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决策者已经完成了遏制中国的政策的制订，朝鲜战争无非是为美国贯彻这个政策提供了机会。促使美国制订遏制中国政策的关键因素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该条约的签订表明中国已经成为“苏联扩张的工具”，要想有效地遏制苏联，就必须同时遏制共产党中国。苏联是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最主要敌人。这一点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把它说成是“国际侵略”，而不认为它是朝鲜内战。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杜鲁门政府继续把苏联而不是中国看成是在亚洲的主要敌人。艾奇逊说：“（共产党）在朝鲜的一切行动都是莫斯科鼓动的”。美国政府官员认为，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行事。
美国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有很大偏差。新中国虽然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并同苏联结盟，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就失去了战略上的独立性。1949年7月，即中共宣布“一边倒”方针后不久，陈铭枢交给司徒雷登一份备忘录，概括了他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其中强调了这样一点：“‘一边倒’绝对不能被误解为是依附于他人的表示。用这种方式来理解此说法将是一种侮辱。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就我们的民族独立而言，决不存在依附于他人的问题。”其实，美国决策层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看到了新中国对苏联的独立性，只是受后来事态发展的影响，这种看法未能持久。
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推行遏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俄国“十月革命”后，在美国形成了“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是出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对立，也是根植于美国所特有社会文化。苏俄政权一建立，在美国国内就出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红色大恐怖”，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奉行反苏反共的政策，拒绝承认苏俄政权，甚至参与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这种态度与对待俄国二月革命后产生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直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执政，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美国才正式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而另一个资本主义大国英国则早已于1924年就同苏联建交。在反对共产主义上，美国比其它资本主义大国都更加执著。
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当年对待俄国两个政权的态度的模式又被完全照搬到中国。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美国积极扶持国民党政权，希望中国作为亲美的大国和亚洲警察而崛起。影响美国对华采取这种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指望中国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人想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模式来改造中国。内战爆发前，赫尔利调停和马歇尔使华，都宣称其目的是通过建立联合政府促进中国的民主。不少美国官员都有某种程度上将国共两党之争同美国的两党政治相类比，并期望中国的两大政党也能以美国的政府模式互相制衡。应当肯定，美国的这种愿望是真实的。从美国的全球利益角度讲，自由民主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特别是能在国际斗争中站在美国一方。尽管美国决策层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情，但是在他们看来，蒋介石政权还是比共产党要好一些。苏联的榜样已使美国人看到，共产主义是“自由民主”的死敌，如果共产党在中国掌权，“民主化”的理想就会更加难以实现。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构成美国在内战中采取扶蒋反共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从美苏冷战的现实和美国全球战略利益角度考虑，无论什么力量在中国掌权，美国都不应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当时美国决策层也提出了要将促进中苏之间的分裂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的主张。然而，意识形态的对抗促使美国决策者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而敌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种敌视政策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埃德蒙·柯乐布表示：“现在是对共产党人采取积极态度的时候了。我们应当向他们表明，我们无意干涉内战，准备同他们在相互满意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关系，同时希望和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国务院内也有不少远东事务问题专家赞同及早同中共打交道，以免失去机会。尤其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英国也在积极酝酿承认新中国问题，认为这样既能保持在华的经济利益，帮助维护英国在香港的地位，还有助于防止中国与苏联结盟。然而，美国决策者对上述建议持消极态度。早在1949年1月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总统就明确表示：“我们的立场是不跟任何共产党政权打交道。”这种观点得到一大批内阁成员的同意，并成为整个1949年的对华政策基本原则。5月份，艾奇逊连连电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指示：“我们应当强烈反对对中共政权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艾奇逊还提出了承认中国新政权的三个条件：它在事实上控制着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它有能力并且愿意承担其国际义务；它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1949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天后，杜鲁门指示国务院：“我们不应过急地承认这个政权，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之前曾等待了12年。”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鉴于中共“并未保证履行其国际义务”，美国对此新政权不予承认。随着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美国更加强化了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
当时的客观环境也促使美国政府执著地坚持“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高潮，一些亚洲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强化了早已存在的对共产主义威胁的认识，使美国政府更加感到“多米诺”现象在亚洲就要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出现了所谓的“红色恐怖”，国内政治极度右倾化，出现了象麦卡锡主义这样的极端的反共主义思潮。这使得属于美国政治“左”翼的民主党不敢在外交上有任何“亲”共产党政权的举动，以免被共和党和极右势力抓住把柄。
关于意识形态在中美敌对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著名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战后的年月里，当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时，我们对于苏联扩张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口是心非和残酷无情愈来愈感到惊惶不安。由于中美两国日常生活的经验不断产生分歧，共产主义似乎愈来愈成为一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和另一国人民的死敌。”
美国对新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受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天定命运”观的作用。早在19世纪中叶，在美国就形成了“天定命运”的观念，即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天定命运”应该领导世界。二战中美国的实力急剧膨胀，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所有的大国中，只有美国未受重创，反而因参战而取得空前的实力地位。这使“天定命运”、“美国万能”的意识得到强化，就如美国副国务卿莱维特所说的：“只要这个国家想做，实际上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美国领导世界”在战后初期是一句十分流行的口号。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就任总统后就声称：“天命已将领导自由世界的大任降于我国”。然而，这种“美国伟大”、“美国万能”的观念首先就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挑战。美国想把中国改造成符合它的利益的设想，以及一系列为此目的服务的政策，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号角声中化为泡影。美国难以接受这一现实。
“天定命运”观念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就是美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即美国人都来自于优秀的种族，应该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这种种族优越感也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决策者们心目中，中国是一个政治、军事、经济上都落后的民族，它过去得到过美国的援助，将来仍需要美国的匡助。这种心理倾向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将过去美国的对华政策过于美化，似乎一切都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都是为了帮助、拯救中国人民。而中国共产党却完全否认这些。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评述了百余年的中美关系，试图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辩解。新华社于8月12日到9月16日连续发表了六篇评论，针锋相对地抨击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种尖锐对立的态度促进了双方互相敌对的情绪。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不仅不抱感激之情，反而还怀疑其动机，更增强了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偏见。另一方面，美国人过高地估计美国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固执地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有依赖性，没有美国的帮助，新中国将一事无成。美国官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要“以任何持久的方式”克服巨大的经济困难，就必须仰仗外援，但是所需外援的大部分不可能取自苏联，因此中国新政权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求美国的帮助。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根本不承认这一点。周恩来曾通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陈铭枢向司徒雷登转答意见说：“（司徒雷登）说中国依赖美国经济，而美国不依赖中国，他完全错了。……我不依赖你，是你依赖我。”可见，美国人种族优越感降低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力。
在美国，还一种文化心理因素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这就是反对激进革命。美国是靠革命而立国的国家，但是美国人却将美国革命的模式当成是最好模式，希望别的国家在搞革命时都学它的样子，而对比较激进的革命则本能地采取敌视态度，比如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论是美国政治中的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不承认激烈的社会革命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共产党所主张并从事的暴力革命采取反对态度。在美国决策者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是一成不变的，无可逆转的；而右翼军事独裁则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美国最终可以依靠其军事保护的接受者。但是一个国家一旦走向共产主义，那么一切渐变的希望都落空了”。这种认识正是美国宁愿支持一个明知是非常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也不愿支持共产党的重要思想基础。
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个心理因素，是美国自恃自己强大，并认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个经济极端落后、政治动荡不安的弱国。这种蔑视新中国的力量和潜能的心态使得杜鲁门政府看不到尊重新中国的必要性，从而肆无忌惮地与之敌对，无视它的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和朝鲜战争中。
当然，影响美国采取与新中国敌对政策的最主要因素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在美苏冷战的大格局下，只要新中国举着共产主义的旗帜并与苏联站在一起，美国就会与中国敌对，实行遏制政策。遏制中国实际上是冷战的延伸。
三、“一边倒”：日本无可选择
新中国成立时，日本处在美国的占领状态下，日本在外交上被迫就范，采取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对日本来说，它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选择的权利。
1945年7月26日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的《波茨坦公告》，阐明了战后对日问题处理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有：解除日本的武装，严惩战争罪犯，肃清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尊重日本人民的基本权利，实现日本的民主化，以使其走上独立、民主、和平的道路；清除日本战争工业；日本必须支付赔偿；取消日本的殖民地，归还被日本掠夺的亚洲各国的领土；对日作战的同盟国家必须共同缔结对日和约，不得单独对日媾和；盟国对日本实行占领。
然而，美国从其全球战略考虑，早就确立了独占日本这个亚洲唯一的工业国的方针。为了掌握对日的主导权，美国于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杀伤近40万和平居民。《波茨坦公告》发表时，苏联尚未在上面签字，因此日本认为在法律上日苏仍保持中立状态。可是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两天后，8月8日，苏联就对日本宣战，随后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这也体现出苏联想同美国争夺对日主导权的意图。苏军进入中国东北，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8月9日，美国在长崎又投下一颗原子弹。次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分别向中、苏、美、英发出乞降照会；8月14日，天皇发布《终战诏书》，15日，通过“玉音广播”向全国发表。至此，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对日作战的形势有利于美国，客观上给美国把持对日主导权，进而独占日本创造了良好条件。8月11日，当苏联提出由美苏分任占领军总司令的要求时，美国断然予以拒绝。8月13日，美国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盟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8月14日，杜鲁门总统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划分日军向盟国的各受降区域。日本本土及邻近各岛屿、朝鲜的北纬38度线以南地区、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日本军队，向太平洋美国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鉴于斯大林要求明确将千岛群岛和北海道留萌—钏路两军港一线以北划归苏联管辖区域，杜鲁门同意将中国东北、朝鲜的38度线以北地区、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划归苏联远东军受降区域，但是拒绝了苏联的对北海道分割占领的要求。从8月28日到10月初，美国大致完成了对日占领。占领军主要由美国太平洋第6、第8军，第3、第5舰队和太平洋空军组成。因此，盟军的占领实际上是美军的单独占领。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的代表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自此，日本天皇及政府的统治权力就从属于盟军总司令部。9月6日，驻日盟军总部从横滨迁至东京。日本开始了战后长达七年的军事占领时期。
虽然盟军总司令在形式上代表联合国实行占领，但实际上美国在政治、军事上都有对日本的绝对支配权。“盟总”在政治上直接对美国总统负责，而并不对其它盟国负责；在军事上，“盟总”的上级机关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31日美国政府确定的《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中，就已明确表示，“在主要盟国中发生意见不一致时，要服从美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