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最开始出现变化的是广州地区。2007年，国美举行了“国美2007空调革命”活动。活动现场，广州格力电器总经理王韦权高调现身。双方突然重新结成合作关系，让现场所有人都大感意外。
有消息称，格力空调将进入广州地区所有的国美店，像其他品牌的空调一样进行正常销售。为了证实这个消息，在场媒体记者把话筒伸向广州国美分公司总经理高集群。
高集群承认，国美与格力已经重新开始合作，双方还签订了一份价值两亿元的空调采购大单。一方面，格力空调将全面进驻国美的卖场，保证广州所有地区的国美卖场都销售格力空调；另一方面，格力最畅销的空调机型也会逐渐入驻国美卖场，价格当然是一样的。
接着，有人提出一种担忧，如果国美卖场的空调卖得好，那么会不会对格力空调专卖店的生意产生影响呢？会不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呢？格力空调的负责人却一笑置之，他们认为这只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而已，二者是不会出现冲突的。
著名家电营销顾问、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认为，格力进驻国美，双方能走在一起，是为了双赢这个共同目标，共同的利益大于彼此竞争的成分。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也认同这种“双赢”的说法，她对媒体说：“现在国美许多卖场有我们的空调，我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大家的观念一致，也是可以做的。同时我们在全国也建立了几千家专卖店，专卖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点对点，总部可以获得用户信息，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是否满意。”
就这样，两家龙头企业在三年的对峙之后，终于走到了一起。
国美是国内最大的家电连锁卖场，格力是国内最大的空调制造商，如果国美卖场里买不到格力空调，可以说是双方共同的遗憾。与其两败俱伤，不如携手共赢，这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最好的结果。
5.做懂得妥协的君子
六个人一起创业，白手起家，终于通过奋斗使公司风生水起，公司的资产总值也成为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此时，他们由于各自的发展需要“单飞”。
被人们称为“万通六君子”的六个人，犯了难。
先来看看这六个人起初是怎么聚在一起的。
“六君子”之一的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说：“没法说最初的钱哪个算股本，后来算股份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分清楚。别说没法算，那时我们连懂都不懂，又没有《公司法》，大家说事连个依据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些合伙人一开始合作的基础不是钱，而是大家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第一次界定合伙人利益关系的时候我们确定了一个原则，采用水泊梁山的模式，即‘座有序，利无别’。”
当初他们合作的时候，充满了江湖的味道。这六个人的职务虽然有差别，但利益却是平均分配的。当时，谁当董事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当比较合适。在商量之后，他们给自己分了工，由王功权担任法人代表和总经理，冯仑担任副董事长（当时董事长职务必须由投资主管单位的人担任），王启富、易小迪和刘军担任副总。1992年初，潘石屹加入公司，也成为副总。
虽然有职务区分，但这六个人的权力大小并不取决于他们的职务。公司所有的事情，都是六个人坐在一起讨论，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大家关注的是公司的利益，没有人想过权力的争夺。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人出来拿主意，王功权说他是法人代表，要承担责任，得他定。所以，到了最后，只要他定下来的事情，大家就会妥协。因此，经过六个人的同心协力，公司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后来，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就这样，新人进来了，他们这才有了真正的上下级关系。六个人的权力均等，他们的“座次”排得很模糊，但是下面的员工自觉不自觉地会“站队”，形成各式各样的派系，导致组织运行效率低下。
1993年1月18日，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企业集团，即万通集团，主要股东除“万通六君子”外还有中国华诚财务公司、海南省证券公司等法人股东，由冯仑担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这六个人在确定股权时仍采取了平均分配的办法，并成立了一个常务董事会，重大的决策还是由六个人共同来定。
但是，从1995年起，公司开始在全国扩张。六个人分布在不同的省份开展业务，再加上沟通不方便，信息不对称，彼此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比如资源分配的问题，同样做房地产，有的人说深圳好，有的人说西安好，有的人说北京好，但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兼顾；又比如发展战略上的矛盾，有的主张激进，有的主张保守……
就这样，公司的业务受到了挑战，六个人在发展战略和管理方式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在六个人都很为难的时候，他们决定，现在可以分开了。
冯仑在书中这样说：“我提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但我们的商人方式也不像现在要经过精细评估，锱铢必较，只是做了大概的分割，还是抱有传统的兄弟情谊的一种方法。走的人把股份卖给没走的人，没走的人的股份是平均增加的，把手中的某些资产交给走的人，这个模式延续下来，结果万通的股份都成我的了。”
1995年3月，王启富、潘石屹和易小迪离开万通；1998年，刘军离开；2003年，王功权离开。至此，“六君子”中只剩下冯仑。
正是因为“万通六君子”都是会妥协的君子，所以“单飞”后，他们都实现了各自的精彩。冯仑、潘石屹和易小迪成为地产界大鳄，王功权成为知名的风险投资家，王启富和刘军也在其他领域开创了一番事业。在中国的商业史上，“万通六君子”“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故事成为了一段佳话。
6.求同存异，险中求胜
1955年春，由周恩来总理担任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亚非会议。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召开。
就在亚非会议召开的前夕，“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空中爆炸，飞机上的11名中国代表团先遣人员及外国记者全部遇难。
很多人担心周总理此次出行的安全，周总理当然也知道台湾的特务正在计划谋害自己。但是接到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之后，他还是动身了。
不顾一路奔波和仍然有可能出现的危险，周总理一到万隆，就立即开始进行会前的准备工作。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亚非国家首脑们首次聚在一起召开的重要会议。当时，国际政治背景非常复杂，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均怀着寻求和平的美好愿望而来，但是在会议上，大家的意见却很不统一。
有的代表对共产主义没有充分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前途表示担忧，还有的代表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就这样，在会议上，代表们的想法各不相同，各执已见，很难达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很可能面临失败。
本来，中国代表团的书面发言已经提前印发给各国与会者，但是，周总理一看这种情况，决定在会议上进行临时发言。第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语惊四座。
周总理的话无比真诚，让各国与会代表打消了疑虑，也使各国找到了团结的基础，重新展开积极的讨论。会议期间，周总理在处理会议事务的同时，寻找一切机会结交国际友人。在会议召开的七天中，他只睡了13个小时。终于，在以周总理为首的中方代表的努力下，会议通过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了圆满成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了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也成为后来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准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