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章，我们对杜佑的生平、着述和重要的思想观点作了描述介绍。本章从概述近代以来学界对杜佑的史学思想的有关评价入手，总结全书所述，对杜佑在唐代和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略谈看法，加以评价，以此作为全书的结束。
一、杜佑在史学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杜佑的一生，立功进至国之宰相高位、立言着有《通典》一书，是一位政治上、学术上都取得了很高成就的政治家、史学家，在唐代中叶的现实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学术与政治相比，学术成就又超过政治成就。所纂《通典》一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也在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历史上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这是我们考察杜佑的生平经历、政治和学术活动实践，得出的一个基本认识结论。
杜佑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学术实践和政治实践，他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在唐代和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唐代思想史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这是我们考察杜佑的生平、政治和学术活动实践，得出的又一个基本认识结论。
杜佑的思想成就，他对唐代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书主要考察介绍了他的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想等四个主要的方面。
本节以介绍学界的史学家杜佑研究成果为主，首先谈一谈对杜佑史学思想的成就、特点和贡献的理解认识。
近代以来，学界对杜佑的史学成就和贡献、杜佑史学思想的内容和特点有较多的研究，成果蔚然可观。有关研究成果增进了我们的知识，加深了我们的理解认识，使我们对杜佑的生平和学术思想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本书第五章讨论杜佑《通典》的编纂旨趣、学术价值，已对有关研究成果、评价意见做了简略的介绍。下面再从史学思想评价的角度，择要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和评价认识。
郑鹤声先生是较早的运用现代史学观点高度评价杜佑的人之一。他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在《杜佑年谱序》里用“重政治”和“实用主义”来概括杜佑的史学思想特点，并与西方古希腊有着同样特点的史学家波里比阿（Ｐｏｌｙｂｉｕｓ）作了比较。认为两人都是政治家出身，“故专重政治。且以历史之为用，在第九章杜佑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３５７·于借往事以应付现在，实亦两氏着史之原旨也”。“如两氏者，固古今史家中之巨擎，其着述亦殊合于史学之原则。何也，两氏生平熟习世故，明察人事，专重实事，深信史学天职，在求实用，历史必能教训后世，必须有用，而不以文学之描写为娱乐读者为鹄的”。“波里比阿本为希腊贵族，年未长即负国家之重命，兼大使及行政长官二职，力主与罗马讲和，既不让其侵略，亦不与以进攻之籍口，杜佑亦为有唐世家，幼登仕籍，位至将相，河西党项潜导吐蕃入寇，边将邀功，亟请击之，而佑力抚绥。其政治地位与意见，若合符节。至其为学，则不擅长文辞，用力虽勤，而所述史事，终不能娓娓动听，虽有异于其上举诸史家（司马迁、班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而两氏学行，则固无二致，盖俱以政治家而兼史学家焉。”这个评价，既有新意，亦可谓得其旨，深知杜佑其人。
又，波里比阿（约公元前２０４-公元前１２２年）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古代西方史学发展到他那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成名作是最符合当时科学方法要求的《罗马史》。他认为史学研究应该用通史的眼光看待历史和所知的世界，把个别的史事放在整个世界的范围里加以衡量，才能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历史学家要抛弃个人成见，以真实的事迹和言辞取信于人，引用别人的记载不可轻信，要独立思考，反复研究；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鉴往知来，通古今之变，是经世致用之学，“从研究历史中得到的真知灼见，对实际生活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教育。”他的这些思想，对比可知，杜佑的通观的看问题的思想、经世致用思想等等，与之确有相近之处。郑鹤声先生将这样两位一东方一西方、文化背景不同、生活时代亦不相同的史学家人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令人眼目为之一新，思路为之一新，确实是有独到见识之举。
钱穆先生从史学体例创新的角度，使用“创辟”这样的词汇，对杜佑《通典》一书的意义作了评价，认为杜佑是在传统“记事体”、“编年体”、“纪传体”三大史学体例之外，开创了第四体——“政书体”，是“中国史学里一个大创辟”。他评论指出，“唐代人对于思想方面，他们讲老庄，或许还不如魏晋南北朝。讲经学，从孔颖达承袭上面作为《五经正义》以后，也没有能翻出新花样。讲文学，直要到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才确实开出此下一个新的文学境界。稍前也待李白、杜甫出世，唐诗才能慢慢儿脱离了《文选》的老路，而自成为唐代一代的诗，使选诗变成了唐诗。而在史学方面，唐代也有一番创造开新，论其成果，似并不比韩柳古文运动李杜古诗之成果为小。这就是杜佑的《通典》。这部书，可以说在中国史学里是一个大创辟。而这一种大创辟，也可以影响时代。”
又从制度探讨贵在具备“两通”意识——“通古今”、“通彼此”——的角度，对杜佑在制度研究中成功加以运用的通观的史学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杜佑在这方面是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他评论指出，中国的历史，虽然一时有一时的制度，时代变了，一切政治制度也跟着全要变。秦汉可谓制度巨变，三代是“封建的统一”，秦汉变为“郡县的统一”，但此后直到唐代，历朝的制度，则是后代学前代，一代学一代，有因有革，在因革损益中发展，有一个“一条线承贯而下”的“通”的成分在里边的。“所以我们研究制度，则必然是一种通学。一方面，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无可凭空特起，此须通古今。又一方面，每一制度，同时必有与其他制度相通合一，始得成为某一时代、某一政府之某一制度，此须通彼此。”“所以朝代、人事，可以随时而变，而历朝之典章制度，大经大法，则必贯古今，通彼此，而后始可知其所以然与当然。学者必先具备了此种通识，乃能进而研治此种通史。”总之，“若要研究制度，便该讲整个朝代，又该要上下古今，要通不要专。在此方面有创造，有特殊贡献的人，就是杜佑。”
不过，钱穆还认为，唐代“在政治上则多出人物，杜佑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又不是最上乘的一个。惟其他们在政治上有成就，才能有如《通典》那样的书出来”。这个评价，显示出钱穆对杜佑是有深刻的思考理解的。但言下之意认为《通典》的成就主要来自政治上有成就，这是个人看法，未见得合适。笔者认为，考察杜佑的生平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作《通典》在先，政治上取得成就在后的。
李之勤是首先从历史哲学角度研究杜佑、指出杜佑的历史观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进化论发展观的学者。他分析认为，杜佑在考察论述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时，实际上是通过具体制度的变化，看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在不断的变化、进步、发展。
朱维铮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发表了否定为主的评论。他认为杜佑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周礼以来的封建制度以相因为主，虽然主张社会进步，但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因此认为人们将《通典》称为有用之学，其实是将缺点说成了优点。他对《通典》的价值持基本否定和批判态度。朱维铮的评价是一家之言，其说少为学者所认同。笔者也认为他的这个看法，相当于是用现代人的思维和价值观去看待古人，要求古人，有些苛求。
瞿林东对杜佑和他的《通典》可以说是作了迄今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评价。他认为，杜佑作《通典》，编纂方面的特点和有创意的成就，可归结为“主会通”、“立分门”和“重论议”三个方面。其中“立分门”的立项及次序表明作者注重那些跟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有直接关系的典章制度，所以较之以往的史志来说，更接近于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这是《通典》在历史编纂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而且，这种编纂方法，所立项目把当时的封建国家在政治领域的几个主要方面都论到了，也大致反映出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通典》所反映的逻辑体系，是当时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又认为，杜佑作《通典》，史学思想的核心，是要把史学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意在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方面的社会功能。他在较早地探讨揭示中唐的知识界、思想界存在着经世致用和空做学问文章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潮流之后，评价指出杜佑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思考问题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是经世致用思潮在史学领域里的先驱和代表，中国古代史学虽然很早就有为现实服务的传统，但明确宣称着书目的为“将施有政”，并一再为时人后人肯定其经邦致用作用的，杜佑是第一人。李翰《通典》序，则是揭示杜佑经世史学思想的第一篇文字。因此，《通典》可以认为是开中国史学史上经世史学的先河。又认为，《通典》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不只在于它的内容丰富并体现出相当合理的逻辑体系，也不只在于作者的经世撰着思想和在编纂上的创新，而且还在于它的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就思想价值而言，瞿林东认为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经济思想——认为物质生活是一切政治措施和文化教育的基础；人才思想——主张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不赞成以言取人；吏治思想——突出的两点是省吏员、用有才；法制思想——也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刑罚的善用和不善用，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治和乱，善用标志在于无私、绝滥用，而不在宽与峻。二是法律不可随意解释，并应保持稳定；军事思想——战略上强调国家应保持军事上强干弱枝之势，战术上强调奇兵制胜；民族思想——反对贵中华而贱夷狄的传统观念。瞿林东先生多年从事《通典》研究，他的评价意见中肯而准确，多所发明，特别值得重视。
谢保成的评价视角也与众不同。他从制度设置沿革及体制变化与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角度入手，认为杜佑作《通典》，开考察“礼法刑政”沿革以认识社会变化之风，“与其后专叙理乱兴衰的编年体通史相辅相成，动摇着以帝王将相和一朝一代兴废为主的、被官府垄断了的纪传体正史的独尊地位，走出一条与已经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正史所不同的道路，为史学发展注入新的血液，辟出一条富有新意的途径。”他提出的观点是，《通典》可称是第一部较完备的制度史，但是它绝不单单是制度史，“它是一部完整描述上古至中唐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变之迹的社会史巨着”。并认为，在社会动荡、变革时期，在众多探寻“理道”的人中间，杜佑以其高于同时人的注重体制问题的深刻、高远见识，成为注重实效，反对空言，主张从体制入手寻找社会变革原因，以总结施政方略的一派的杰出代表。
白寿彝先生的评价给人以新的启发。他提出了以“六通”、“四史”作为中古时期史学着作必读典范的说法，并从这个角度立论，以《通典》和以后的《通志》、《通考》为“六通”系列的主干，列《通典》为这一系列的六部史学着作的第一部。体裁上可归为典制体通史类。他认为《通典》一书是适应时代的条件变化、社会面临变革、“要求总结历史上各个时代制度上的沿革”要求而出世的，“全书的结构，很有逻辑性，这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构成，和对社会结构的看法”，其书内容的丰富，就程度而论，“是隋唐史学的顶点”。白寿彝先生归纳的其他五“通”为：刘知几《史通》，司马光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和稍后一些的章学诚《文史通义》。六通涵盖了制度、史学史、政治、文献汇辑等四个方面的史学内容。四史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部正史。
总之，综上所述，如诸家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所作研究理解评价的那样——笔者同意大多数学者所作的研究评价，本书的考察描述，是在理解认识诸家学者有关研究评价观点的基础之上展开的，也多少想从一些侧面印证诸家学者有关评价观点的准确和正确性——总的来看，杜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史学家，一位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史学家。他的发展的、进化的历史观，“盖是人事、岂唯天时”的非天命思想，“通观”的史学研究方法论，重视从制度因革入手研究国家治理之道的思想，以及经邦致用、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思想，等等，都在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学思想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杜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杜佑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也是很有特点的，成就也很显着，在唐代和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又主要表现在他身处社会面临变革的时代，“雅有远度，志于兴邦”，有“思理道”、“探政经”、“佐王业”（权德舆语）之心，“以富国安人为己任”，以负责任的政府官员身份以及具有“经邦致用”、学术为现实服务态度的学者的身份，有继承、有发展地对待儒家传统治国理论，关注各种重大现实问题，即与国家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财政问题，如安邦治国之道、政府行政体制和管理机制等制度安排，礼治法治的社会秩序，国家财政与经济建设，以及历史的过程、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律等问题，进行长期深入的理论认识思考，取得思想成就、形成理论见解、政治主张，并以多年的政治实践和积极献言献策，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唐王朝的权威重建、国家复兴贡献力量上。具体的思想内容，本书在前面各章已经分别作了讨论介绍，本节拟归纳各章所论，再从总体评价的角度，对杜佑这三个方面思想的思想成就和贡献作一集中概括的表述。
（一）杜佑政治思想的成就和贡献
重视治国之道的探究，重视对历史经验、历代治国政治得失的总结，面对战后藩镇雄张、国家权威下降、社会经济凋敝、政治和社会秩序混乱、经济秩序亟待治理整顿的现实，继承发展儒家传统的富而教之思想，思考时政问题，“探政经”、“思理道”、体治国之要，探讨新形势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指导思想、方针策略、探讨权威重建、朝廷复兴的实现途径，强调经济为先、强调加强中央集权、富国安民，提出国家政治建设方案、经济-政治-教化次序的安邦治国方略，是杜佑在政治思想方面取得的以及对唐代思想史作出的最重要的思想成就和贡献。
概括前面所述，杜佑的政治思想和他提出的国家政治建设方案、经济-政治-教化次序的安邦治国方略包括很多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一是高度重视发展经济，把发展经济放在安邦治国的突出位置。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国家财用以农商赋税为基础。安邦治国、富国安民必须以经济为先。治理一个国家，莫过于首先发展经济，让人们先解决温饱问题。经济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