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主要考虑是巩固政权并尽快恢复被战争所破坏的经济。为了集中财力用于经济恢复和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0年2月正式决定，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整编，计划将总人数压缩到400万人。6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150万人的决定。这表明中国政府对朝鲜战争并没有任何准备。然而，朝鲜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打断了中国原来的缩编军队的计划。
美国出兵朝鲜后，中国政府一方面谴责、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共领导人认为，朝鲜战争有可能长期化，美国甚至会直接威胁中国大陆的安全。7月7日和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问题。根据会议的讨论，中央军委于7月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当时分布在广东、广西、上海、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地执行生产、剿匪等任务的第13兵团和第42军以及炮兵3个师等部，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开赴辽东和吉林省南部地区集结，整训备战。以后，边防军又进行了扩充。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积极呼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要求从朝鲜和台湾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然而，美国政府继续扩大战争，从8月27日起，美国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轰炸扫射中国边境城镇和乡村。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实施大规模登陆，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路，并大举向三八线推进。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9月27日，美国政府指令麦克阿瑟，美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进攻，占领整个朝鲜。28日，美军占领汉城，29日，美军全线推进三八线。
对朝鲜的事态和美空军侵入中国领空的行为，中国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向美国发出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让他转达中国政府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略军队必须撤退”。然而，美国方面却将周恩来的警告看成是对联合国的恫吓，坚持认为，中国不会插手解决朝鲜问题，不敢同组织有序的美国三军进行较量。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美国继续扩大对朝鲜的侵略。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7日，美军也大举越过三八线北进。同一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所谓“统一朝鲜”的决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处境危急，中国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当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和外相朴宪永向毛泽东发出了“给以特别援助”的请求。10月上旬，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深入地分析形势，研究出兵参战的问题。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各方面的困难，军队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同现代化的美军相比差距甚大。但是毛泽东强调了不出兵所带来的危害。他指出：我们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困难，但是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不给予回击。如果“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接着他又指出了出兵的有利方面：“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最后得出结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随后，中央政治局经过慎重分析研究，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作战。10月8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及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同日，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将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开赴朝鲜。
有的学者认为，早在1950年8月，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一个月前，毛泽东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就已倾向于出兵朝鲜，并且已经为出兵做了准备。而且，当时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出兵的主要动机并非保卫中朝边境的安全，而是为了要通过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而取得一个辉煌的胜利。
不管怎样，中美在朝鲜开始了为期近三年的热战。整个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5月21日，中朝部队发动了5次战役，共歼“联合国军”23万余人，迫使其退回三八线，遏止了其攻势，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疆土，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争形势。第二阶段从1951年5月21日至1951年7月10日。“联合国军”退回到三八线附近后，不断对志愿军发动攻势。志愿军在打退“联合国军”的攻势后，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战场上构筑“坑道工事”，在朝鲜半岛上从东海岸至西海岸建一道坚固的“地下长城”。战争处于僵持状态。第三阶段从1951年7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战场上相持，在谈判桌上对阵，边打边谈，谈打相互作用。
三年战争的结果，是以谈判结束战争，南北朝鲜仍以三八线为界。可以说，中美在这次较量中是打了个平手，各有所失，也各有所得，双方都是赢家，也都是输家。美国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共投入54万人，占美国当时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1/2，直接战费达200多亿美元。中朝部队共歼敌109万人，其中美军39.7万人；击落击伤敌机12000多架；击沉击伤敌舰艇560多艘；击毁击伤敌坦克3000多辆。美国的兵力和物质损失为太平洋战争损失的2.3倍。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严重地降低了美国在欧洲分散苏联军事力量的能力”。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讲，其战略重点在欧洲，而在东亚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无疑减弱了其在欧洲同苏联抗衡的能力。此外，战争也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从朝鲜战争始，美国开始由巅峰状态下跌。难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玛·布莱德雷将军在1951年4月时说，扩大朝鲜战争“将使我们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不过，美国通过朝鲜战争毕竟保住了南朝鲜，使其不被共产党统治。更进一步说，就如美国决策者当初所设想的那样，朝鲜战争遏止住了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美国卷入朝鲜战争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中国志愿军减员36.6万人，战费开支62.5亿元人民币。战争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权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保卫了中国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战争还使中国认识到了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在中国决策出兵前，斯大林曾估计中国不敢出兵，提出要金日成放弃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防卫，率领残部退到中国东北或苏联远东组织流亡政府。在中国决定出兵后，苏联又不肯向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当美国在决定是否大举出兵干涉朝鲜战争、担心出兵会引起苏联的干涉而同苏联交涉时，苏方的答复是“苏联持不干涉原则”，从而使美国可以放心大胆地在朝鲜半岛进行战争。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利益相当有限，他宁可放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让美国成为苏联的邻国，也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朝鲜战争后，中国开始积极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1950年1月下旬，美国在联合国提出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得以通过。5月18日，联大又通过了美国的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提案。最多时有45个国家参加了对中国的禁运。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战争使中美之间的敌对加深。战争中，中美两国军队直接交锋，甚至美国曾一度考虑使用原子弹，只是由于英国等盟国的反对，才使美国放弃这一打算。朝鲜战争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创伤是难以治愈的，直到今天，华盛顿国会山前的“韩战纪念碑”仍然促使美国人产生敌视中国的情感。此外，朝鲜战争还促使台湾问题复杂化，使中国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
二、两次台海危机：美国险些扣动核扳机
经过两年多的打打谈谈，《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在此前后，国际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52年2月，西欧各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1953年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了“第三地带论”，显示出印度要实行一种不加入美、苏两大阵营任何一方的和平外交路线；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开始展开积极的和平外交；同年5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举行以英、美、苏为中心的大国首脑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了反对党工党的支持；1954年7月，日内瓦协定签署，协定保证印度支那三国各自的独立、统一与和平；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同年7月，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谈，通过协商，表达了不进行战争的热情，产生了“日内瓦精神”。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世界人民和各国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希望世界有一个和平的局面，预示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即将来临。然而，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中美关系不但未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而缓和，反而两次出现危机，走到军事冲突的边缘。
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是中国的领土。1895年，日本强迫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给日本。《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两个具有国际法效力的重要国际协议都明确指出，台湾是“日本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应该归还中国。应该说，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法律地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在1945年10月25日，随着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安藤得吉向中国方面投降，台湾和澎湖列岛在事实上也恢复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蒋介石集团在内战中失败后才能退踞台湾。也正因为这样，自从蒋介石集团退踞台湾时起，中国方面就提出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任务，并一度准备渡海作战。毛泽东曾设想在1950年夏攻下台湾。应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继续。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就已考虑到了台湾问题的存在。为了防止有的国家试图制造台湾与大陆分离，形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他们提出了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两条原则：一是这些国家必须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二是在建交前须互派代表进行谈判，然后依商谈结果再定是否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署国之一，应该说它是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杜鲁门曾发表声明，确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有关台湾的条款，并表示不准备给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然而，仅数月后，美国政府就改变了对台湾的政策。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于是，台湾问题由中国国内的争端演变成中美之间的严重争端。美国的直接介入，使中国方面推迟了攻取台湾的计划。
然而，中国收回台湾的决心并未改变。就在杜鲁门发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命令后的第三天，6月30日，中共中央向军方传达了新的方针，指明我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谴责美国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拖。”
1952年11月美国大选，共和党获胜，不仅夺取总统职位，二战名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34任总统，而且在国会参众两院都赢得多数。在大选中，共和党集中攻击民主党三个方面的问题：朝鲜战争处置不当；反对共产主义不力；贪污腐化。三个问题中，两个与中国有关。其中公众最关心的是怎样能尽早结束朝鲜战争。因此，共和党打出了要“尽早结束朝鲜战争”的旗号，打动了绝大多数选民的心，赢得许多选票。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在结束朝鲜战争问题上采取了一些较为积极的行动，恢复了停战谈判并在谈判中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不过，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在外交上历来是强硬派，更加顽固地奉行“反共产主义”。在促使朝鲜停战问题上，艾森豪威尔起初也想通过扩大战争对中朝施加压力，甚至还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只是由于美国的盟国的强烈反对，再加国内公众舆论及一些民主党议员的抨击，才使扩大战争没有成为现实。
在整个外交政策上，共和党认为民主党反对共产主义不力，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了比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还强硬的政策方针，即“大规模报复战略”。该项政策的含义就是：今后无论来自共产主义集团的“侵略行动”发生在哪里，美国巨大的报复力量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或中国的心脏地区。在这个大方针的指导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较杜鲁门政府强硬，更加强调孤立中国。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发表了第一个国情咨文，宣布撤销杜鲁门政府在1950年7月19日国情咨文中所宣布的台湾“中立化”的决定。他宣称，“中立化”的决定“实际上就是要美国海军充当共产党中国的防御部队”，因此他下令“不要再使用第七舰队来屏障共产党中国”。这就是“放蒋出笼”的政策。艾森豪威尔命令的用意是，放开国民党的军队，“使他们对共产党大陆可以按照他们的愿望采取任何行动”，同时第七舰队将保证台湾“在共产党进攻下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