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中美日三国在共同抗苏的基础上走到了一起，中美、中日关系先后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关系缓和或关系正常化，中国与美日对抗的三角格局结束，转而变成三国利益一致、三边关系良性互动的新三角格局。这种新的三角格局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因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美日关系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动，但三角关系总的框架和态势并未改变。
§§§第一节 结束对抗：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中国与美日对抗的局面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结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必然发展趋势，这既符合时代潮流，又符合中美日三国的根本利益。到60年代末，在中美日三国都出现了结束对抗的内在动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随后中日复交，使中美日三角关系出现新的态势。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和“尼克松冲击”是新三角关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外交战略的调整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是更重要的促动因素。在新三角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利用美日矛盾，发挥了积极主动作用。日本利用美国因素，在中日建交谈判中与中国讨价还价，为自己争取到最大限度的利益。
一、中国：“五大力量中心”之一
新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60年代末，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很大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最突出地表现在军事实力和对外关系上。
在50-60年代的中美对抗中，中国曾数次遭受到美国的核威胁，这促使中国政府顶住西方的封锁和苏联的限制，毅然做出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的战略决策。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分别于1964和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并于1970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防能力，大大削弱了美国的核威胁。正如周恩来总理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时所说的：“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中国拥有核武器成了制约中美对抗升级的重要因素。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外交上。一方面，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逐步放弃对苏“一边倒”的战略，成为一支独树一帜的国际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上的朋友越来越多。早在50年代，在联合国大会表决推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美国得到的多数票就逐渐减少；1960年，第15届联大表决美国的提案时，42票赞成，34票反对，仅以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若不是爆发“文革”，使中国外交受到“左”倾路线的冲击，中国还会更早一些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面对中国的实力增强和地位提高，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1955年8月，中美开始大使级会谈，表现出美国愿意同中国接触、对话。1966年3月13日，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电视演说中提出对华“遏制而不予孤立的政策”。以后，在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代表格罗斯基第一次用“中国政府”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69年，一贯反华的尼克松提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说法，表明美国已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在1970年11月的第25届联大上，虽然美国和日本等国仍然搞了“重要事项”提案，企图再次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提案却在联大上首次获得多数支持。到1971年6月，世界上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超过了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这是个划时代的事态，表明中国重返联合国不仅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已为时不远，尽管美国和日本此时还在极力阻挠这一进程。对美日来说，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已是大势所趋。中国的力量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促使美国和日本改变对华政策。
1969年1月20日，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共和党在外交上历来比民主党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而且共和党在反对共产主义上更加强硬，尼克松又是反共老手。这反倒使尼克松政府在缓和中美关系上更缺少顾忌，不用担心背上“亲共”、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罪名。更为重要的是，到尼克松上台时，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的形势都促使美国改变以往的对华政策。
就国际形势而言，由于美国长期同中国对抗，将相当一部分力量放在冷战的东方战场上，使得苏联得渔人之利。此外，尼克松的前任也犯下了将中国当成主要敌人，而忽视了苏联这个真正的竞争对手的错误。这些导致冷战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转化。到1970年时，苏联的核力量已经从数量上超过美国，美国丧失了“核优势”。同时，苏联依托其迅速发展起来的军事实力，利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与中国角力之际，积极推行南下战略，企图夺取和控制中东、亚洲的海上通道，切断美国同欧洲、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进而包抄欧洲。50年代，美国与中苏两个大国同时对抗，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而此时，美国继续同时与中苏对抗，已感到力不从心，并且肯定会居于劣势地位。而此时，中苏早已分裂，其矛盾已十分尖锐，甚至在边境地区出现军事冲突。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苏联始终是最主要的对手，美国不可能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这样的国际形势，构成了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实行“联华抗苏”的最主要动力。
就国内形势而言，一方面，到60年代末，美国经济已呈现出衰退的征兆，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对外战线拉得过长，战争开支庞大。到1968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已达605亿美元；贸易顺差仅有8.4亿美元，与60年代初期的54亿美元形成鲜明对照。1969-1970年的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又使这种困难局面雪上加霜。另一方面，长期的侵越战争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65年，民意调查显示，25%的人认为美国侵越是个错误；到了196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0%。经济恶化和越南战争促成美国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此起彼伏，各种形式的反战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上述的国际国内形势促进尼克松政府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采取“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战略。具体讲就是，由主动推行“遏制”政策，不断向外扩张，转变为力图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保住已有的势力范围。美国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贯彻这个新战略。首先，对苏联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处理美苏关系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这个大方向在尼克松时期并未改变。但是尼克松政府根据美苏实力对比的变化，采取了更加灵活的策略，摆出谋求同苏联对话的姿态，正如尼克松所说的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谈判的时代”。其目的是用谈判和协议套住苏联，以维持美苏力量均衡的局面。其次，与盟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美国为了拉住它的盟国同它一道抗衡苏联，加强了与它的西欧盟国及日本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并将它们的关系重新定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尼克松在调整亚洲政策时，强调美国将鼓励并期望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问题。这构成了“尼克松主义”的核心内容。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调整对华政策，“联华抗苏”。此时，中国在美国心目中，绝不象新中国刚成立时那样，是微不足道的力量，而是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
正是有了对华政策的调整，尼克松在就任总统仅10天后就指示要采取措施与中国接触。之后，中美都采取了一些和解措施。中美接近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关系的发展。从1970年10月到1971年5月间，先后有9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包括意大利、加拿大这样的西方大国。
中国地位的提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也促使日本改变对华政策。日本佐藤内阁虽然一直推行反华政策，但是到70年代初，它也看到了中美关系变化的积极趋势。1971年1月，佐藤在国会演说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号，表明对华态度出现变化。1971年10月25日，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几分钟后，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和田力说：“我们可能不得不重新为同北京政府建立正常关系作出努力。建立正常关系很久以来一直是日本政府的愿望。”三天后，佐藤首相在回答公明党议员的质问时说，“我想，日本军阀在中国留下的爪痕，恐怕是愈合不了的”，并说要“对过去作坦率的反省”。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对中国的战争责任，表明道歉之意。佐藤还谈到，“日台条约的处理，将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加以解决，但由于台湾被逐出联合国，日台条约已经失去了基础。”到此时，日本除了抛弃台湾，同中国恢复邦交外，已无选择。
二、美国与日本：同床异梦的盟友
促使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另一个因素是美日关系的变化。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感到羽翼渐丰，开始寻求摆脱美国的控制，走向自主外交，从而使日美矛盾不断尖锐。
由于有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日本可以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来从事经济建设，再加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在大规模投资热潮和技术引进、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经济实现腾飞。1963年2月，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日本转为关贸总协定（GATT）第11条国；1964年4月，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8条国；同月，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至此，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员。作为经济发展的里程碑，1964年10月，在东京举办了奥运会。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19亿美元，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日本在经济上成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赞扬。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于1962年9月首次发行了以《令人惊奇的日本》为题的日本专集；1967年再次发行以《升起的太阳》为题的日本专集。其后，许多赞扬日本的书籍问世，如美国哈曼·汗的《纪元2000年》和《超级日本的挑战》、法国罗贝尔·吉兰的《第三大国日本》、瑞典波尔·黑德贝格的《日本的挑战》。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赞扬，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日本人开始扫除战后以来的自卑感和悲观情绪，逐渐增强了自信心。1970年3月14日，亚洲第一届国际博览会在日本大阪开幕，共有77个国家参加，历时半年，观众达6422万人，盛况空前，向世人展示了明治维新100年来日本所取得的成就和已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占总人口1/6的日本人参观了博览会，这是日本人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的体现。随着日本人自信心的增强，日本自然不会甘于当美国政治上的小伙伴，对美国逆来顺受。日本政府开始与美国讨价还价。最突出的是在经济贸易和归还冲绳问题上。
日本经济腾飞之日，也正是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之时。1950年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52%，到1960年已降为34%，到1970年又降到30%。特别是1964年陷入越南战争后，美国将大量资金用于发展军事工业，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通货膨胀和美元危机，出口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大为减弱，从而导致国内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趋于恶化。到1968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已达192亿美元；1971年贸易赤字为200亿美元。
日美经济实力和地位的升降变化，直接影响到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战后，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日本对美贸易经常处于逆差状态。但是从1965年开始，日本对美贸易逆差局面得以扭转，出现了1亿美元的顺差。其后，日本顺差幅度不断增大，到1971年增至25亿美元。于是，从60年代初开始，美国就一再要求日本实现贸易自由化，开放许多产品的市场。日本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难以满足美国的需要。这迫使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日本的电器、汽车等产品加征“反倾销税”及“进口附加税”。而日本则针锋相对，对美国的化工产品和农产品等加征进口税。两国间贸易磨擦越来越剧烈，经济关系趋于紧张，以至于美国商业传媒在60年代末创造出了一个术语——“日本会社”，用以概括日本政府和工业界串通一气促进出口，并对外来竞争关闭国内市场的做法。特别是始于1969年、持续了两年的日美纺织品大战，成为刚刚上台的尼克松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冲绳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1945年6月的冲绳战役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将包括冲绳在内的北纬30度线以南诸岛，从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占领统治区域划出，置于美军的实际上的直接统治之下。1951年签订的《对日和约》中，北纬29度线以南诸岛被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并以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美国承认日本对上述区域拥有“潜在主权”。这样，上述区域与日本本土实际分离。所以，所谓“归还冲绳问题”，严格说来是以冲绳为中心的区域（包括整个琉球和小笠原诸岛）的领土施政权归还问题。
随着冷战形势的展开，琉球群岛以及小笠原群岛的军事战略价值进一步提高。冲绳是美国在远东的最重要的军事基地。美国在冲绳共建有120多处军事设施，其中嘉手纳空军基地是世界最大的空军基地之一。从50年代开始，冲绳人民就掀起了反对基地、要求回归祖国的斗争。整个60年代，归还冲绳成为日本人民斗争的重要目标。从1969年开始，4月28日被定为“冲绳日”，每年这一天，全国各地均举行要求归还冲绳的集会游行。正是迫于民众的压力，佐藤政府将实现归还冲绳摆在了其施政方针的首要位置。佐藤本人曾于1965和1967年两次赴美，与约翰逊政府商讨归还冲绳问题。1968年4月5日，日美双方签订了《日美关于南方诸岛及其它岛屿的协定》，美国将“南方诸岛及其它岛屿”，（即孀妇岩岛以南，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硫黄列岛、冲这鸟岛和南鸟岛）归还日本。5月24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予以批准。小笠原群岛等岛屿的归还，为最后解决冲绳归还问题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