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方面来讲，美国的对日战略经历了一个反复过程。布什政府开始比较重视美日关系。1990年6月，布什与海部首相就《日美安全条约》修订3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在今后日美两国寻求世界中的伙伴关系的过程中，《日美安全条约》将继续成为确保两国的自由与安全、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表明美国也同样要坚持日美同盟。海湾战争对日美关系造成巨大冲击。日本因受和平宪法制约不能向海外派兵，而最初只对多国部队提供了10亿美元的资金合作。这引起美国的不满。一些人说日本只是“纸上盟国”；舆论调查也显示美国人对日本的信任感在急剧下降；布什总统的访日行程也一拖再拖。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也在高涨。一些专家惊呼，如果日美关系继续恶化，有可能爆发日美间的全面经济战争，甚至解散日美同盟。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首先做出了姿态，决定向多国部队追加9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海部首相也在日本“地方选举”正在高潮之时匆忙访美，以修复日美关系。在这次访问中，美日两国首脑通过会谈，建立了所谓“乔治—海部”关系，确认了日美“全球性合作关系”。1992年初，布什总统回访了日本，与宫泽首相举行了会谈，双方发表了《有关日美全球伙伴关系的东京宣言》和《全球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两国确认，在冷战后时代，日美同盟关系仍需坚持下去，这是“日美全球伙伴关系”的基础。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在经贸关系上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一度使美日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与此同时，“日本威胁论”在美国影响增大，认为日本公司侵蚀美国市场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日本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对这种威胁，美国应像对付苏联共产主义一样进行“遏制”。“日本威胁论”对克林顿政府的对日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至于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1994年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认为，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已趋于全面紧张，日美战略同盟已面临“岌岌可危”的地步。然而正是这种状况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对日战略。与此同时，一些因素也促使“日本威胁论”逐渐消退，比如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美国产业复苏，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中国威胁论”的出现。1993年，美国发表了由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及部长助理约瑟夫·奈参加的阿斯彭战略小组的报告，题为《扼制日本：美国对日本作为全球大国崛起的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必须制定新的对日战略，这一战略应包括四个要素：必须以明确的美国国家利益概念为基础，但在执行时必须考虑到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必须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结合起来；必须从国内和国际的机构上表现出来，以使对日战略长期存在下去；必须植根于长远战略，只能是对付国际新秩序挑战和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1995年，美国发表了在约瑟夫·奈主持下完成的《美国对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战略》报告，针对日本提出：对美国来说，“没有比美日关系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是对美国的太平洋安全政策，还是对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言，美日关系都是根本性的；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对日本来说，这份报告的出台表明美国需要日美同盟体制的意向已十分明确。美国坚持日美同盟的意图是：继续把日美安保体制作为其亚太安全的基础；继续在日本保持军事存在，利用其制约中国、控制日本、维护亚太的安全利益；分享和控制日本的尖端技术；促使日本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人员、物质、资金的支援，以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虽然日本政府仍然坚持日美同盟，但是毕竟冷战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美同盟原有的基础已经丧失，所以必须对日美安保体制进行重新定义。1996年4月17日，两国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提出日美安保体制的“新定义”；1997年9月23日，两国又公布《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了日美安保体制的实施细则。新的日美安保体制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变化。首先是安保体制的地理范围扩大。原来的安保体制只包括日本本土和远东地区，而现在则正式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此外，双方还确认，日美安保体制也是构筑两国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基础。其次，日本在双方军事合作中的作用范围加大、程度加深。原来的安保体制规定，日美军事合作的范围主要是维护日本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与安全。而新的安保体制则用一个“周边地区”的概念取代了“远东”的概念。日本政府在解释“周边地区”的具体范围时虽未作正面的回答，但根据日本近年出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政府所理解的“周边地区”是指原苏联的远东地区、太平洋地区、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以及印度。在军事合作程度方面，新体制决定：在军事技术领域推进对导弹防卫的研究；在后勤保障领域互相提供后勤、物资、劳务方面的合作；在发生作战行动时日本向美国提供扫雷和海上封锁等合作。再次，日美两国将新体制明确地直接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及国际救援行动联系起来。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的战略意图，即以日美同盟为核心，以联合国为舞台，争取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美国战略意图，即让日本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救援行动中承担更多的义务，充分利用日本的力量来为自己的全球战略服务。
日美新安保体制出台后，引起了亚太地区各国的极大关注和批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日美同盟这一冷战的遗产本应消失，然而日美两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但未解除同盟关系，反而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将矛头指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这完全是冷战思维的反映，也是美国要搞全球霸权主义和日本要搞地区霸权主义的反映。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正当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冷战的遗产——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即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小渊惠三首相在众议院通过法案后在国会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希望此法案的通过能使日美同盟的纽带更紧，更有效地发挥日美安全保障的作用。”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批评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是战争法案。认为日本基于该指针对美军提供援助是违反宪法的战争行为；会给亚太地区带来军事紧张和武力冲突的危险；将为参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攻击战略开辟道路。联系北约新战略和科索沃危机，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日美同盟就是一个亚太地区的“小北约”。正如日本《赤旗报》1999年5月13日社论所指出的：北约空袭南联盟是“周边事态的欧洲版”。
§§§第四节面向新世纪：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
70年代形成的中美日三角关系是在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情况下形成并得到发展的，冷战结束虽然使三角关系原有的基础丧失，并且三角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但这个三角关系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存在下来。三角关系原有主要特征也依然存在。
首先是互补性。中美、中日、美日三边关系相互影响、制约、促进，构成互补性的、可以良性互动的三角关系。这种三角关系不同于中美尖锐对峙状态下的三角关系，也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中美日三角关系，更不同于冷战期间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后几种三角关系，或者是某两方与第三方处于尖锐对抗状态，或者是某一方处于不完全独立的状态。在新三角关系中，三国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也不存在某一国处于完全被动、受制于其它两国的状况。三国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甚至美国曾一度将中国和日本看成其未来的潜在对手而试图加以遏制，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总的发展态势是良好的，三角互动、互补。从1972年中美缓和、中日建交到1978年中日缔约、中美建交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中美缓和虽然对日本形成“冲击”，但并未恶化美日关系，而是使美日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就在尼克松为访华做准备的同时，美日于1972年1月就归还冲绳施政权问题达成协议；以后，1973年，在日本做出让步的前提下，美日贸易磨擦也得到缓解，为此，尼克松再次将日本称为“平等的伙伴”。中日缔约更是在美国的鼓励、支持下实现的。中日、中美关系的发展使中国政府改变了对美日关系的态度。邓小平在1978年10月下旬访日期间，表示认可日美安全条约，并强调维持它的重要性，还强调日本需要加强自身防卫能力。这与70年代前中国政府对美日安全条约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进入90年代后，日本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从而牵制了美国的对华制裁政策，进而推动美国解除对华制裁。中日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美关系。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前夕，桥本首相访问了中国，而桥本的访华又对江泽民访美成功起了推动作用。
其次，中美关系是三角关系中最主要的双边关系。从新三角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在三角形中是影响全局的关键的一条边。每当中美关系有重大进展时，中日关系就相应发展，美日关系也比较健康、和谐；而当中美关系停滞或出现波折时，中日关系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如1974—1977年这段时间。这一特征在冷战后表现得也比较明显。进入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不时出现危机，中日关系也不和谐；1997年江泽民访美，中美关系出现新局面，在此前后，中日之间也实现了首脑互访，关系有了改善。实践证明，三角关系稳定与否，朝什么方向发展，关键在于中美关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