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的看，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国家应该控制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民间私铸必须禁止。即国家有权也必须对货币经济进行干预控制和调控管理。二是货币标准化问题。杜佑认为货币标准化有利于国家的货币控制与管理。三是对货币职能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杜佑继承了管子学派的“轻重论”观点，强调国家重视和发挥货币的“权轻重、资敛散”作用，利用货币手段管理国计民生，平衡物价，调节资源配置和流通，控制国民经济运行。下面分别作分析讨论。
（一）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应该为国家所控制掌握
首先，杜佑认为，货币发展史表明，远古至唐出现过各种质地、重量、尺寸、形状都不一样的货币，如龟贝、珠玉、金银、谷物、布帛、铜、铁钱币等。其中铜制钱币是最适用的货币。
因为与贵重金属金银以及不好携带又不好论两裂寸进行交易的粮食布帛相比，铜制钱币重量适中、携带相对方便，可以像泉水一样注流不断，在货物交易中流通不已。因此，杜佑所说的国家控制货币铸造和发行，主要就是指控制铜制钱币这样的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杜佑在前引《通典·食货典·钱币上》篇序里这样谈到了他的上述认识：
“货币之兴远矣。夏商以前，币为三品。太公立九府圜法。周景以母子相权。秦用黄金铜钱为上下二等。汉兴为八铢，或为荚钱，或作白金，或作赤仄，八铢五分，迭废迭用。王莽又设错刀金银龟贝凡数十品。公孙述始作铁钱。魏文帝谷帛相贸。刘备以一当百。孙权以一当千。理道陵夷，则有鹅眼、线环之别。王纲解纽，又有风飘、水浮之异。名目繁杂，不能遍举。缅征损益，可略而言。
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但可贸易流注，不住如泉。若谷帛为市，非独提协断裂之弊，且难乎铢两分寸之用。历代钱货，五铢为中，一品独行，实臻其要。今钱，微重于古之五铢，大小斤两，便于时矣。”
这段话是对《通典》钱币篇正文内容的概括。看这段话的意思，杜佑首先概述了货币发展史及历代的货币种类形制沿革。之后认为，由于物品交易的需要，万物都有自己的“数”，亦即每一种物品都有可以用数量来计算衡量和体现的价值或价格。物品有了各自的“数”，交易买卖才能进行，如一定数量的谷物，才可以交换一定数量的布帛之类。而各种物品由于轻重贵贱计量单位不同，进行交换时对数量的要求也不同。
如一担谷可能换不了一匹布，因为二者体现为数量的价值不相等，等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另一种物品来充当数量计算中介或价值衡量尺度，直接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就可能会因为难于数量计算而无法完成。这就有了设置一种物品来充当一般的数量计算中介或价值衡量尺度、保证交易行为顺利进行的需要。所谓“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这种物品就是货币。可以用来作为货币使用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远古以来，金银、铜钱、谷物、布帛以及更早的珠玉、皮毛、龟贝等都曾当过货币。“名目繁杂，不能遍举”。但“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即人们喜欢用来制作饰物或器皿，“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且难乎铢两分寸之用”，即谷物布帛作交易物要担挑肩扛，而且如果一桩买卖计算到一两谷、一寸布，买卖双方操作起来也会颇感麻烦不便。长期的实践证明，最适宜充当交换中介物的货币就是钱币。因为钱之为币，重量适中、携带相对方便，又可以像泉水一样注流不断，虽然不能食又不能衣，不是谷帛那样的消费品，而一旦制作投放就可以在交易中市场上流通不已。这些好处，是金银谷帛这样的货币所不具备的。
所以，钱币是最适用的货币。前人经过无数尝试最终选择了钱币，是有道理的，这种选择值得肯定。
在本篇正文里，杜佑还借用管子学派和北魏元澄等人的话，以加注的形式，说明了对钱币这些优点的认识：“管子曰：
‘人君铸钱立币，人庶之通施也’（佑注：钱币无补于饥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财物，通交有无，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元澄奏曰：）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镪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代之宜，便利于此。”
其次，杜佑认为，“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利出一孔”，主张以国家掌握控制钱币铸造和发行的形式来管制钱币，发挥钱币的作用，使之为安民富国服务。他在前引《通典·食货典·钱币上》篇序里这样写道：
“太公既立之于周，退行之于齐。曰：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谓政之大端也。又管仲曰：
三币，握之非有补于温饱也，舍之非有切于饥寒也。
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轻重，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利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趋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
其后言事者，或惜铜爱工，改作小钱，或重号其价，以求赢利，是皆昧经通之远旨，令盗铸滋甚，弃南亩日多，虽禁以严刑，死罪日报，不能止也。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况当今人疲赋重，康俗济用，莫先于斯矣。”
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杜佑遵从古人的观点，认为商品交易中的货币制度最初是周公制定的。包括成立货币管理机关如九府“掌财币之官”，确定货币种类及衡量单位如“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等。周公封齐，其制又推行于齐。管子相齐，深得货币的制度与管理之道。他关于国家应该控制货币、掌握“衡”权，“以守财物、以御人事”、“与夺贫富”的思想，以及利用货币的调节物价轻重作用调节农业生产的思想，所谓“使物之轻重，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利出一孔”，是很有见地的，不仅可以收取民心，发展农业，富国强兵，而且可以“致时雍，跻于仁寿”，即可以使国家和社会生活达到理想的境界。
其二，杜佑认为汉初出现的民间“盗铸滋甚，弃南亩日多”，严刑也不能制止的现象，与国家的管理者、决策者目光短浅，只注意利用改制货币赢利，放开铸钱权，致使民间有利可图、有机可乘，私铸盗铸泛起有关。解决之道，则诚如昔贤（时人贾谊）所言，应该是收回铸造权，包括收回采铜权，所谓“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杜佑还认为，过去如此，现在也是一样。唐代也有盗铸不止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使社会经济健康运行并满足国用，也必须严加管理，把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控制在国家手里。这是“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所谓“康俗济用，莫先于斯矣”。
唐代历史上盗铸情况也很严重。杜佑对此，在《通典·食货典·钱币下》篇，用了几乎一篇的篇幅，作了详细的记载反映。唐代历史上也有很多官员学者论及盗铸现象并建言献策，或如张九龄那样“请不断（私）铸钱”，主张放权，或如刘秩那样指出放权有五不可，提出禁铜的建议，认为“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主张实行铸币垄断。杜佑对此也作了详细的记载反映。
在这里，针对所处时代也是“盗铸滋甚”的现实，杜佑记录现在，总结前人，综合诸家所言，并重申贾谊到刘秩的思想，提出禁民用铜以从根本上收回钱币铸造权的主张，又一次反映出他的治学特点，即总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去探讨历史问题的特点，做学问的针对性非常强。
又，杜佑的时代，是否确实是盗铸滋甚的情况？考察其他文献，回答是肯定的。
杜佑为官南方及为官朝廷的年代，正是国家和社会上都感到钱币紧张的时候。他探讨历史上的货币问题，探寻解决之道，就是从这一通货紧张的现实出发的。如《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了这样两件事。其一：代宗大历初年，“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贱弱之货，输京师则不足以供道路之直。于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得十余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大历七年，禁天下铸铜器。”其二，德宗“建中初，户部侍郎韩徊，以商州红崖冶铜多，请复洛源监，起十炉，岁铸钱七万二千缗，每千钱费九百，德宗从之”。大历七年之所以禁天下铸铜器，建中初年之所以即使一贯钱只有一百文的本利，也要开炉造铸，主要原因即在于通货紧张，钱少，不敷流通需要。可知在杜佑初入政界的这段时间里，钱币缺乏是国家财政比较突出的现象。
所以杜佑在《通典·职官典·秩品》篇总结自己在朝主持财政的工作和对形势的判断认识，曾这样写道：“佑建中中，忝居户部，专掌邦赋。属河朔用师，经费或阙，百姓颇困，加赋攸难，欲期集事，实在省用。”
又，当时的民间，因为制造和买卖铜器获得的利益大于私下铸钱，一时之间，销熔钱币铸铜器，成了社会风气，这一现象也进一步造成钱币紧张，致使当时的朝廷财政，出现由于钱重物轻，农民两税负担加重，国家税收也深受影响而面临困境的局面。
《新唐书·食货志》作者记贞元初至元和初，也就是杜佑在扬州做淮南节度使、在京城做宰相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江淮一带民间销钱为铜器的情况写道：“江淮多铅锡钱，以铜荡外，不盈斤两，帛价益贵。销千钱为铜六斤，铸器则斤得钱六百。
故销钱者多，而钱益耗。判度支赵赞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诸道盐铁使张滂奏，禁江淮铸铜为器，惟铸镜而已。十年，诏天下铸铜器，每器一斤其值不得过百六十，销钱者以盗铸论。然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通钱往来，而京师商贾赉钱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诏复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并用。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搜索诸坊，十人为保。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余，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命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元和四年，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者，捕之。非交易而钱行衢路者，不问。复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六年，贸易，钱十缗以上者，参用布帛（原因还是钱少）。”
以后直到唐末，钱少的情况始终未见好转。“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浸轻。（元和七年）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
“（元和）十二年，复给京兆府钱五十万缗，市布帛，而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于官，以五之一赏告者（相当于汉代的告缗）。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少亦五十万缗，乃增市第宅。然富贾倚左右神策军官钱为名，府县不敢劾问。”
“宝历初，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钱论。”“（大和）四年，诏积钱以七千缗为率，十万缗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万以二年。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未几皆罢。八年，河东锡钱复起，盐铁使王涯置飞狐铸钱院于蔚州，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文宗病币（帛）轻钱重，诏方镇纵钱、谷交易。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于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斤（《唐会要》有历年产量记录，可对比）。”
“昭宗末，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每百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百云。”
钱币滞藏私家而不用、官府铸钱数量每年很少、民间不顾禁令，销钱铸器不止，以及钱不足贯，这些都是直到唐末钱币紧张现象一直未见改观的表现。
钱币紧张，如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更加发展的表现。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社会上流通的绝对数量已经多于以前，钱币才显得少了，不能满足交易流通之用了。但是在这里，杜佑讨论这个问题，关注点不在这方面。他讨论这个问题，考察历史的和现实的钱紧和盗铸滋甚现象，主要考虑的是这些现象与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问题。出现钱币紧张和盗铸现象，说明政策有问题。
主要的问题，在杜佑看来就是国家对于包括铸币权在内的集权货币管制政策态度不坚决，政策不落实，执行不力。所以，他如此详细地探讨记录历史和现实中的盗铸问题及朝臣的有关对策讨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主张中央集权，国家管制，把钱币铸造权收回到国家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