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美国生活方式？”《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如此发问。《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一把光秃秃的黑色手枪，枪口对着读者。“城市无法运转。”《费城调查者》的一个年轻的专栏作家写道，“金钱与权力只生出了人群的极度恐惧与憎恨。当有人试着告诉他们要为别人多做些事，他们不听，而是直接给他头上来一枪。”
同周，一个名为瓦莱丽·索拉娜丝的疯女人枪击了安迪·沃霍尔。三天后，谋杀肯尼迪的西尔汉·西尔汉已在拘押，詹姆斯·厄尔·雷在伦敦被捕。
这些看起来性格呆傻，却总能成功枪击大人物的孤独者是谁？杜鲁门·卡波特在NBC的“今夜秀”中说，他们头脑简单，被想要扳倒美国的阴谋家洗了脑。《时代周刊》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专家的大力协助，雷，一个记录狼籍、卑鄙廉价、容易收买的恶棍不可能走这么远。”
威廉·巴克利说：“在文明国度里，公众人物不应该是随便哪个杀手的合适目标。但过去，在文明国度里，家长也不常放任孩子随心所欲，学生也不占领学校毁坏设备，劫匪掠店、犯人纵火时警察也不会被命令袖手旁观。”
反文化记者亨特·汤普森说约翰逊辞职后，“没人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我们都知道，不管发生什么，都是‘新意识’的产物。五月时，局势很明了，新总统要么是麦卡锡，要么是肯尼迪，战争也会在圣诞结束。”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
第二场谋杀——肯尼迪遇刺的戏剧性掩盖了“今夜秀”、《新闻周刊》和其他国家媒体都没留意的另一种新意识。肯尼迪的政治野心经历了迅速的崛起和悲剧的陨落。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美国政治的未来，加州初选的共和党和肯尼迪一样凶多吉少。共和党自由人士，加州的汤姆·切尔刚刚被认定是议会呼声最大的议员之一，就在加州初选被抢走了党内提名。
切尔是共和党议会的党鞭。据估计，他61%的票给了总统，最具标志性的行为是痛骂右翼的过分行径。大人物都没把他的保守批评当回事。9次竞选，他从未失败。1962年，他的党内对手落得自取其辱，两年后，切尔与戈德华特分道扬镳，对方三人便伪造了一份宣誓词，证明切尔因性变态被捕。切尔成功地告得他们命悬一线，再次使对手抬不起头。1966年，切尔支持布朗迎击里根竞选州长。他成为党内反对埃弗雷特·德克森学校祷告修正案三人中的一个。保守派中盛传约翰·韦恩要给他下战书。加州共和党人是否够疯狂，要把18年资历的议会党鞭赶下台？问及此话，一位洛杉矶政治掮客说：“加州总产值的25%依赖于联邦政府。保守派商人都很现实，知道切尔能与议会各派权力相处融洽，也了解他应对联邦当局的手段。”
切尔知道人们对他忧心忡忡。戈德华特事件后，他的政敌控制了加州共和党。1966年，他安排尼克松做中间人，与保守派进行了一系列和平会晤。这还不够，比约翰·韦恩更棘手的挑战者拉弗蒂出现了，加州保守派对拉弗蒂爱之深切，比瓦茨的黑人爱肯尼迪更甚一筹。
拉弗蒂是路易斯安那本地人，父亲是汽车厂工人。1961年受邀为帕萨迪纳外的新区校董作演讲时，他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学校行政人员。他没有就演讲主题“加州某些小学校区的教工学生比例”大谈特谈，而是批评了一些活动家，说他们“好像把睁着眼的每分钟都用来煽动别人反对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蔑视国会委员会的权威、上街游行支持卡斯特罗……这一大群没有骨气、穷奢极欲人正是从我们的教室走出去的。他们‘调整自身融入同类’，还被灌输了竞争有害的观念。没人教他们现代民主资本主义一说，只教他们相信世界即将变得和谐一家。他们被教育成善良、民主、平和的人。”
“至于结果，”拉弗蒂说，“我们都看得到：年轻人中的败类长成了穿靴子和皮夹克、留大鬓角和鸭尾头的邋遢懒汉，以蹂躏女孩和痛打行动无能的弱者为乐。”
听众席上有人站起来吼道：“你在宣扬仇恨！”另一人跳起来反击：“他是爱国者，闭嘴听着！”如此，一个保守派英雄诞生了。
1962年，拉弗蒂赢了国家教育厅长选举。他把这个闲职变得前途无量——“为孩子讲话的游说人”。当时，一些学校图书馆正在购入美国俚语字典，有些俚语包含淫秽色彩。拉弗蒂宣称：“此类色情内容对孩子的精神危害与霍乱侵蚀身体如出一辙。”他的支持者给自由党教育委员会主席汤姆·布兰登（同时也是抨击拉弗蒂的重要一员）寄去了20000封谩骂邮件，说他“同情共党”、“同性恋”、“不宜与孩子打交道”。拉弗蒂成了国家级专栏撰稿人，将目标扩大到了未成年犯罪率、校车接送和“邻区学校的生存”，以及约翰逊的预算。接着他批评了伯克利的暴动学生，那里，教授教“四年级生做爱、吸毒、叛国”，“为了要董事们显得愚蠢可笑，就怂恿学生暴乱”。
1968年议员竞选时，他在“病态的六○年代”控告书上加了一条：年轻人胆小懦弱，拒绝参加越战。他把这一点归罪为进步教育，说它是“世纪大谎”。不久，在肯尼迪遇刺当日，他就带着后起之秀的美名，准备从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去参议院了。他收到了令人咋舌的73000美元财政捐助，达到人均13美元。
加州总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刀有双刃，一方对麦卡锡和肯尼迪的所有作为都持右翼观点。但几乎没人注意到。
尼克松注意到了。布朗克斯右翼国会议员保罗·菲诺的前助理凯文·菲利普斯，初来乍到，写了一份才华横溢的备忘录：“美国中部和崛起的共和党大众”，正在尼克松的“智囊团”中传阅。语言很新颖，但理论沿用了反西斯运动的理念：要赢得选举，必须关注人们的愤怒。他说，新政同盟就是将人们的怨气转移到了经济精英身上。拉弗蒂和里根讨人喜欢，相应地，被人痛恨的精英现在是文化上的了：高高在上、自私自利的自由党人“凭计划、点子、交流、社会动乱、偶发事件或是一时高兴来捞钱”，付出的却是“从缅因到夏威夷的所有伟大而平凡的劳伦斯·威尔克式美国人”的精神代价。
尼克松在5月16日全国广播演讲中试图给劳伦斯·威尔克式大众一个名字和高尚的出发点。威廉·萨菲尔很乐意从自由党人那里剽窃政策。保罗·道格拉斯曾用“沉默中心”的标签来定义这些百万之众，他们经济上受人掌控，掌控者却鲜少屈尊关心他们的待遇问题。尼克松将“沉默中心”描述为“处在美国政界关注中心、不示威、不纠察也不高声反抗的百万人民”。别人高声反抗，而你只是沉默。别人说出自己的美德，你只是有道德地活着。这样，尼克松通过制造羞辱体验获得了政治资本：你不得不为自己不证自明的美德声辩时，却发现自己无言以对，因为那些美德本身无法言明。这使人感到羞辱。尼克松说：“许多沉默的美国人已开始投身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问题中。沉默中心已变成新同盟的一部分，已将同盟从小众转化为大众。”
“沉默的大多数”也在一部新片中得到展示。影片中，一位黑人特种部队军官解释了越共策略：终结文明领导、折磨无辜儿童。一个妇女起立问：“警官，我们没在报纸上看过这种报道。”一个牛头犬长相的警官回答了她：“女士，那是给你看的报纸。你没读到的东西多着呢。”这部《绿色贝雷帽》制作过程中得到了五角大楼的许多帮助，成为讲述越战的第一部电影，其重要主题就是“发言者与沉默者”。
《纽约时报》影评人勒纳特·奥德说《绿色贝雷帽》“卑鄙荒唐”。她的评论成了尼克松友人斯特罗姆·瑟蒙德在参议院里攻击的对象。“我还没机会看这部片子，”他慢吞吞道，“但读完上周的影评之后，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最好的电影之一……这不禁让我怀疑，对一部赞颂美国的爱国影片，《纽约时报》现在的评论标准到底是什么。”
纽约，《绿色贝雷帽》在百老汇的2000人影院上映。影院外挤满了抗议者，他们举着越南国旗和写着“约翰·韦恩靠边站”和“绿色贝雷帽，法西斯恐怖传奇”的牌子。武装警察看守着影院。一个街区外的影院，播放着《纽约时报》评为“年度最佳影片”的《风卷残云》。它讲述了一个摇滚明星组织运动，将选民年龄降到了15岁，当选美国总统后，将30岁以上的所有人送到集中营，强迫服用迷幻药。
结果是：暴乱分子和爱国人士花了不少钱，选择观看被禁言和羞辱的一边。
双方并不对等。只有一方有权利把另一方扔进监狱。
本杰明·斯波克医生多年前就注意到，不管他在哪里讲话，都会有一些戴宽边帽的人在台下记录。《国家》杂志指出：“一个斯波克对战争的危险性比1000个征兵卡制造人还大。”1968年1月，五角大楼抗议之前，斯波克和签了反征兵请愿书的其他四人被指控密谋扰乱征兵法。“波士顿5人”审判开始时，尼克松在向正直人社宣扬他们在新大众中的地位，73000加州人在给拉弗蒂投票。审判证明，政府根本不必证明“密谋者”曾同处一室或互通电话，凭“想象中的会面”就足够定罪了。
上百人签了同样的文件，为何政府只选这五人呢？44岁小说家米歇尔·古德曼曾在汉弗莱出席的国家图书奖典礼上疾呼：“我们在越南焚烧孩子！”33岁的马库斯·拉斯金曾任肯尼迪的国防部官员。44岁的威廉·斯隆·考芬牧师是耶鲁大学的专职牧师，曾任中情局官员。只有23岁的哈佛毕业生迈克尔·费博没有公共声誉，像个典型的反战活动家。正如尼克松在《读者文摘》中所说，国家正在寻找精神领袖——“教师、牧师和政客”，正是这些人引导孩子走上歧途。孩子是美国天真无邪的象征与实质，他们自发造反的想法对某些人来说太过痛心。那些催眠了孩子们的人必须受到惩罚。
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的一名教师马库赛与莱普·布朗同台露面之后，圣迭戈联合报以“马库赛呼吁破坏美国社会”的标题做了报道，刊发了一张卡通配图，画着一个老鼠脸、留胡子的激进分子在“我们的大学和学院”下钻洞，准备持刀袭击；德鲁·皮尔森专栏称“马库赛是学生造反之父”；洛杉矶KCET电视台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赫伯特·马库赛：新左翼哲学家。”一个记者礼貌地问这位著名的灰发绅士：“教授，我们的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为何却同时制造了如此强烈的不满？”“正是因为这种繁荣，才会有这么大的不满。”他答道。他的主要作品《一维人》浓缩了他的理论：西方工业社会发起了“反对解放的战争，拿繁荣愚弄人民”。受到启蒙的年轻人知道彻底的拒绝才是唯一合理的救赎之道。当局压迫人民的怒火，人民就要以更大的愤怒回应。
右翼阴谋理论家认为，孩子自己不可能策划出事件，“危险的坏胚子领袖马库赛”这种人才是幕后黑手。“当法国被迫派出军队坦克时，他们就在巴黎发动暴动。马库赛瞧着呢。”圣迭戈美国军团指挥官在电视上说，“他们和柏林学生一起暴动时，马库赛也在看。在我看来，不管左翼激进分子或所谓的新左翼出现在哪里，马库赛都在幕后盯着。我们相信，他不得不直接对学生传达一些意见或是想法。这就是他对加州大学的危险之处。”
指挥官试图炒掉马库赛。失败后，军团努力筹集了20000美元买他的合同。一个义务警员切断了他家的电话线，另一人朝他的车库开了一枪。他的研究生在清晨校园散步时将他围在中间作为警戒。7月，收到死亡威胁后，他离开了圣迭戈。
媒体痛恨这些领袖，因此追随了一个崛起自民间、更狂暴的著名领袖。“我们该怪斯波克吗？”《新闻周刊》在封面发问，配图是一个婴儿，戴着写有老妈靠边站和3岁以上都不可信的徽章。尼克松的好友诺曼·文森特·皮尔说，斯波克的畅销书《婴幼儿保健常识》成了新新人类妄自尊大的根源，“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不让他们哭，立刻满足一切需要”。现在，斯波克正拼命争取出狱。
由春入夏，罗纳德·里根的竞选宣传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加速了。
一直支持里根进入政界的加州富商在他做州长之前就开始推他竞选总统了。里根却不这么想。“他确信上帝会做最好的安排。”一个共和党人在1968年1月对大卫·布罗德说，“但扶他坐上州长位置的人想帮上帝一把，让他当总统。他们不乐意看到进度慢下来。”当他的关键时刻到来时，他们更是挫败不已。
他做州长做得手忙脚乱。他计划从每个部门减去10%的预算，就好像在每个器官上摘除生物组织来减掉10%的体重；他甚至不知道绝大多数预算都是有规定的。接着他批准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增税。里根完全搞不清状况。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直接问助手：“谁能告诉我我的立法计划是什么？”但这对想要他当总统的人来说并不重要。
1964年以来，戈德华特所有的顶尖策划人都在尼克松阵营，包括威廉·巴克利和戈德华特自己——除了克里夫顿·怀特。共和党所有候选人都想拉拢怀特。尼克松试了两次，在第二次提供了党主席的职位。“不了，谢谢。”怀特答道。怀特热爱里根，并且有了计划。他曾颠覆过一次共和党政权，并相信可以再来一次。
他能将尼克松的至高力量策反。候选人需要过半的代表选票来赢得提名权。如果失败，则可开第二、第三乃至多轮唱票。尼克松借提醒党员1964的艰难岁月，赢得了各派第一轮选票的承诺。但派系范围宽泛，则无法纵深发展。一股草根力量随即展开对抗，劝服少量保守党人、尤其南方人凭良心转投里根，恰好能抵消尼克松刚刚过半的首轮投票。这群人很可能坏事。而洛氏凭着无穷无尽的金钱支持，决心要尼克松输这一局；他很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来。第一轮投票上，他们利益一致，要阻止尼克松。第二轮，怀特相信洛氏可能会输，而里根能获得党内提名。
5月中旬，里根的宣传队伍开始反复出现在尼克松的噩梦中：1960年，本应是他加冕礼的场面演变成了一场对搏。他再次踏上征程，再次企图巩固摇摆的支持者，接受这缓慢肮脏的羞辱。他要保住亚利桑那的戈德华特和德克萨斯的保守党议员约翰·托尔。接着，5月31日，金博士入葬六周后，他要说服亚特兰大新掌权的南方共和党人。
瑟蒙德安置了顶级政治助手哈里·登特做南卡罗莱纳共和党主席。登特组织了南方主席同僚，准备在大会上集体投票给同一人。但起初，他们故作清高，诱使候选人来到南方，乞求他们施援。据传，洛克菲勒这种民权自由派分子受到他们的鄙视，因其口蜜腹剑而自动失去资格；感情上里根更讨人喜欢些，但也因拒绝承认参与宣传，自动出局。5月31日，轮到尼克松求助了。他带着胜利者非己莫属的论点下了南方。他的竞选经纪人米歇尔蠢到对媒体编造：“这里的人喜欢里根，但都爱尼克松。”并非如此。瑟蒙德应该是挺尼克松的，但每次问及里根时，他都说：“我热爱他，他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