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日处境微妙。俄罗斯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普通俄罗斯人一直对外部世界采取异常的漠然态度。日本拥有成为一个强国所必需的雄厚实力，其军事技术和防备开支远远超过中国，但它主要的、可能也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它在地缘政治地图上的不利位置。这个富裕的国家还是一群处于中美两国眼皮底下、很容易受到打击的小岛。美国若打算继续充当西太平洋的保护者，它就不会希望日本变得过分强大，因为其他亚洲人大多也不想让日本强大起来。而如果美国龟缩到自己的海岸上去，那么中国就会打算使日本在军事上继续虚弱，因为中国正觊觎该地区头号大国的宝座。
——穆斯林国家有很大的脆弱性。虽然目前世界上的大约40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中，有几个其富裕程度足够使之用惊人的先进武器武装自己，而且大多数穆斯林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过去几个世纪其他民族给他们带来的遭遇耿耿于怀。但是，迄今为止，这并没有构成“伊斯兰的威胁”。因为，穆斯林缺乏自立于大国之林所需要的核心组织。分立的穆斯林各国仍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彼此之间的分离性。像15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处于相应阶段的基督教前人一样，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一盘散沙。实际上，穆斯林世界的真正危险可能不是其团结，而是其脆弱性。看看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便可知道：从阿拉伯向东北延伸到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接壤处的倾斜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地带可能蕴藏着世界石油总储量的3／4及天然气储量的1／3。它的大大小小16个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在好几个地方，伊斯兰的怒火正在猛烈地燃烧。这是一个对欧洲，对俄罗斯、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利益攸关的动荡不安的地区。这将引起该地区新的一轮大角逐。
——欧美走向未定。欧洲和美国将继续是对外政策上的伙伴，还是会忽视20世纪的种种教训而分道扬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欧美若联合起来，就能共同成为21世纪的主要缔造者。否则，在一场新的全球力量对比竞争中，它们到头来就可能仅仅成为五六个群雄中的两个。这种前景危险得多。欧美若一刀两断，则有关世界未来的所有估计都将改变。这将既对美国造成伤害，也对欧洲造成更大的伤害。这样做将会影响俄罗斯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作出反应的方式，因而牵扯到俄罗斯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将变成什么样的邻居的问题。中国越是强大，俄罗斯对这个不断成长的新巨人就越是感到伤脑筋。它大概将会指望西方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予以支持；它甚至可能希望最终成为北约的准成员国。否则，俄罗斯人将会依靠其唯一的抉择，这就是重建自己的武力，直到他们估计自己已经强大到足以单独应付中国为止。但是，一个重新建设起来的俄罗斯超级大国是欧洲其余国家所不愿与之为邻的。大西洋联盟的终结还会使对付阿拉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多事地区的难度增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扩展，中国人将渴望获得这个地区的新能源。他们可能会向该地区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期在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方面受到优待。随着俄罗斯对中国的恐惧增大，俄罗斯人会企图确保该地区各国，起码是其东部的前苏联国家继续处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中。要防止这颗炸弹爆炸，单靠欧洲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这将需要美国的参与，用它的钱和它的外交影响力，实在不行还有它的强大得多的武力。如果这个炸弹爆炸，那可能将是一场欧亚大战的爆发。
——中国得分最高。中国经济可能不会保持像过去15年那样的令人炫目的增长率。但是，即使是比较有限的增长，比如完全可能的每年5％～6％，在21世纪的头二三十年里，也足以形成不可小看的兵力。这意味着一支能够在太平洋上逞威的中国海军、能够迅速把一支远征军派到外国战场上去的陆军和空军，以及中国现有远程核武库的扩展。在此期间内，说不定中国会在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电子技术方面与美国相匹敌。但是，即使没有这种能力，中国也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国。中国大概还会拥有能够运用这一实力的那种政府。不管谁在北京掌权，他都将能够暂时保持对外交政策的牢牢控制。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都希望政府在世界上为他们撑腰。一个有着如此明确的民族特征感的国家，一个在近代史上遭受了外国如此羞辱的国家，几乎肯定已经做好了准备，去度过一个义愤填膺地要求重新获得权利的时期。这个咄咄逼人的中国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到那时将远远超过它自己的产量。按照任何统计，中国的得分都是高的。
虽然，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上述文章有其片面性，但作为一家之言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十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看也不能不佩服作者的预测具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别是它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研究和看待当今及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军事走向的方法，颇具特点。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立场看待同一个问题，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西方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中国的今天及明天，更多地关注的是中国可能对他们利益的威胁。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应当更多地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研究中国的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造福子孙”。今天，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应当更多地关心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的“老祖宗”早已把“地缘政治”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研究的方法
地缘政治思想在中国始于夏代，迄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春秋战国时代，诸多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地理家对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已有很深的认识和见解。当时的政治家管仲就曾提出：“地者，政之本也”。说明了地理环境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因素。《孙子兵法》也明确提出，研究战争的胜负，必须把握政治、天时、地理、将领和法制等五个基本要素。战国时的思想家孟子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在这里，他强调了诸侯治国必须重视地理环境，同时这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国家组成的三要素。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更是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思想，其实质是对邻近的弱国发动进攻；对距离远隔于我又与近攻对象相邻之国，用一切手段包括威胁、利诱等使之不支持被近攻之国，而使近攻易于奏效。
诸葛亮可谓中国地缘政治思想集大成者之一。他在《隆中对》中，着重分析了区域政治因素对国家之间政治行为与军事斗争的影响作用。并指出，在三角关系中如何确保自己、分清敌友的政策和策略。如，始终把魏作为主要对手而势不两立；吴蜀两国唇齿相依，应视东吴为友邦，结盟和好以共抗曹操等。诸葛亮依据东汉末年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地理环境所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然后夺取全国政权，以及三国鼎立时的三角斗争策略运用的原则等，被视为“三分天下的地缘政治观”，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近代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在坚持古代优秀地缘政治思想的基础上，逐渐接受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在中国近代反抗外国入侵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革命战争中，地缘政治思想有了重大发展。林则徐的海防边防观就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思想。他熟识中外情况，依据中国地理环境特点和当时的军事政治情势，提出了以守为战、积极防御和改进船炮水师、出洋剿办的南抗英国的海防观；提出了屯兵、戍边、操防的北御沙俄的边防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地缘政治思想。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不但在政治思想方面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而且在地缘政治思想方面也颇有见的。他曾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他还为中国的生存与未来发展设想提出：“海权与陆权并重，不偏于海，亦不偏于陆，而以大陆雄伟之精神，与海国超迈之意识，左右逢源，相得益彰。”孙中山还曾明确提出：“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针太平洋之海权，即针中国之门户。谁握此门户，则此堂奥，有此宝藏也。”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地缘政治方面也颇有建树、颇具特色。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他非常重视与熟谙中外地理知识，善于把地理、地理环境作为制定政治战略、外交战略的物质基础之一。“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等，都是毛泽东基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武装实际情况提出的重大地缘战略思想。他在《论持久战》中对于中国必胜但需持久、日本必败但不可能速败的客观分析，就是基于中日两国地幅、人口、资源、军事力量、国际关系等多种因素基础之上的。毛泽东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从全球角度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归纳为三种类型国家的地缘政治思想，至今依然被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广泛使用。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指出了全球三个不同政治区域的新政治地理格局，客观地反映了世界政治活动的本质，为中国和世界各国制定国际政治斗争的外交方针，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依据。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第一世界是一两个超级大国，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庞大的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包括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强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模式，搞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第二世界是那些发达国家，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虽然他们与第一世界结盟，但矛盾日趋增大，他们在资源上依赖于第三世界，在经济上剥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则是那些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是大多数，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但是经济欠发达。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世界之列，应当坚持同第三世界各国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并同第二世界各国发展良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邓小平也是伟大的地缘政治家。从1984年到1988年，先后六次对纷繁复杂、风云多变的现实世界进行深刻分析，提出了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和平、发展。并用东西南北四个地理方位概括，使人一目了然。东西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即苏联在东半球，美国在西半球，两个超级大国的持久矛盾必将影响世界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北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剥削南方发展中国家，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南北问题不解决，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走向全球的中国应当善于从地缘政治角度认识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当前及今后的中国，不仅需要政治、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更主要的是需要思想观念上的进一步改革与开放。
亚里士多德曾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写道：“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都沉湎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这位“洋先哲”的话多少有些不中听，但他道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地理因素与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文化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几千年来，农耕文明一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主体。其突出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具有强烈的“耕读传家”的和平主义思想。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特殊要求，决定了中华民族对向自己疆域外空间的扩张所可能引起的战争持厌恶与摈弃的态度。他们需要一个安宁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秩序，以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希望有更多的强壮劳动力投入到以个体小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劳作之中。第二，具有“安土重迁”的心理与固土自守思想。农耕民族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如冯天喻在《中华文化史》中所说：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华夏——汉人所追求的是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需的稳定，这与中亚、西亚多次崛起的游牧民族以军事征服、战争掠夺为荣耀的心理大相径庭；与以商品交换和海外殖民为致富手段的海上民族对外展拓的意向也判然有别。特别是那些海洋——工商民族，他们将大海当做其走向世界的通衢大道，将异国他乡看作其冒险与“淘金”的乐园，从中发展商业、获取财富。第三，具有“以农桑为本”的重农主义和“农战”的思想。农业社会以农立国，重农、尚农的倾向是顺理成章的。在中国古代，上自君王，下至臣民，无不将农业当作关系着国家存亡和家族兴衰的根基所在而给予充分的重视；兴兵作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为农业生产创造一个必备的安定环境。第四，具有“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实用理性。农民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中形成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务实态度，由此发展而来的实用理性精神成为中国人在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很少像西方一些民族那样常常陷入宗教的沉迷与狂热。历史地看，农耕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基础。
当然，也正是上述特点，造就了中国人“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观念。如果说这种观念对于历史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是重要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对于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则是一种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