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布莱尔选择了读法律，尽管他本人想读历史。法律是个学起来很乏味的专业，因为它涉及大量死记硬背的东西，一点也不能为智慧自由奔放提供机会。他选择了圣约翰学院却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这是一个清一色的男子学院，一个相当麻木和保守的地方。而他哥哥所去的白利欧德学院却是更进步、更激进的学院之一。布莱尔在学院里肯定是惹人注目的。他的一个同时代人大卫·查特说：“他看起来与众不同。他不喜欢干破坏性的事情。他是活泼可爱的。”尽管蓄着长发，穿着令人难以容忍的衣服，但他仍然是一个谨慎的反叛者。他喜欢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不去冒犯别人。
布莱尔参加了圣约翰学院的射箭俱乐部。其实该俱乐部和射箭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是个聚餐俱乐部，不过却是牛津最古老的聚餐俱乐部。它的主要职能是召集聚会，特别是在夏季。有时会员们哼着小调绕圣约翰的公园走。这只不过一种淘气行为。会员们有时还都戴着硬草帽、穿着夹克衫。会员都是男性，妇女只是在“女士日”时被允许作为客人参加活动。
在第一学年中，布莱尔常常同苏意·帕森斯小姐一起出去玩。帕森斯小姐被认为是牛津最美的女孩之一，她与布莱尔的朋友安吉·亨特一起在圣克莱尔学院读书。据布莱尔的一个朋友讲，他在牛津期间还有几个女朋友，而且常常被更多人的追求。
不过布莱尔是相当敏感的年轻人，他从来不与性问题沾边，他还决心戒绝“毒品”，在摇滚乐中严肃起来。他在“丑陋的流言”乐队中表现突出，他有副真正的好嗓子，非常高而有力，特别是他知道所有的歌词。更令乐队中其他人佩服的是，他有着高超的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有一次演出中，鼓突然出了毛病，节奏乱了起来，队员们都有些惊慌失措，呆住了；观众们不知怎么回事，焦急地望着队员们，队员们也望着观众。恰好这时，布莱尔站了出来，巧妙地处理了这种窘况。他抓过麦克风对观众说：“我们是‘丑陋的流言’，希望你们过得愉快。我们现在是在××地演出，由一个爵士联盟和一个弦乐四重奏队资助。欢迎你们来！你们过得愉快么？我在台上听不见你们说什么。你们在基督圣体节过得好吗？”他几乎把所有搪塞的话都用上了，队员们为他能把所有这些废话聚到一起而感到惊呀。他们趁机在后台忙来忙去，将鼓修好。
应付类似这样的场面几乎成了布莱尔的专利。在后台对付诘难者；在前台打发那些带着贝雷帽的学生歌迷们；与那些如潮水般拥在台下的穿着印花服装的姑娘们周旋，而这些姑娘95％都叫阿曼达（布莱尔最近的一个女朋友就叫阿曼达）。乐队的人都认为，这个小伙子是真正有幽默感、迷人、有魅力的。一个叫艾伦的乐队队员回忆说：“我能记得，他站在后排，拿着我的低音吉它……我看着他，想到：‘我们这里有一个不平凡的少年爱神领衔歌手。这家伙将去向何方？’”
除了参加摇滚乐演出外，布莱尔还参加演一些滑稽时事讽刺喜剧和小品。为了演出这些剧，他还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这些剧都创作于30年代，剧中的角色都不是留长发，所以他要把头发剪短才行，而他又不愿意那样做，最后达成妥协，他在登台时必须把头发扣在帽子底下。
在牛津，托尼·布莱尔的另一面却不大为其他摇滚乐队成员和那些歌迷所了解，这就是他对道德与宗教问题的探索。与在费蒂斯公学时不同，他虽然还是个反叛者，但已不是表现为对一切都发出疑问，而是要探寻出一条反传统的路来。除了演出外，布莱尔的绝大多数业余时间都是在学院外度过的，主要是在酒吧和其他学院的聚会中。他参加了许多社会团体，而且在其中努力工作。他读了大量的书，而且对法律系学生来说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他对政治思想非常感兴趣，读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从里查德·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到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与圣约翰学院的少数对政治和宗教感兴趣的人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个非正式的志同道合者的小集团却是以一个澳大利亚的成年学生为核心的，他叫彼得·汤姆森。布莱尔说他是“迷惑人的”和“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布莱尔是通过另一个正在读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澳大利亚人杰弗·盖洛普结识汤姆森的。布莱尔与盖洛普一起在一个叫“圣约翰演员”的团体中编写并制作小品，在第二学年开始时，布莱尔制作了一个小品，盖洛普在里面扮演一个澳大利亚乡下佬。后来，盖洛普介绍布莱尔与汤姆森相识。汤姆森那时36岁，正在圣约翰读神学，是澳大利亚一个圣公会教堂的牧师。
这个“非常紧密的朋友团体”的引力中心就是汤姆森的“巨大热情”以及咖啡和香烟。这个团体中的学生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指点江山，即将他们的理论观点武断地发表出来。一般一周聚会两到三次，汤姆森圈子中的各种人物都将到场，通常是在他的房间里，高淡阔论一直到深夜。这个小团体中的人有杰弗·盖洛普、马克·佩里、大卫·加德纳（后来是《金融时报》住布鲁塞尔的通讯员）、奥拉亚·奥突纳（乌干达难民，后来在1984－85年当过乌干达外交部长和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和安卧尔·维拉尼（印度研究生）。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对英国传统教育制度不满，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口头革命派，只不过是在摇滚乐和射箭俱乐部中造反而已。
团体中的盖洛普和汤姆森两人是很“政治化”的人。盖洛普是“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的成员，是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自己说他是“左翼的非常活跃的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路线”；汤姆森是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加德纳说：“我认为我恰好属于工党左翼”；马克·佩里对政治和宗教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是“反成规的自由左翼分子”。汤姆森的神学是广泛的、反传统的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只有奥突纳是英国低教会派的基督徒。在来到牛津时，布莱尔的宗教信仰是有名无实的，他的政治立场也未形成。卷入汤姆森圈子的讨论使他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汤姆森他们经常反复讨论的有三个内容很宽泛的题目：神学与政治的关系；改革或革命；社会的概念。这最后一个论题引发于汤姆森对一个苏格兰哲学家的推崇，他叫约翰·麦克马瑞，汤姆森在神学院时读过他的作品，他对布莱尔的思想形成也影响很大。布莱尔说过：“如果你要真正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你必须看一看一个叫约翰·麦克马瑞的人，全在那儿。”
从某种意义上说，布莱尔的社会观念直接源出于麦克马瑞。麦克马瑞被认为是30年代英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家之一，曾在伦敦大学当哲学教授。由于他的语言清晰，很受大众的喜爱，经常定期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台上发表讲话。但是当他移居到爱丁堡后，就逐渐销声匿迹了，到二战时，几乎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
汤姆森对麦克马瑞非常推崇，认为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汤姆森说：“他探讨共同体这个概念。他曾说，人类存在最崇高的境界是友谊。应该用它来取代那种‘如果你为我做这，我将为你做那’的交易关系的观念。我们应该发展这样一种共同体意识，在那里，人们为相互的福利而承担义务。”
麦克马瑞把他的哲学目标定为向现代哲学的出发点挑战。现代哲学认为人首先是个体的，然后他或她才选择如何与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建立关系。麦克马瑞坚持人只有在同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存在。实际上，他的“以他人为中心”的观念不是对现代哲学的挑战，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个人应当是自由的，可以做任何他想干的事，只要他们不伤害他人。麦克马瑞认为，这种观点是从一个不真实的假设出发，因为它假定人们存在于真空之中，而且只有在他们选择这样做时才会侵害他人的利益。
麦克马瑞认为，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人的个性是通过他们在家庭和共同体中的关系而形成的。布莱尔在1993年发挥了麦克马瑞的这个观点，他说：“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并不失去我们的个性；通过那些关系，我们至少部分地获得我们的个性。”在麦克马瑞的观念中，哲学应该以作为社会缩影的家庭为起点。
麦克马瑞的哲学正好把亚当·斯密的“社会与自爱是一致”的观点颠倒了过来。斯密认为，如果我们追求我们的自我利益，我们会使共同体受益。而麦克马瑞则认为，通过追求共同体利益，我们会使共同体中的个人受益，包括我们自己。
实际上，麦克马瑞的学说并不是最早向西方的传统自由主义挑战的哲学。本世纪的一批英国伦理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如T.H.格林和L.T.霍布豪斯，也相信利他主义是自我利益的最高形式。霍布豪斯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男人和女人的特征应该这样形成——他们象为自己那样来为他人认真而勤奋地工作。
麦克马瑞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把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对自由主义批判联系起来。这种自由主义后来实际上为保守党人所继承。所以确切地说，麦克马瑞的哲学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对自由主义保守党人的批判的结合物。这种哲学构成了后来布莱尔的与众不同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布莱尔说：“自从我读过麦克马瑞的书之后，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是他的书仍然摆在我的书架上。我同意他是有影响的，甚至是非常有影响的。这种影响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一般概念上。”麦克马瑞的“以他人为中心”的哲学使布莱尔的政治哲学思想定下形来。布莱尔认为，麦克马瑞的哲学“对我似乎是人类状况的切合实际的解释。在基督教哲学理论和中左政治之间似乎存在一致性。在那时，我虽然还没有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但它们一直对我有影响。它们是使人成型的影响。”
麦克马瑞在30年代时曾研究并翻译过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他写道：“社会越多地接近于家庭模式，就越以共同体的形式来实现，或者象马克思所说的，就越接近一个‘直正的人类社会’。然而，在被早期马克思影响时，麦克马瑞却拒绝马克思晚期的思想，特别是有关攻击宗教的论述。
麦克马瑞在宗教上造诣很深，尽管他直到很晚才正式加入教会。他的普遍共同体的幻想从根本上说是宗教性的。到了他的晚年，他更强调宗教在改造世界上的作用，而认为政治不是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方式。但是他的这种思想没有对布莱尔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