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70%的人口和80%以上国家的首都都位于距离海洋不到500公里的地区，也就是说，它们都在海军战术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在新的地缘战略条件下和世界性的变革时期，海军作为一个高度戒备和生存力极强的军种，在保障国家利益和安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保护本国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其他相关海域，又可以在海洋战区执行各种作战任务，并给沿海方向上的陆军提供支援，使用高精度武器摧毁位于敌领土纵深的军事、工业设施等。因此，大力发展海军成为一些国家增拓本国资源、发展海外经济、防止他国侵犯海洋权益的必然选择。
文明·帆影·海洋
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既创造了不朽的大陆文明，在人类海洋文明中也留下了色彩斑斓的一笔。然而，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驾齐驱的“海上丝绸之路”，先于哥伦布、达伽马数十年的郑和“七下西洋”，似乎留给中国人的遗憾多于骄傲。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今天的中国人能给后人留下什么？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灿烂的中华文化不仅在世界内陆文明中享有盛誉，而且在世界海洋文明中也曾占有一席之地。她所以能够在人类生存的两大空间文明中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是由中国背陆面海的特定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地质资料表明，受喜马拉雅山隆起运动的影响，太平洋板块向西推移，奠定了中国近海的轮廓。大约在距今15万年左右，中国沿海地区的陆海态势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由于中国大陆西高东低的走向，造成了百川归海的形势，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形成了中国背陆面海的基本态势。地理环境奠定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创造海洋文化的基础。从旧石器时期至清末，中国的航海史大致经历了十个历史时期。
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期中华民族迈出了走向海洋的第一步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0世纪，史称“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航海史上的蒙昧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航海动因基本上是为了维持和繁衍生命，航海活动基本上是盲目的和被动的，但却是华夏民族迈向海洋的第一步，并且是构成人类海洋文明史的基础性的一页。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百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三大发源地。仰韶文化是典型的内陆文化，而以山东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和以浙江宁波附近的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百越文化，则地处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文化的痕迹比比皆是。据有关部门考证，龙山人的偏刃古锛和百越人的有段古锛，都是专门用于加工独木舟的工具。由此可以推断，龙山人和百越人都是长期生息在沿海地区乘舟弄潮的先民。在中国的黄海、渤海的沿岸和岛屿上都有6000多年以前龙山文化的发现，甚至还有先民们逐岛漂航的物证；在朝鲜、日本、北美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东岸等地，也有龙山文化遗物的发现。可见，中国人早在远古就开始了海洋上的远航。
美国的生化学家甚至研究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是中国人，他们是在大约6000年至12万年前由中国大陆顺太平洋特定的海流东漂，经过漫长的海上生活，横渡太平洋到达北美洲的。1979年4月，美国圣地亚哥大学考古学家詹姆斯·莫里亚等蒂在给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信中说：“由于一系列的新发现，开始提供了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横渡太平洋的证据。”他所说的“证据”，就是美洲大陆发现的中国古代航海的“石锚”。1998年2月16日，路透社报道，“专家今天说，越来越多的语言和身体方面的证据表明，亚洲人第一次向美洲的迁徙的时间不是1万或者2万年，而是远至4万年”。报道说，有关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上说，在智利蒙特贝尔德发现的一处显然有125万年历史的遗址，使考古界一片哗然。这片遗址本身比以往发现的最古老的遗址还要远1300年。这一消息的实质是，亚洲的中国人种早在数万年前就踏上了美洲大陆。
简言之中国人种与海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的龙山人和百越人，创造了卓越的远古时代的海洋文化；从古到今，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濒临太平洋的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特定的地理环境。
唐以前的中国无论是分是合都没有停止走向海洋的步伐
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历经分合，但在海洋问题上始终如一地向前、向前、向前。
——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较大规模航海活动，东周时的齐国已是“海王之国”。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0年，史称“夏、商、西周时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航海事业的起步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夏、商、西周奴隶社会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青铜技术的出现，木板船与风帆产生了。不但中国沿海的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航行已经开始活跃起来，而且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的海上交往也已见诸史籍。也有考证研究说，殷人、越人远渡重洋，航达美洲海岸的就是在这一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夏代，开国君主禹就开始了“披九山、通九泽、定九州”的壮举，并取得了“四海会同”的丰功伟绩。从《尚书》中可以看出，禹治水的主导思想是将内陆河流疏浚，支流入主流，最终“东入于海”。禹以后的夏代帝王曾两次渡过黄河，向滨海地区扩展。
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在甲骨文中出现了“舟”字。海洋文化最为典型的物质表现于舟船。在商代，运用船舶远送奴隶可见之于殷商甲骨卜辞。卜辞记载，商王武丁派人乘船追捕逃亡海上的奴隶，用了15天将奴隶捉回。这种海上军事行动，显然与社会经济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
商、周以后，中国的先民们已经有了将海上活动与经济生活相联系的意识，同时也有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活动的实践，从而大大扩展了海洋文化的思想空间和实际运用范围。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航海事业基本形成。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史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航海事业的形成时期。当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生产力与生产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随着生铁生产技术与铁制工具的出现，木板船得到进一步发展，结构日渐复杂，吨位日益加重。航海不但被应用来进行大规模的运输，而且被应用来进行大规模的海上作战和对远方水域进行探险。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航海技术，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成型，如天文定向、地文定位、海洋气象、海上导航，等等。中国人在海洋上航行已经具有了基本的物质条件，中国的航海事业基本形成。当时，中国沿海的主要强国有吴国、越国和齐国。他们大力发展造船业，不仅给江河军运提供了条件，而且出现了江河舰队以及海上舰队。因此，在以兼并土地为目的的战争中，也开始了运用舟师进行的海上交战。
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水上作战是公元前570年楚吴之间的衡山之战，第二次则是公元前485年吴伐齐的艾陵之战。当时，吴派出由海上袭击齐国的舟师，在齐登陆后被击败。现存史料中，还有“海道出师已作俑于春秋时”之说。后来的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像吴、越、齐等一些国家平时的懋迁和战时的军运，就已经乘浮海而航行了。
——秦汉时期开通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航海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史称“秦汉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形成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造船和航海技术相应得到重大提高。随着近海与远洋船只大型化和先进的控制航向设施——尾舵的出现，以及对海洋季风规律的认识和掉戗驶风技术的掌握，中国古代航海事业进入了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始皇曾令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航海求三神仙。足见当时航海术不仅沿海岸南北往来，并又能大规模远航大海中”。① 西汉时期，中国不仅开辟了陆路连接中亚的丝绸之路，而且开辟了东至朝鲜、日本和西去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的海路贸易都会是番禺，航海商船则从合浦郡徐闻县出发。《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海上航路是，“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末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国南有已程不国。汉译使到此才回航。别一海路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又船行可八月到日南郡象林县”。所谓黄支国即现今印度南部地区。如果所说不误，当时的中国航海已通达到远西的大秦（罗马）。此已足见中国的先民们远航大洋的毅力和雄姿。
《汉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海中星占验》12卷，《海中五星经杂事》22卷，《海中五星顺逆》28卷，《海中二十八宿分》18卷。航海必需观测对象，西汉海路占验书多至136卷。这些有关航海的书籍，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的航海已经成为专门学问，也说明海路商业与陆路商业同样发达。汉代时，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已经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楼船军”的建立就是为了东征南伐的海上行动。南越九郡的建立和高丽、日本航线的开辟，都是以“楼船军”之力而得之。东汉以后，中国地方行政官员开始在南海一带巡行，成为中国经略南海诸岛的开端。
有资料介绍，汉武帝曾经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拥有战船2000艘，兵力20余万。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就是依靠这支海军吞并了中国东南沿海闽越国，招降了南越国，使中国东南沿海统一于中国，打通了中国南方沿海航路。公元前109年秋，汉武帝又派兵从海、陆两路进兵朝鲜，将其收归汉朝管辖，使渤海与黄海的航路通畅。据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汉武帝时建立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航海事业处于徘徊状态，但远洋海船越过印度半岛抵达波斯湾。公元220年至589年，史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航海事业的徘徊时期。由于当时的政局动荡，军事纷争，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航海事业缺乏秦汉时期大幅度上升的势头，总的形势是处于一个相对徘徊的时期。但在某一地区，仍有重大的海上活动。
三国时，东吴的航海规模相当庞大，航海范围也相当广阔。如孙权与辽东半岛的公孙氏的海上交往，卫温派遣船队浮海到台湾，聂友、陆凯船队的海南岛之行，以及朱应、康泰船队的南洋远航，等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突破性的海上之举。另外，东晋时孙恩、卢循所领导的海上起义，著名的法显和尚从印度洋航海归国；南朝时中日之间北路南线航路的开辟，中国远洋海船越过印度半岛、抵达波斯湾以及慧深和尚远航墨西哥的传说，也是很有影响的。
隋唐至宋元时期中国航海事业繁荣发展并一度进入全盛期
公元589年至960年，史称“隋、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航海事业的繁荣时期。特别是唐代，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科技文化全面繁荣，国际交往十分频繁，推动着中国古代航海业也进入了繁荣时期。当时，中国船舶工艺技术先进，结构坚固精良，载重吨位大，无论船舶工业还是远洋航行方面，均独步于世界航运界。“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兴旺，航迹不仅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湾与波斯湾沿岸，而且已经伸展到红海与东非海岸，开辟了直接沟通亚非两洲的长达1万多海里的世界性远洋航线。而且，出现了专门管理海外航运贸易的官吏和机构，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登州等成为当时名噪中外的航海贸易大港。
《新唐书·地理志》中载，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线有七条，五条陆路，两条海路。两条海路，一是自登州（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二是自广州通海夷道，所谓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至阿拉伯（大食国）。用范文澜的话说，“中国在两汉时已是航海大国，到唐朝海路走得更远，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②
阿拉伯人苏莱曼在《东游记》中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由中国的船工运载。当时的中国船称雄海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通商的繁盛。同时，唐朝的海上军事力量建设也堪称“盛世”，造船能力更强于前代，战船有楼船、蒙船、斗船、走舸、游艇、海鹘（抗风浪的大型战舰），并出现了与外族的大规模海上军事冲突。
644年，唐太宗曾派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舰500艘，载士兵43000人自莱州泛海向平壤。648年，唐太宗又大造船舰，运送军粮，准备翌年发30万大军灭高丽。660年，唐高宗派遣苏定方等率兵10万渡海，与新罗国（今韩国东部）合力攻破百济国（今韩国西部）。663年，百济国引日本国救兵与唐军相拒，唐军击败日本兵烧日本船400余艘，百济国境全部被唐军占领。
唐朝之后，中国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之乱。虽然此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但是偏隅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政权较为平稳，生产继续发展，航海活动仍较发达，与南洋、日本的海上交往也有增无减。
宋、元时期中国的航海事业进入全盛时期。960年至1368年，史称“宋、元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航海事业的全盛时期。宋、元历届中央政府，力主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将航海事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航海工具，特别是航海技术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以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与航迹推算为标志，中国航海技术比西方领先二至三个世纪进入“定量航海”阶段。福建泉州港，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之一。中国远洋船队达到“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焉”的高超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