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媒介怎样评论布莱尔在这次领袖竞选中的表现和他未来的前途，他毕竟没有成为金诺克的接班人。情愿的也好，不情愿的也好；应该的也好，不应该的也好，他必须在史密斯的手下做事。他还需要韬光养晦。不过在影子内阁的安排上，他还是如愿以偿。在史密斯当选为领袖5天后，进行了影子内阁的选举，布朗和布莱尔以第一和第二名进入影子内阁。布朗被安排为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布莱尔为内政大臣。现代派得到了一定的补偿。
1992年7月，在影子内阁重新改组期间，布莱尔与他的导师罗伊·哈特斯利进行了磋商。哈特斯利是即将离任的副领袖兼影子内阁内政大臣，他后来说：“布莱尔来同我商量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因为他很想做内政事务工作。我告诉他担任此职。在政府里，内政事务是个糟透了的工作，而作为反对党，那可是个相当不错的职位。在反对党一方，你所想的就是大量的议会工作。作为反对党，你所需要的就是获得一种资历，即当过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在政府里，你每天都担心某人从监狱中逃跑，而在反对党中，你总是希望有人将会从监狱中脱逃，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抱怨政府了。”布莱尔听从了导师的意见。不过当时也别无选择。最令人向往的影子财政大臣的职务很显然将由布朗承担。布莱尔在某种程度上对影子外交大臣感兴趣，但他不是国际政治家，虽然他对美国、澳大利亚及欧洲大陆的政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哈特斯利的建议是对的，在影子内阁中，外交大臣一职并不是什么美差，在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长时间过程中，影子外交大臣不得不与执政党保持一致，而影子内政大臣则可以紧盯着执政党的一举一动，寻找政治机遇。两年的影子内政大臣经历使布莱尔受益匪浅，在1994年工党领袖选举时，布莱尔曾对影子内阁的一位成员说：他在这两年所学到的东西相当于他过去10年所学。也正是在这两年中，布莱尔与布朗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布朗获得影子财政大臣职位是合乎逻辑的，无论是内阁还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的地位都高于其他大臣，甚至比副首相还重要。然而布朗是塞翁得马。影子财政大臣一职成了他的祸根，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直到1992年12月英镑贬值前，他还为工党坚持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而战，当英镑贬值后，他的声誉也一落千丈。布朗是冤屈的，当时，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已是大势所趋，不过许多英国人却反对这样做，就连保守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欧洲怀疑派”观点。几乎与此同时，布朗在税收问题上也犯了错误。他答应，一个工党政府不会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征税，“我们只征这样的税，如果它能增加个人的机会或为了全体利益的话。”他有些离谱了，甚至说，“如果我们能够减税，而这样做是经过慎重考虑过的，我们会的。”同时他又拒绝直接说明高收入者是否在工党政府任内得多交税。党内的人发现，布朗的税收政策甚至比他坚持依附于“马约”更让人困惑。
§§§第二节 向克林顿学习
布莱尔在影子内政大臣的职位上努力为自己创造政绩、树立形象、提高声望的同时，又在积极谋划对工党的进一步改革。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大选中一举击败现任总统布什，由一个小州长一跃而成为大总统，并使“左派”的民主党成为执政党。这件事引起了舆论界一阵轰动。布莱尔当然想得更多，他总结道：“我们得从实际出发，现实就是在以前的大选中我们输掉了多次。我认为克林顿州长的成功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那不是选民的错，党本身有某些毛病，我们确实需要去变革了。”
其实，还在美国大选进行过程中，布莱尔的两位最亲密的助手就注意到了克林顿的竞选运动。他们就是菲力普·古尔德和彼得·曼德尔森。古尔德曾在1992年大选中在幕后为工党作了很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飞到克林顿的家乡——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在克林顿竞选大本营里工作。他在美国一直呆到1992年11月3日的大选投票日，学习到了一些成功的竞选活动的经验。这次大选是自1976年吉米·卡特大选获胜后，“左翼”的民主党首次取得的大选胜利。
古尔德取到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快速反应”。古尔德帮助克林顿竞选班子的头詹姆斯·卡维尔策划了一次商业电视节目，在24小时之内击退了布什竞选班子的一次进攻。布什竞选班子照抄了一份英国保守党的政治广播，声称如果他们的对手获胜，那么人们就要付特别税，而且还说出了精确的数字。古尔德从工党失败的教训中知道，此种指控必须得马上予以回击。卡维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古尔德的帮助下，他们向布什的竞选班子发起了猛烈进攻。卡维尔把布什的竞选活动描述成是基于谎言和歪曲的一种进口的抄袭活动。他还说：“我们和工党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做出反应。工党从不这样做，所以失败了。”布什在1988年大选时曾许诺不增新税，但他食言了，所以他在税收问题上攻击克林顿时就显得苍白无力。民主党迅速做出反应，提醒选民，共和党在这方面没有资格说别人。
彼得·曼德尔森在1987年大选时曾与古尔德一起工作，他从克林顿的成功中吸取了另一条经验。他说：“美国人决定选择克林顿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他所许的不向人民征收难以负担的税的诺言。而且他还许诺，所征的税肯定会用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发展生产、促进繁荣。工党也能够这样做，但肯定要在税收问题上得罪人们，问题是得罪多少人，多了和少了都会导致工党的失败。”
曼德尔森间接批评了史密斯影子内阁的预算。这个预算得罪了年薪22000镑以上的人，也就是说每6个人中就要有一个人得多交一些税。而克林顿的税收计划只涉及到年薪20万美元以上的人，这些人在美国纳税人中只占1％。曼德尔森的批评起了作用，美国大选结束一周后，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布朗就悄悄地抛弃了原来的提高税收的政策，并说在长时间的衰退中这些政策是不合适的。
克林顿赢得美国选民的拥护，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以一个“新民主党”的形象来参加竞选的。因此，曼德尔森和古尔德建议布莱尔在下次竞选中以“新工党”的面目出现。布莱尔任领袖后，立即就打出了“新工党”的旗号。工党现代派从克林顿的政治策略中获益不浅。
1993年1月，布莱尔和布朗拜访了克林顿的顾问。后来成为布莱尔主要助手的鲍威尔，努力向一位美国记者解释他们来访的重大意义，说这是工党内两名最能干的政治家。为了使对方相信他，他还求助于正拍摄他们两人访问纪录片的BBC制片人汤姆·雷斯特里克。雷斯特里克表示赞同鲍威尔的观点。
布莱尔和布朗的华盛顿之行引起了一番争议，因为能从克林顿的胜利中借鉴到什么这个问题正在工党内部使现代派与传统派之间的矛盾更趋升温。传统派在影子内阁中的领导人普雷斯科特开始先发制人，他声称党内有些人已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肯定会从克林顿的胜利中得出错误的结论。他说现代派的真正目的就是“把工党转变为社会民主党，进而实行比例代表制、屈服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工会决裂。”普雷斯科特把克林顿与马约和比例代表制联系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在与工会决裂或至少是友好地分手方面，布莱尔的观点与克林顿的向“特殊利益”进攻的观点肯定是一致的。就克林顿竞选班子而言，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工会反对它。
传统派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克莱尔·肖特则更为坦率，认为现代派是一个密谋的“克林顿情结”集团，正在背叛工党最深层次的价值。他激昂地说：“工党的所谓现代派们已经被麻醉了。他们制造出关于克林顿为何获胜的神话是为了按照他们所设想的方式来改变工党。我认为他们几乎不懂工党的传统及其力量，他们根据投票记录来找出党的缺点是什么，他们乐意于割裂许多事情，但没有意识到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剩下。”克林顿最具震憾性的诺言之一就是通过在接收福利津贴上安排一个两年限制来“结束我们所熟悉的福利”。不久肖特就看到布莱尔和布朗对工党在养老金和儿童福利方面的承诺表示怀疑。这使她确信布朗对1992年工党税收政策的抛弃是在反对贫穷斗争中的一种背叛行为，因为这意味着扔掉了已说出去的要帮助穷人的诺言。她说：“我们所理解的暗示就是：抛弃穷人。看上去他们似乎在说：‘工党被看作是穷人的党，这使你不可能得到主流，抛弃穷人吧。’那将毁了这个党。象我这样的人并不想属于一个干那种勾当的党。”
与美国的一致性加强了她对现代派的怀疑，因为那是与舆论控制选举、金钱政治相联系的。布莱尔和布朗都已受到怀疑，因为他们通晓美国政治。尤其是布莱尔，还与美国有着家庭上的联系。布莱尔的岳父托尼·布斯在自己的自传《真想不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我21岁时，我告诉我的父母我要在戏院碰碰运气，我父亲跟我说，‘如果你走出这个门，就永远不要回来，我们不想同戏院打任何交道。’一个姓布斯的人在戏院中最近的一次表演是一场灾难，它使我们全家都受牵连。我祖太爷的哥哥就是刺杀林肯总统的那位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父亲。”
布莱尔自己对美国政治的了解基本来源于1986年对美国的一次访问，以及1984年对美国大选的观察。1984年他在电视上看到了罗纳德·里根被重新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后来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1984年总统选举之前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有一个人拿着竞选政纲说，‘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民主党曾对任何人说过一个“不”字？’那是对民主党的一个断然批评。他们被自利者集团所包围，所以他们从来不说‘不’。最后你感觉到，共和党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民主党只代表这个充满美妙幻想的小集团的利益。无论克林顿能否获胜，他的力量将使他摆脱那种东西。”
1984年大选之后，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一起成立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该组织是党内的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派别组织，后来成为克林顿竞选的智囊班子。它的目标之一就是向人们发出这样一个信息：民主党是一个“人民党”，这个党能反映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要抛弃党应该代表一系列利益集团的想法。同时这也表明：民主党要“对权力讲实话”。这句浮华的美国词语因克林顿在竞选活动中大力倡导而变得人人皆知。
1986年，布莱尔和布朗在访美时拜访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领导人艾尔·弗朗姆，弗朗姆向他俩解释了这个派别组织的真实目的。他说：“在‘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中，我们所想做的就是把民主党重建成为全体人谋利益的党——这才是党向上的动力。在本世纪40到50年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如果在这个国家里你想往前走，那你是一个民主党人。到了80年代，如果你想往前走，你可能看见了共和党人。我们得改变那种情况。”克林顿成功地改变了那种情况。他的竞选口号就是：代表“被遗忘的中间阶级，他们工作辛苦、按规矩行事。”在英国，布莱尔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几乎有2/3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人，实际是英国的中等收入者。他说他要报答这些“工作既辛苦，做事又出色的人。”
弗朗姆的思想来源于民主党的右翼，但是在克林顿竞选活动中，他却与民意调查人、知识分子左派斯坦利·格林伯格相互联手。他们的结合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想的两个组成部分，与英国工党内的“现代派”相似，这就是具有创造力的右派和现实主义的左派的联合。在80年代中期，格林伯格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从传统的左派中分离出来。他对密歇根州底特律郊区的麦考姆县进行了一项研究。这是个传统的“里根民主党领地”，在1980年，这些蓝领工人抛弃了卡特而选择了里根。在英国的巴西尔登，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格林伯格据此得出结论，就是民主党已经失去了同它自己人民的联系。他说，直到冷战结束后，象他和弗朗姆这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才能够在一起工作了，因为他们在核军备竞赛问题上的分歧已逐渐失去了重要性。到1992年大选时，几乎有一半人口居住在郊区，上面提到的两种人都看到了麦考姆县是民主党问题的焦点。在里根—布什时代，共和党是郊区的主导力量。
弗朗姆站在“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角度一直观察英国1992年的大选活动。他注意到，梅杰是在一个远离城市中心的一个地方开始他的竞选活动的。弗朗姆把这种地方称作“郊区五金杂货店”。同时他也注意到各界对梅杰此举的反应：“新闻界去了那里，而工党肯定会嘲笑他那样做。但是他肯定知道他在干什么。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选票。”
“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看到了它的任务就是迫使民主党与社会变革发生联系，他们把这个过程叫作“现实疗法”。该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保罗·白格拉把这个过程看得很简单。他是一位策略家，曾是卡维尔的政治事务磋商上的伙伴，还为克林顿起草演讲稿。他说：“我们得从现实出发，现实就是：以前我们输掉了多次选举。我认为克林顿州长最大的远见就是：那不是投票人的错。党肯定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异常，我们必须得进行变革。”这些正是布莱尔和布朗所要说的话。
弗朗姆谈到了税收和福利问题。他说：“我向克林顿建议，不要在他（在阿肯色）多少次提高了税率上进行辩论，而是要抓住他要结束我们所熟悉的福利这个事实。”其实税收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并不象克莱尔·肖特所担心的那样，削减税收就意味着一定要削减福利，工党削减福利的主张只是为了同保守党削减税率的作法相竞争。弗朗姆说：“在我看来，你们将不会通过辩论来使美国人民或英国人民信服：‘我们只想把税收提高到这么多而不是那么多。’你们所表明的就是你们与大多数人民，即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利益相一致，如果你那样做了，人们就会说：‘噢，他们将会明智地花掉我们的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