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飞鹏集团”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一部分工厂拆除，一部分产业变卖，另一部分产业出租，我父亲最终也离开了这个工作近二十年的单位。
春节后，我爸爸跟着一位做建筑工程，水电项目的经理，去上海做水电安装。
房地产公司兴建楼盘，可不仅仅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简单。我们一般认为，开发商看中一块地皮，向政府申请，得到相关的手续后，收购土地，进行规划。取得土地使用证后，就开始建房，砂石进场，钢筋水泥，打桩浇筑，直到楼房封顶，就差不多可以通知售楼处，交付使用了。
可事实上，到楼房封顶，才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程序。还要做到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是指:给水通，排水通，电力通，通讯通，燃气通，热力通，道路通和土地平整。而我父亲做的水电安装，就是其中一部分。
地产公司从最初的房屋建筑，到最终的绿化管理，一般都会分别承包给不同的工程队施工。而每个工程队的包工头，美其名曰，项目经理。
我父亲在这期间也认识一些如赵总，钱总，孙总，李总等等的牛逼人士。刚刚开始见面时，听他们张嘴就说什么几千万的工程，闭口也会提起几百万的项目，心里还真有点紧张。后来相处久了才发现，这些人吃饭时也会剔牙；喝茶时也会挖耳朵；打牌时还一边抠脚。再一打听，他们以前也是木匠、泥水匠出生，做久了，成了包工头，公司扩展时需要领导，他们自然也水涨船高，升了经理，再后来，主管一方大小事务，就摇身一变成了老总。当然，也有一些人，渐渐的注重身份，去一些学校教个学费，过几年也能混个文凭。
我父亲就这样，以每月八百元工资，在上海混了半年，又到山东的工地混了半年。
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都不容易，除了要经历工作的艰辛，还要忍受对亲人的思念。当时我家还没有安装电话（我家的电话是二零零一年安装的），我父母就约定每个星期天晚上七点钟，我爸爸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回来————打到我的一个邻居家。而我和母亲就常常一起去等电话，有时候公共电话亭里排队的人太多，我和母亲能等一个多小时，才等到父亲的电话。虽然每次通话都很短，但那寥寥几句，却包含了无数的情感。有这寥寥几句，母亲能放心父亲的安危，父亲能一解对家乡的思念。我父亲常常在电话那头对我说：“儿子，在家要听话，认真学习，有时间就帮着做点家务。”我就问父亲：“这次考试，我得了一张语数双科进步奖，你有什么奖励呢？镇运动会，百米短跑，我得了第二名，你有什么奖励呢？”
后来我父亲回来时，给我带了一瓶二升的百事可乐，和一瓶二升的美年达，这也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喝这两种饮料。那天晚上，听到母亲在房间里小声地问我父亲：“你这人平时连过年都舍不得买一件新衣，这次这么舍得买这么大两瓶饮料呢？”我父亲憨憨地笑着：“工头知道我不喝酒，在我生日前买了两瓶饮料给我，我没舍得喝，就带回来了呗。再说了，我那年过年没有买新衣服啦？最少还买一双新袜子呢！”
我父母勤劳一生，也节约一生。做事谨慎，不喜欢冒险，每一分钱宁可用血汗去换，也不愿投机取巧胡乱投资。当年我母亲怀孕，准备生我时，我舅舅他们都反对：“你家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再生一个孩子不但要罚款，以后负担重，家里日子不好过，太过贫穷，儿子会连娶老婆都成问题。”我父亲就红着脸，很直接地对舅舅说：“你们放心，我以后要是日子过不下去，决不会连累舅舅家，就算我穷到要饭，我也不会，从你们农庄走。”
我父亲在外做水电安装，只到春节前才回家。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离我家不远的工头家结工资。
似乎，农民工的工资永远都是这么的难以结清。据工头说，工程承包后，自己必须先垫资，用以购买材料，安排工人吃住。等工程完成一半时，建筑公司会付百分之三十的工钱，剩余款项等工程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可是工程结束后，建筑公司以房屋没有卖出，暂时没有现金为由，打了一张白条。
工头自己也很着急，到处请客，托关系，却还是拿不到钱。现在年关将近，几十个工人守在工头家几天了，大伙辛苦了一年，都等着钱回去买年货呢。
最后，工头出去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给每位工人先发一半的工钱。而剩下的一半工钱，别人有没有拿到，我不知道，反正欠我爸爸的钱，是一分也没有还。现在想想，快二十年了，也不知道那个工头过的怎么样了，可能已经发达了吧？但当时我父母经历了此时后，原先打算自己承包一个工程的想法，就被彻底放弃了。我父亲说：“这种没把握的事情，就像赌博，赢了，能赚上一票；输了，会连家也回不去的。我有两个孩子，我要为他们负责，所以我输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