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工会和工党不得不在“社会宪章”和“企业只雇佣工会会员” 之间做出选择。大部分工会领导人都知道接受社会宪章已是大势所趋，但又不愿在公开场合承认这一点。布莱尔显示出了他处理困难问题的能力。在一星期之内，他说服了除全国印刷工会外的所有相关工会的领袖，排除了敌对意见。在11月6日关于社会宪章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布莱尔宣布他全部接受了这个宪章。布莱尔完全代表了工党的态度。在党派斗争中，工党是以退为进。保守党原打算利用社会宪章削弱工会，进而打击工党，它所运用的一个武器就是强调“不加入工会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这一原则。但上述原则同时就隐含着“加入工会也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工党接受了这一原则，支持社会宪章，就使自己赢得了随时可以抨击政府没有兑现它所承诺的“加入工会的权利”的权力。
全国印刷工会在接受社会宪章问题上是与布莱尔最为敌对的。布莱尔在说服各有关工会领袖的过程中，曾试图与该工会的领袖托尼·杜宾斯交谈，但杜宾斯坚持拒绝与布莱尔会晤。杜宾斯对工党在工会问题上政策的改变大为震怒，在布莱尔宣布工党接受社会宪章后的当天，他要求布莱尔到该工会主席的办公室，向他做出自我解释。布莱尔如约而至，但却被迫洗耳恭听对手单方面的大喊大叫。当时的一位在场者描述这次会面是“特别的”。然而言词激烈是杜宾斯无能为力的表现，他想为纽转局面做点什么，但已是无可奈何。
布莱尔在工会问题上的政策不仅受到象杜宾斯这样的工会领袖的攻击，还遭到工党内许多上层人物的非议。在一次布莱尔缺席的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受到了痛斥，原因是他的政策改变的方式“不民主”。在议会工党的一次会议上，布莱尔也遭到一些人的“袭击”。对他这样一位精明的影子内阁大臣来说，似乎不应该发生这种事。不过，布莱尔也有许多支持者。在影子内阁中，约翰·普雷斯科特令人惊呀地表示充分支持布莱尔。这是一个要他们俩互相尊敬的重要示意。普雷斯科特曾但任过影子内阁劳工大臣，全盘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声称自己赞成工党改变对工会的政策，认为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应该从以前附属关系转为一种建立在合法权利基础上的合作关系。这些合法权利中的一条就是“加入一个工会的权利同时就意味着不加入一个工会的权利”。普雷斯科特的助理麦克·科瑞温说：“布莱尔是仅有的一位能理解这一点的影子内阁成员。”
工党内反对布莱尔工会政策的人还是占少数。意味深长的是，许多保守党人在私下里也抱怨布莱尔。劳工大臣诺曼·福勒在这一年的12月份提出了一个劳工议案，原以为会使布莱尔陷入困境，然而他却失望地发现他的这位对手在一定范围内是自由的。布莱尔在下院对保守党议员们大加嘲笑：“他们在哪儿都穿起保守党最漂亮的衣服，把手放进魔术师的帽子里，希望拉出一只白色的、好看的、眼睛明亮的、活泼的、在现场跳跃的兔子，但相反他们却发现自己正抓着一只死狐狸。”布莱尔再次让保守党人处于困窘之地。
§§§第四节 金诺克选定的接班人
布莱尔的出色表现使他更加得到了领袖的恩宠。这时金诺克已开始倾向于让布莱尔当他的继承人。据金诺克办公室的海瑞特·哈曼女士回忆，1990年1月的一天，当布莱尔走进金诺克的办公室时，“金诺克说：‘下一届工党领袖来了。’我笑了，因为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我没觉得这话是荒唐可笑的，而是不了解他说这话是认真的——我注视着他，才感觉到他是完全认真的。”
金诺克早就慧眼识才，把布朗与布莱尔看作是未来工党领袖的人选。有一段时间也很赏识古尔德。但是在80年代末的时候，他还是更倾向于让布朗接他的班。1988年初，在刚刚经受了一个选举失败后的沮丧时期后，金诺克开玩笑地对布朗说：“你是可用的人才，工党可能需要你。”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间，布莱尔逐渐赶上了布朗，特别是布莱尔在处理工会问题上的表现，使金诺克认为他比布朗更具有工党所需要的勇敢进取精神。
其实，布莱尔很早就得到金诺克的宠爱和着意培养。古尔德——这位早期就受到领袖青睐的人——回忆道：“当我在1986、87、88年前后还是尼尔·金诺克眼中蓝眼睛的男孩时，每当影子内阁发生不是经常会有的辩论时，我就发出我想发言的信号。尼尔·金诺克几乎总是在他结束演说之前，辩论即将结束时把我带进去。他知道或者希望，正如在那种时刻通常会发生的事，我将会说一些非常有助于他的话，然后他就能扳回优势，进而结束讨论。但我注意到近些年来托尼充当了我那种角色。从90年代开始继续如此。托尼，作为被召来做这事的适宜人选，通常说些相当令人震惊的平凡的话，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力地支持了领袖。”
到了90年代，布莱尔确实进步很快，这与他的好朋友、工党另一颗新星布朗形成鲜明对照。布朗在担任影子内阁贸工大臣时却没能完成政策反思研究工作。后来在负责处理英国电讯业重新国有化这一难题时也是一再地犹豫不决，不象布莱尔那样能讯速完成任务。有一份材料透露，在金诺克的办公室，“他说：‘工会将说些什么？’金诺克办公室的人员说：‘还要我们来告诉你工会将要说的内容吗？’高登恰恰不去聚焦，不会做这事，不愿冒险，尽管工会将会反对此事。”也许，正是由于布朗过早地展露锋芒，使得人们对他期望过高。政治生活就是这样，出头过早反而变成坏事。
在布朗的威望下降之时，布莱尔已逐渐证明自己具有当领袖的才能与忠诚。金诺克后来回忆说，那时布莱尔甚至在私下里都不对他正在追随的工党的前进方向和步调表示最轻微的不满。但是当他被给予改变工党政策的机会时，他马上快速采取行动，其速度之快令人赞赏不已。布莱尔与布朗两人的政治竞赛，1990年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一直是布朗占上风。到1990年，布莱尔已经开始严肃地准备考虑当领袖的抱负，这两位工党的神童间的平衡开始打破。
就在1989年底布莱尔因处理工会问题而声望大增时，又发生了一件对他来讲是意义重大的事。工党的中央总部宣传部长彼得·曼德尔森被选为与塞奇菲尔得紧邻的哈特尔浦选区的工党候选人，该选区是工党的安全选区，只要成了工党的候选人，就不争自胜。起初，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德的密友约翰·伯顿也对哈特尔浦的席位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曾为了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德退出竞争，现在他又为了曼德尔森再次退出竞争。伯顿自己在解释他退出竞争的理由时说：“因为托尼需要彼得，他本来将会支持我，但我知道他需要彼得。我意识到彼得将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人。”
曼德尔森与布莱尔关系很密切，在他为当上候选人而努力奔波时就住在布莱尔在特里姆顿的家里。在哈特尔浦的竞争中，他轻易地取得了胜利，布莱尔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布莱尔并不是他唯一的支持者。曼德尔森一直是金诺克的一名正式的顾问，后来他又开始扮演布莱尔的顾问这一更重要的角色。得到象曼德尔森这样的工党资深的政治家的支持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到了这个时候，布莱尔已具备了大多数竞争工党最高职务的人所具有的资格：他操着标准的英格兰口音，是正宗的英国人；他有着很好的演讲和雄辩才能；他在电视采访中表现良好；他得到了下院的敬重；他通过“在说着通向权力的真理”（美国短语）已显示出某种强劲的迹象。而这又恰逢工党的日子比较好过的时候。执政的保守党正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自从1990年4月撒切尔政府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新的人头税并引起暴动以来，政府就一直不得人心。保守党内部在欧洲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内阁大臣尼尔·劳森于1989年辞职就已暴露出这种分歧已达十分尖锐的程度。保守党左翼力量的代表麦克尔·赫塞尔庭此时正加紧步伐向撒切尔夫人的领导地位发出挑战，形势能发展到何种地步还很难预测。而此时的工党已完成了政策反思，并兴奋地展望着下次选举。工党对工会法态度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和象征性的转变。
就在上述这种形势下，布莱尔获得了把工党的新政策与他自己联系起来的机会。1990年10月1日，工党在海滨城市布莱克普尔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布莱尔得以有机会在年会中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讲，这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以前虽然也在年会上演讲过，但不是站在讲台上，而是站在讲台前的地板上。这一回他做的是重点发言，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当他走向讲台时，当然有些紧张，因为大会的讲台近年来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讲台的后面是一排4个巨大的影印字——“真正人民”，倾斜着、俯临着讲台。大会的主题词是“展望未来”，这容易使人们回想起1945年的“让我们面向未来的”工党宣言。在讲台的前面，坐着一排排的工党积极分子。
布莱尔的演讲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始并进行着。演讲很快直截了当地进入了一系列意在得到掌声的政治口号式的声明中：“我们作为即将到来的工党政府将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恢复工会的权力。”他承诺工人有加入工会的权利（但忽略了维护不加入工会的权利）；承诺在关于妇女产假问题上要做得更好；承诺更严格地实施医疗制度和安全法；承诺一项最低工资制。在每一阵掌声之后，他都象在集市摊位上售卖物品一样叫着：“新的权利。”
然而，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却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掌声。他允诺在工党政府治下：“不存在走后门买卖工作，而是在前门公开地提供就业机会。没有什么工作计划可以设计出来解决失业，而只有通过教育，真正的教育。那就是工党提出的方案。”在说最后这句话时，他仰视着前方，期待着掌声。可是没有人鼓掌。他快速低头看了一下讲稿。真是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打击，他找不到现在讲到什么地方了。布莱尔突然意识到丢了一页讲稿。此时，正面对着立体声录音机的他，感到台下充满了敌意。其实，对台下的听众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演讲中的一点小小的毛病而已。布莱尔不愧具有超凡的演讲才能和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他停顿了一下，将讲稿乱堆在讲桌上，很快准备出了一段与他的演讲内容相连贯的话。“那就是它为什么如此重要，以致于我们意识到工党的教育方案是包含了一项供英国讨论的新议程的教育方案。”他的讲话又恢复了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