把你打个鼻青脸肿再“奋起还击”，无论怎么说也不能称之为上策。
今天的中国，“积极防御”不仅仅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还应当是“制敌于海洋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具体情况，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表现在实践行动上是有所不同的。比如，毛泽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中所以实行以“防守反击”为基本形式的积极防御，实是由于当时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力量对比相差极为悬殊所致。解放战争初期，所以实行以“大踏步后退”为基本形式的积极防御，是在国内战争的特定条件下为了更有利于大量消灭敌人的重要措施。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所以以“敌进我进”为基本形式的积极防御，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时至今日，新中国建立60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门窗玻璃”、“坛坛坛罐罐”备制齐全，老百姓还能允许敌人闯进来破坏它吗？更主要的是，来自外部的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威胁和侵害将不一定在中国的领土、领海和管辖海域、领空范围之内，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中国人还能先去把敌人“邀请”到“家”里来再交战吗？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能否使国家保持一个较快的、平稳的经济发展环境，以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二是能否保持沿海地区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转，因为中国沿海12个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六十，从广西的东兴沿海岸线北上，一直到辽宁的丹东，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其稳中国则稳，其衰中国则衰，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定律；三是能否充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保证海洋经济活动的安全；四是能否保证中国在海外经济的安全。相比较而言，人们对上述前两个问题比较重视，特别是对于长期以来具有以“陆地”为本观念的中国人来说，它具有直接性，易于引起高度重视；而对后两个问题则往往重视不够，一方面因为海洋资源、海洋经济、海外经济离大陆较远，一方面因为人们对于海洋资源、海洋经济、海外经济对中国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还缺乏足够的、深刻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