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对待改革派人物态度坚决，处置有策略，还可从对待刘禹锡的态度上看出来。刘禹锡是杜佑的老部下，在淮南跟随杜佑“仅逾十年，未尝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无遁逃，言行之间，足见真态”，关系非常密切。但即使如此，杜佑也私交是私交，公事为公事，并不因为与刘禹锡关系密切就对年轻的改革派势力另眼相看，影响对大局的判断。具体说，德、顺之际、永贞新政期间，刘禹锡是很活跃的，经常出入于翰林院，与王叔文、柳宗元等人一起商议大事，讨论决策国是，时人评论党人，有“二王刘、柳”之称。同时，与杜佑的来往也很多，杜佑任相后的一些上奏疏表，如《让度支盐铁使表》等，就一如在淮南那样是由刘禹锡代写，刘禹锡的官职升迁，如做崇陵使判官及一度以屯田员外郎入度支判盐铁案，前者出于杜佑的举荐，后者可能也有杜佑举用的成分在内。但这些私谊并未影响杜佑处置公事，形成对改革派的基本判断。例如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王叔文党失败后，刘禹锡与党人一起贬为外州八司马，杜佑照一般的想法似有这份能力，出来说句话，对刘有所庇护，但他实际上没有这样做，没有出面为刘说情，等于同意了朝廷的发落。只是在贬地去处上为之择所，在上路时为之流涕送行。刘禹锡后来回忆说，他与韩愈曾议论过杜佑的表现，韩愈说：“相国扶风公（杜佑）之遇子（刘禹锡）之厚也，非独余知之，天下之人亦知之矣。余初闻子之横为口语所中，独相国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则为之流涕以决，又不得已而谴，则为之择地以居。求之于今，难与牟矣。”并且在后来局势平稳、朝政正常后，又专门写信给刘，通报情况，表示没有忘记他（虽然其时刘禹锡在贬所已经七年了。又，刘禹锡本人，从元和元年写给杜佑的书信《上杜司徒书》来看，似对永贞期间的行为也有所悔悟，承认是年轻气盛涉道未深，回想起来“时时好笑”之事）。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在对待改革派的问题上，杜佑是心中有数，很有策略的。
在这段时间里，杜佑为相所做的最为重要的事，则还是在宪宗即位初年，发挥老臣的作用，支持宪宗调整经济政策，整顿边务、整顿朝纲，积累经济实力，为以后的一度削平藩镇、“元和中兴”作前期准备。
史家论及宪宗初年治事，多注意杜黄裳、裴)、李吉甫、武元衡以及稍后的裴度等人的作用，对于杜佑，则多有时年已老，备对顾问而已的感觉及评价。其实不然。杜佑的经验、阅历对于宪宗初年的政事治理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时年２９岁的年轻皇帝宪宗很尊重杜佑，包括他的老臣身份，也包括他的政治、经济经验。元和初年，杜佑几次请求退休，都被宪宗拒绝，最初只让步到可以三五日上一次朝，后来元和三年十一月又以身体条件还好为由，“杜佑筋力未衰，起今后每日入中书视事”，坚持让杜佑每天入朝，至中书门下政事堂商量军国大事，听取意见，一直到元和五年左右。五年以后，改为每月三次入朝视事，这时的杜佑，已是７６岁高龄了。如此非同寻常的不许退休态度，本身就反映出杜佑对宪宗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杜佑在这参与军国大事决策的五年时间里，也确实是做了几件有意义的实事的，决非备问而已。
首先是宪宗即位不久即洞察全局，权衡利弊，上书讨论边务政策，建议从实际出发，从长远出发，对外保境防御、实行怀柔政策，不必去劳师动众，徒费兵力物力。言下之意是应该审时度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内的治理整顿，为对付内地藩镇问题作准备上。元和元年，河西党项联合吐蕃进犯边境，边将《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
出于积累战功的私念，请求用兵出击，朝臣廷议，也多数主战。
杜佑在边疆防务问题上早有思想主张，此时又当朝廷内乱初定、一切待理的局势，遂上疏宪宗，分析当时边防的形势及对策，表达自己的看法道：“盖圣王之理天下也，唯务绥靖蒸人。
西至流沙，东渐于海，在南与北，亦存声教。不以远物为珍，匪求遐方之贡，岂疲内而事外，终得少而失多”，而且眼下朝廷“无良边臣”，因建议在边防问题上应采取“置兵衽席”、以德怀远的怀柔政策。他在上疏中引经据典地写道：“传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来之’。管子曰：‘国家无以勇猛者为边境’。此诚圣哲识微知着之远略也。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宜慎择良将，诫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怀柔，革其奸谋。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
陛下上圣君人，覆育群类，动必师古，谋无不臧。伏望坚保、永图，置兵衽席，天下幸甚。臣昧识经纶，学惭博究，窃鼎铉之宠任，为朝廷之老臣，恩深莫伦，志恳思报，臧否备阅，陬尧上陈，有渎旒旖，伏深惶悸。”宪宗深认为杜佑的对策有道理，采纳了杜佑的主张。没有对吐蕃用兵，而是采取了和平相处政策，以后又“慎择良将”，不计党派前嫌，起用有经验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节度使，派驻朔方灵盐，管理西北边事务，保障中原安全。此后的几年里，唐西北边基本无事，与吐蕃关系处于和平通使状态。元和五年，吐蕃使者论思耶热来朝，宪宗为表彰杜佑的谋划，还特地“命宰相杜佑等与吐蕃使议事中书令厅，且言归我秦、原、安乐州地”，即让杜佑主持朝廷与吐蕃使者的会谈。此外，这几年里，回纥、沙陀等少数民族与朝廷的关系也处于和平通好状态。这种形势的出现，无疑是有利于朝廷内务整顿、积累实力，并最终下决心调整对藩镇政策，进行削平藩镇战争的。
其次是献计献策，调整货币政策，进行钱法整顿，采取鼓励货币流通的办法发展农工产品商业贸易，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国家收入，为朝廷复兴权威积累经济实力。唐天宝之乱以后，受战争影响，铜币减少，实物交易一度占优势，出现钱贵物轻的现象。有些州府甚至在境内禁止现钱交易，直到德宗贞元年间仍是如此。如贞元十四年盐铁使李若初就在建议放开货币交易的上奏中指出：“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货数少，缯帛价轻，禁止见钱，不令出界，致使课利有缺，商贾不通”，并建议“请指挥现钱，任其往来，勿使禁止”。杜佑宪宗初年总领盐铁事。元和元年二月到三年六月，朝廷连下了三道诏令，整顿钱法，重申放开货币交易政策。笔者认为，从当时的情势看，前两道诏令的颁布应该与杜佑有关，可以说是杜佑为宪宗出谋划策的结果，而第三道诏令，虽然盐铁使已易为李巽，内容却仍应是杜佑思想的继续。元和元年诏令原文未见记载，总精神如《唐会要》所记，是“以钱少，禁用铜器”。二年诏在指出“钱贵物贱，伤农害功，权其轻重，须有变通”的同时，对加强回收铜器以增加铸钱做了规定：“比者铅锡无禁，鼓铸有妨。其江淮诸州府，收市铅铜等，先已令诸道知院勾当，缘令初出，未各颁行。宜委诸道观察使等，与知院官专切，当事毕日，仍要盐铁使据所得数类会闻奏。”三年诏则在前两道的基础上对朝廷的货币政策作了进一步的明确：“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故藏钱者得乘人之急，居货者必损己资。今若钱令，以出滞藏。加鼓铸以资流布，使商旅知禁，农桑获安。义切救时，情非欲利，若革之无渐恐人或相惊。应天下商贾，先蓄现钱者，要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官中不得则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利。计周岁以后，此法遍行，朕当别定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其方圆，意在他时行法不贷”。此政策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是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的，既有利于缓解钱少、东西多挫伤农工生产积极性的矛盾，发展了商品流通，也有利于国家税收，增加国家收入。以后李巽接替杜佑为度支盐铁使，包括货币和实物在内的每年国家课税收入较刘晏时成倍增长，可以说与这种货币流通政策上的调整变化是有关系的。
复次是及时考虑理财人选问题，选荐理财能手李巽自代，为朝廷选择理财继承人，为以后的元和复兴积累经济实力作准备。王叔文败后，杜佑一度推荐兵部侍郎潘孟阳为户部侍郎、度支盐铁副使，做自己的副手。但潘孟阳虽然是刘晏的外孙，却不像杜佑想像的那样会理财，并不是称职的人选。史载他上任后带领三四百人前往扬州盐铁转运院，一路游玩，不务正业，“所历镇府，但务游赏，与妇女为夜饮。至盐铁转运院，广纳财贿，补吏职而已。及归，大失人望，罢为大理卿”。杜佑于是重新选择，奏以兵部侍郎李巽为副使，不久又及时让贤，把度支盐铁使的位置让给了李巽。李巽是刘晏之后又一位理财能手，任职三年，没有让杜佑失望。史称他处事干练，“持下以法，吏不敢欺，而动必察之”，任职期间以盐法为重点，积极整顿财政，加强度支对盐利税收的管理，千方百计为朝廷增加收入，使国家岁入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取得了很好的理财业绩，其成果甚至超过了刘晏。《旧唐书·宪宗纪》记杜佑让贤李巽经过：“元和元年四月丁未，以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为司徒，所司备礼册拜平章事如故。罢领度支、盐铁、转运、漕运等使，从其让也。仍以兵部侍郎李巽代领其任。”《旧唐书》李巽本传亦记载：“顺宗即位，入为兵部侍郎。
司徒杜佑判度支盐铁转运使，以巽干治，奏为副使。佑辞重位，巽遂专领度支盐铁使，榷莞之法，号为难重，唯大历中仆射刘晏，雅得其术，赋入丰羡。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岁。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贯。旧制，每年江淮米五十万斛抵河阴，久不盈其数。唯巽三年登焉。”《旧唐书·食货志》则综合评论李巽的业绩写道：“顺宗即位，有司重奏盐法，以杜佑判盐铁转运使，理于扬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琦判天下榷沽漕运。由其操割，专事贡献，牢其宠握，中朝秉事者，悉以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巽既为盐铁使，大正其事。其堰棣先隶浙西观察使者，悉归之，因循权置者尽罢之，增置河阴敖仓置桂阳监，铸平阳、铜山为钱。
又奏江淮河南峡内兖郓岭南盐法院，去年收盐价缗钱七百二十七万，比旧法张其估一千七百八十余万，非实数也。今请以其数，除煮之外，付度支收其数。盐铁使煮盐系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异为扬子留后。四月五日，巽卒。自榷莞之兴，唯刘晏得其术。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类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则三倍于晏矣。”以后李巽在任期间，又选用了比自己更精于算计的程异作副手，主持扬子院的盐铁及转运事务，保持了国家收入持续增长的势头，为宪宗决策削藩提供了经济实力基础。
总之，杜佑在为相辅佐宪宗的年代里，直到批准退休，并不是备问而已，而是老当益壮，继续做了不少对于后来元和中兴局面的出现来说有实际意义的事情的。
三、名臣晚年
元和五年（公元８１０年）开始，杜佑基本上从政坛退了下来，不再参与军国大事了，但仍被要求每月三次入朝。元和七年（公元８１２年）六月，经杜佑再三的恳请，宪宗终于准许杜佑完全退休。就在这年的十一月，时年７８岁、完全退休仅五个月的杜佑疾病不愈，撒手人寰，溘然而逝。
杜佑直到去世，身体一直很好。除了偶感时疾，没得过大病。宪宗之所以一再拒绝他退休，除了政治需要的原因以外，身体好也是一个考虑因素。从身体条件来说，杜佑在同辈人当中是很幸运的。他的同辈人中，活到那么大岁数身体仍然很健康的人并不多。宪宗初年是朝廷官吏队伍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像杜佑一样开元、天宝时代出生、安史乱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人，这时多已七八十岁，到了或过了退休的年龄了。但由于改朝频繁，政治上有需要，这一时期官吏队伍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高龄官员多，很多人都是一直做到７０多以上才退休。例如，归崇敬，贞元十五年８０岁卒，此前不久才从兵部尚书致仕。杜黄裳，元和元年６９岁为相，７１岁卒。高郢，元和六年７２岁卒。柳登，右庶子长庆二年９０余岁卒，“元和初为大理少卿，与刑部侍郎许孟容等七人，奉诏删定开元以后敕格”，时年已７０余岁。王锷，元和十年卒７６岁。赵昌，元和九年卒８５岁，７２岁仍复出，远任安南都护，元和三年入朝，“六年除华州刺史，辞于麟德殿，时年八十余，趋拜轻捷，召对详明，上退而叹异”。张万福，年届８０犹为右金吾将军，贞元二十一年９０岁卒，史称“自始从军至卒，禄食七十余年，未尝病一日”。杜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也就是上述诸人而已。当时更常见的情形却是中年而逝的高级官员比较多，如李吉甫，元和九年５７岁暴病卒；裴洎，元和五年中风卒（当亦中年）；李藩，元和六年５８岁卒；权德舆，元和十三年６０岁卒；高崇文，元和四年６４岁卒。所以我们说，七十多岁高龄，身体依然健康，没有什么大病，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与同辈人相比，杜佑属于少数幸运者之一。不过，七十多岁仍居相位，虽然在宪宗看来是身体条件许可，在群臣某些人看来，却多少认为有些不合适，如当时的中书舍人裴度，就曾在所撰《高郢致仕制》中对这种现象表示过不满，认为不正常。《唐国史补》：“高贞公郢致仕制云：以年致仕，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