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欲行古道，势莫能遵”：进化式发展的历史观
“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是杜佑考察封建制-郡县制这一社会历史巨大变革问题得出的结论性认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杜佑的进化式发展的历史观。
“势莫能遵”的“势”，在杜佑的进化式发展的历史观中是处于核心位置的概念。“势”的含义，古代思想家有各种理解，如对于一些法家派别来说，“势”相当于政治影响力，如权力、地位、职务带来的权威、权势、权力影响，等等。“君执（权）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是法家所讲的“势”的主要内容。杜佑所谓“势”，与法家有所不同。他所谓“势”，相当于客观发展条件使然的趋势，或者说，是指一种事物不得不如此发展变化的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也就是说，在杜佑看来，社会历史总是处在一种发展的、变化的过程状态之中，这种过程状态是客观的、不可逆转地向前发展的，是人的意志、愿望所不能改变的。
人只能顺势而进，适应其发展趋势。进一步说，就现在与过去的关系而言，杜佑的观点相当于认为，现在来自过去，在一定的“势”的作用下，过去发展成为现在的样子。但是，古人有适合古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现在有适合现在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现在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虽然是从过去发展过来的，但生活条件已经变化，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已与过去不同。今人向往古人的生活可以，然而要想恢复、回到那种生活方式中去则是办不到的。总之，一切都为历史发展之“势”所决定。“势”之使然，历史走到了今天。主观良好的愿望再有道理，也无法改变现实，使现在回到过去。这就是杜佑这一观点认识的主要含义。
传统的历史观，占正统地位的是先秦以来的德运循环论。
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犹如四季变化或“五德终始”变化即五行相生相克，是一个兴衰往复或治乱交替的过程，只有同水平的循环，没有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此外还有人类的黄金时代是在过去的“向后看”的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智慧发展、文明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历史的某一时间段已经出现了。高峰期以后的发展，都是向下坡路的发展，其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实现“古道”复兴，发展到过去高峰期已经达到的水平。杜佑的历史观与这两种观点都有联系，又有所不同，有自己的认识特点。相对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而言，杜佑的历史观是发展论，他所谓“欲行古道，势莫能遵”的结论认识，相当于指出历史的过程，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化的客观发展的过程，有其必然的趋势。用杜佑的话说，就是事物发展有“事物之理”，是“形势驱之”、“不得不然”。这是一种在今天看来与近代的唯物的线型发展论的历史观相类似的、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进步的思想认识。反映了当时知识背景和认识能力条件下人们思想认识的水平。虽然，杜佑生活在八九世纪，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近代唯物的历史观为何物。顺便指出一点，唐代思想界，可以认为前期处于循环论和“向后看”的历史观的统治下，中后期开始发生变化，以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为代表，出现了发展的、进化的、非命定论的观点观察历史问题的思潮。而考察杜佑的思想及他与韩、刘、柳等人的关系，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杜佑对于这一思潮的兴起来说，似乎在其中起有一定的具有开先意义的作用。韩愈比杜佑年龄小一辈。在杜佑面前当属新秀后进。前面曾提及，永贞革新事件之后，韩愈曾与刘禹锡一起议论过杜佑，显示出对杜佑的思想和为人是了解的，或许本人也与杜佑有过实际的交往接触。不过这只是推测。实际情形如何，换言之，杜佑的思想与占思潮主流地位的韩愈等人的思想的关系如何，有没有关系，还需要发掘材料，才能作深入讨论。
相对于“向后看”的历史观而言，杜佑的历史观是进化论。
即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进化式的发展的过程，逐渐由“茹毛饮血”、“巢居穴处”的野蛮向“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的文明进化式发展的过程，亦即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相反。其情景犹如与同时代边荒落后的夷狄少数民族相比，现在典制齐备、繁华昌盛的中原汉族，过去也“与夷狄同”，经历过“茹毛饮血”、“巢居穴处”的文明初建阶段一样。现在的夷狄，就是过去的中华。
不过，杜佑的进化式发展的历史观，虽然总的看与循环论和向后看的历史观不同，但有一点是有联系的。这就是体现在他的观点中的，现在的发展以过去的发展为基础，过去有过去的文化辉煌，历史不能倒退，但过去的辉煌、前人的经验却是可以参照借鉴的，这样一种思想认识。这一点也很重要。
尤其对于杜佑自己来说很重要。因这种思想，对于杜佑探讨制度沿革，借鉴历史经验，构建自己的治国方略、国家政治建设理论，是具有提供思想指导、提供理论依据的意义的。亦即可以说，杜佑之所以能够开展研究，探讨、整理历代制度沿革、治国方案以及前人论述，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提炼观点认识，就是因为在他的思想里，有这样一种思想认识作指导。他的这种思想，与传统的或用李翰的话说“立事在于师古，师古在于随时”的思想，以及今天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思想，可以说精神实质上是有一致之处的。
杜佑自己有一段话，从一个侧面，较好地反映出他确实是具有上述思想认识的。这段话前面已引用过，不妨再引在这里看一下。《通典·食货典·轻重》篇，阐发过对管子学派轻重之术的认识之后，杜佑写道：“（《桓公问管子行币乘马之数》）此篇经秦焚书，潜蓄人间。自汉兴，晁、贾、桑、耿诸子，犹言有其术者，其后，绝少寻览，无人注解。或编断简蠹，或传讹写谬，年代绵远，详正莫由。今且梗概粗知，固难得搜摘其文字。凡阅古人之书，盖欲发明新意，随时制事，其道无穷，而况机权之术，千变万化，若一二模揩，则同刻舟胶柱耳。他皆类此。”
杜佑的进化式发展的历史观，除了在前面已经述及的封建论问题讨论中有所体现以外，还可以在《通典》的很多地方看到反映，下面试举几例，作进一步说明。
前举封建论讨论，杜佑采取史实举证分析的方法，论证了自己的关于集权统一的郡县制取代封建分权的分封制是大势所趋、顺者昌、逆者亡的观点。他首先讨论了从远古传说时代的天下万国林立，经历三代到秦统一，在近两千年的发展里，由千万个小国统一为一个大国的历史进程，表明在他看来，分封到集权统一，是历史发展大趋势，不可阻挡的。接着归纳西汉初年分封遭致“吴楚之乱”、地方封国叛乱，因有汉武帝及以后东汉光武帝削藩举措，方使两汉得以“虽无涂山万国，享祚牟于夏氏”，以及“曹魏翦弱藩戚，未几覆亡”，“晋室分兵八王，致乱尤速”的史例，指出历代都曾有人怀念古制、进行分侯封建尝试，但都没有好结果，得出“自兹以还，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的结论。
这是一个反映杜佑的进化式发展的历史观的例子。
杜佑的进化式发展的历史观，在《通典·礼典》里，讨论到社会生活的习俗沿革时也有很多反映。例如下面这段文字，就反映了他的人类发展过程是由野蛮到文明、现在的中华，文明起点“与夷狄同”的观点。《通典·礼典·吉礼七》“议曰”，记载有关祭祀仪式中的以活人象征被祭神或祖先的古代祭礼旧俗之后，杜佑写道：
“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攒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
今四夷诸国，地偏气旷，则多仍旧。自周以前，天地、宗庙、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汉以降，中华则无矣。或有是古者，犹言祭尸礼重，亦可习之，斯岂非甚滞执者乎（自注：又按周、隋《蛮夷传》巴梁间俗，每秋祭祀，乡里美髯面人，送迎为尸以祭之。今郴、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妇人伴神以享，亦为尸之遗法，有以知古之中华则夷狄同也）。”这段议论，言简意赅，非常有说服力，虽然也不无居高傲物的偏见成分。杜佑在其中就有人建议在国家祭祀典礼中恢复“立尸”古仪，反驳指出，“立尸”（用活人象征祖先或祭祀对象）是相当落后的习俗，在中华社会，已经是西周以前的事情了。那时的人生活“朴质”，饮食“茹毛饮血”、以“手攒食”、起居“巢居穴处”、埋葬“不封不树”、婚姻“同姓婚娶”、祭祀找一个“美髯面人”作象征以及以人殉葬，等等。“立尸”之制，就是与那时的生活条件、文化进化程度相适应的。西周以来，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华先民生活在“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的生活环境之中，文化进化、文明进步的程度提高。及至秦汉以来，中华大地国家统一，社会巨《通典》卷四八《礼典八吉礼七》。
变，“立尸”旧俗全然不见。社会已发展进步至此，有人却还在那里“是古”、怀旧，欲复落后习俗，不是太不知进退、食古不化了吗。在这里，杜佑实际上是从礼俗习惯的传承与变革的角度，讨论了人类的文化进化问题，阐述了自己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进化式发展的过程的观点。
又在《通典·礼典·嘉礼四》，考察婚姻习俗沿革变化时，写了一篇“拜时妇、三日妇轻重议”。在这篇议里，杜佑从进化的角度看问题，讨论提出了这样的见解认识：社会是在不断进化发展的，总是有新的东西产生出来，取代旧的，文明就在这样的进化过程中提高。有些旧时礼俗，产生当时也是很好的，现在虽然为新俗取代不用，很可惜，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新的总要出来。他以社会现实生活中婚嫁习俗的改变为例表达自己的见解认为：比如说汉末魏晋以来的习俗，婚嫁礼仪包括新妇可不行结婚大礼、随时节“拜时”成婚以及婚礼可以仅进行三天等内容。而这样的习俗，在此以前是没有的，是新产生的习俗。这种新俗立意于简便、应时、容易，礼经不载，也不如古礼隆重。但它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不景气的条件下产生的，可以使婚姻大事变得容易办一些，因此也得到流行，成为时尚。前人有了解这个道理的，所以遇到一些礼经上没有的事，谁也不肯站出来说话。他写道：“按礼经，婚嫁无‘拜时’、‘三日’之文，自后汉魏晋以来，或为拜时之妇，或为三日之婚”。
“拜时之妇，礼经不载”，“按其仪，或时属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权为此制”，“六礼悉舍，和卺复乖，堕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王肃、钟毓、陈群、山涛、张华、蔡谟，皆当时知礼达识者，何谓不非之耶，岂时俗既久，因循且便。或彼众我寡，议论莫从者乎。宋齐以后，斯制遂息。后之君子，无愧前贤。”即南朝宋、齐以后，简易为婚的习俗才渐成旧俗，为“后之君子，无愧前贤”形成的新俗取代了。新俗什么内容，杜佑没有明言，但从“无愧前贤”看，当是新俗古制，即又恢复了古礼的内容。复古，与杜佑的“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思想是有抵触的，与进化的观点也有抵触，不好解释。碰到这种情况，杜佑的做法往往是笼统言之，不再深究，反映出思想上矛盾的一面。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他不选这种难解的情况发表议论，而是选一些有利于论证古道势莫能复的例子发表议论的。
下面这个例子，则总的反映了杜佑的历史观，他的发展的和进化的眼光看问题的进步思想认识。
《通典·边防典·边防序》，杜佑概括全篇，总结自己对社会发展、文明发展过程规律的总的看法认识写道：“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
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实在于斯。昔贤有言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诚谓削厚为薄，散醇为醨。又曰：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交不争，自求自足。盖嫉时浇巧，美往昔敦淳，务以激励，勉其慕向也。然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质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自注：上古中华亦穴居野处，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今室韦国及黔中羁縻东诸夷及附国，皆穴居野处），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自注：殷周之时，中华人尚以手团食，故《礼记》云‘共饭不泽手’，盖弊俗渐改仍未尽耳。今五岭以南人庶皆手团食），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祸患代有。始皇恃百胜之兵威，既平六国，终以事胡为弊。”“于戏！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国之要道欤！
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戎，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自注：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前事之元龟，足为殷鉴者矣。”在这里，杜佑集中各分篇所论，系统地表述了自己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文化进化的过程的看法认识。其中的一些认识观点，如认为中华的文化特点是“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制度伦理特点是“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文明发展一定意义上是质朴生活的破坏、自然的约束为礼教的约束所取代的结果，等等，反映出杜佑对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有深刻理解的，也是他对中国文化特点所作的总评价认识，其看法总体上与传统儒家思想的看法一致，继承传统思想而来。
但同时，其中也有杜佑自己的个人看法评价在里边，如认为文化程度超过边地少数民族的中华汉族，也有一个与少数民族一样的文化进化过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以及非今是古的思想不可取，古道虽然“朴质事少，信固可美”，然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等等，其评价是深刻、准确的，显示出杜佑不凡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文化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