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强调，编辑应对斗争形势有全面、清楚的了解。这是制定编辑方针、确定报纸策略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和编辑《莱茵报》时常常给自己的朋友写信，请他们提供各地情况的通讯。他特别请求生活在“哲学和神学新闻中心”的卢格先生，为他报道“有关当前局势的消息”，因为他本人在特利尔这个小地方，“固然可以看到时针的运动，但是却看不到分针的运动”。为了及时取得各地和各方面的情况报道，掌握变幻莫测的动态，马克思还主张编辑要千方百计地扩大搜集面，并且做到分秒必争。比如，他建议编辑《革命》杂志的魏德迈，在班船抵达码头时亲自去取通讯信件，而不能在家里坐等邮政局送来。恩格斯获悉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将问世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劳拉（马克思的次女），要她参与编辑事务，恩格斯强调说：“对这份新的日报来说，你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既然这份报纸要办得高于那些巴黎日报的一般水平，那就要有一个人每天密切注视英国和德国的运动情况并经常撰写有关文章。而你在整个美丽的法国是惟一能够胜任此事的人。”为此，恩格斯还特约最了解德国运动情况的人——党的活动家倍倍尔为《社会主义者报》写稿，要他向兄弟的法国工人报刊提供关于总的斗争形势的真实报道，使这家报纸耳聪目明。
编辑不仅对周围的形势要了如指掌，对自己的读者也要心中有数。恩格斯１８６８年１月与马克思商量为维也纳一些报刊撰稿，指出，当前最主要的事是熟悉报纸的读者，了解读者需要些什么，以便挑选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来教育读者。１８８０年，马克思在百忙之中专门为法国工人党编写了题为《工人调查表》的９９个问题，全面了解法国工人生活、劳动和斗争情况，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刊出。
形势明了，读者熟悉，制定方针和确定策略就有了依据，编辑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报刊和指导报刊工作时，对这个问题多次提及。他们曾经批评李卜克内西，认为他有时采取错误的策略，把编辑工作搞坏。马克思有一次对恩格斯说：“这个人（指李卜克内西）根本不能了解，信念与干练完全不是截然对立的，而他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却认为不是这样，同时在他看来，其他人如果不想丢丑的话也应该这样看。”他３０们根据自己对德国敌、我、友三方面情况的调查提出，在当时情况下正确的办报策略应该是：不是大吵大闹地把地盘让给警察局和书报检查机关，而是在公众不易察觉的，然而是顽强的、充满着责任感的斗争中坚守自己的阵地。也就是说，表面上“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实质上“像蛇一样灵巧”。他们建议在德国出版报刊，编辑的正确策略最好是“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就是“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
四
编辑作为一个组织者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物色通讯员和撰稿人，组建一支作者队伍，选拔那些卓越的人才为工人报刊服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活动实践中，有许多他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动人事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新莱茵报》编辑工作时，建立了一支人数可观的作者与通讯员队伍，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共产主义同盟的优秀战士，是当时德国思想文化界的知名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选派那些政治立场坚定、熟悉斗争情况，又具有一定文字水平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充当报刊通讯员与撰稿人。例如，马克思推荐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瑟美列和佩尔采尔当《革命》杂志撰稿人，他和恩格斯一起提议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希尔施担任党报撰稿人和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为通讯员、作者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帮助他们克服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编辑不可推卸的责任。马克思在指导魏德迈编辑杂志时要求后者必须做到３１两点：“（１）每星期写信，并注明寄到你那里的所有我们的信的日期。（２）使我们了解你那里发生的事情并经常往这里寄有关的材料和剪报等。”他让魏德迈懂得撰稿人的困难：“在不了解读者等等情况下，给在大洋彼岸的报纸撰稿，是多么困难。”因此，作为一个编辑，必须时刻保持与撰稿人与通讯员的联系，并向他们通报有关事项和情况。他还要求魏德迈及时把稿件处理情况告诉作者，因为后者总是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稿件命运的消息。当发现作者撰写某些稿件发生困难的时候，马克思还主张编辑要尽量耐心地帮助作者把文章改好。《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出版的时候，工人埃卡留斯刚刚走上新闻工作岗位，他写作的《伦敦的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还不够成熟，马克思花费许多时间帮助他修改，为该文写了热情的按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高评价，使这个初出茅庐的工人撰稿人一出击就打了胜仗。埃卡留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长期帮助下进步很快，后来当了第一国际一家机关报的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通讯员和撰稿人十分热情，经常关心，总是千方百计把工作做深做细。在《新莱茵报》工作期间，作为主编的马克思带头做好通联工作。他在一封给通讯员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您可能已经收到您所缺少的那几号报纸了，但其中大多数我们这里没有。因此，我还在尽力为您弄到所缺的那几份。
至于您的小品文，请您原谅，我因为实在太忙，直至目前还没有把它读完。如果它不适用于我们的报纸，我们就把它寄还给您。
马克思的通联工作做得多么细致，多么周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同反动政权势不两立的工人报刊、民主报刊的编辑，还应坚定地执行这样的原则：必须维护通讯员、撰稿人的利益，保护他们不受反动当局的侵害。《莱茵报》发表被国王视作绝密文件的《离婚法》草案以后，当局极为震惊和不安，逼迫编辑部交出提供草案者姓名，马克思宁肯冒报纸被封禁的风险，也不吐露作者姓名。还有一次，宪兵们搜查《新莱茵报》编辑部时查出一份手稿，要马克思指出作者名字，马克思以编辑负有保护作者的责任为由，断然拒绝。这件事后来成了传讯总编马克思、发行负责人科尔夫、编辑恩格斯和德朗克的借口。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主张迁就作者和通讯员。他们认为，如果后者有了缺点或错误，必须指出来，让他们纠正和克服。
当《莱茵报》的撰稿人集团——以鲍威尔为首的“自由人”小组总写些不着边际的空泛文章，数次批评他们又无济于事时，马克思就断然拒绝再刊用他们的稿件，他声明：作为编辑，他宁肯牺牲几个吹牛家而保护进步的出版事业。恩格斯还主张编辑不要大段大段地修改撰稿人的文章，如果发现有错误或不适当的文字，就在这些文字下面用红笔标出来，让作者自己去修改，千万不要让作者养成完全依赖编辑的习惯。１８９０年，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即许多大学生和青年文学家纷纷涌入党内。
恩格斯指出，这些人涌入党内的目的，是为了在种类繁多的新报刊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他强调，“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作为一个党报编辑，要在党内担任负责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两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他要求这些青年大学生和青年文学家都自觉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这里，恩格斯向写作队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五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恩格斯所说的“本来意义上的编辑”
的业务工作了。
作为一个报刊编辑，除做好上面所述种种组织工作外，就业务工作而言，还有许多艰苦细致的事情要做，但主要是选稿和改稿工作。
选择稿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不惟地位名望是举，而必须以质量论优劣。他们担任编辑时，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慧眼识英才，一生中发现和推荐了众多的作品，这些作品的许多作者后来成了１９世纪有影响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
有一家报纸请恩格斯为之撰稿，他就将《社会思想报》上的两篇文章专门译出，寄给这家报纸发表。他对编辑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谁，但文章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的深刻理解使我感到惊奇，想不到在一份来自地球如此偏僻角落的报纸上竟有这样的文章。”当自学成为哲学家的狄慈根的作品第一次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以后，他们欣喜地为这位制革工人的成功叫好，幽默地说现在哲学以制革工人的面貌出现了，并且热情地向报刊推荐这位工人哲学家的作品。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编辑的责任，就是向人们“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因此，他们特别注意选择、采写、编发那些报道时政的新闻稿件，并且千方百计地获取这些新闻。然而，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又深深懂得，工人报刊要获得重要新闻是极其困难的，为此他们要求工人报刊的编辑要加倍工作，力争向工人群众报道更多、更重大的新闻。恩格斯指出，在伦敦，为了通过通讯员获取新闻，每年需要花费６００英镑至１０００英镑，即使如此，工人报刊也还得不到执政集团和反对派集团方面最重要的消息，他说：“理由很简单，因为只有能对通报消息的人酬答以原样照登送来的广告文章并表示支持这些文章的人，才有特权在上述消息尚未公开之前最先得到这类消息。但是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的报刊不可能做到的。”为了冲破资本对新闻的垄断，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工人报刊的编辑广开渠道，争取有更多的新闻同工人见面。他们自己编辑的报刊，都以新闻多、快、重大见称。
马克思和恩格斯选稿的标准和改稿的重点放在新闻上，他们对新闻稿的要求，除了针对性强（所谓“适合本报要求”）、写作上有特色之外，尤其强调要完全真实、精炼、迅速。
马克思和恩格斯瞧不起资产阶级报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中间不少人习惯于弄虚作假。马克思指出这些“职业报人”的本色就是：“在他看来，事物本身只是供他动笔杆耍嘴皮的因由。除了对高官厚禄和自我炫耀的渴求之外，他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主张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为此，他们要求编辑“摘掉玫瑰色的编辑眼镜”，“用自己天生的肉眼瞧一瞧世界”，要求编辑和作者一样，掌握第一手材料，因为“谁没有亲身参加运动，谁就无法评论它，就是说，无法了解它的种种情节，并作出客观的叙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编辑编稿，记者撰稿，都应力求简炼，“有什么就写什么”，“有多少材料就写多少文章”，只有写得短，才能写得快，快了才能及时发出去。恩格斯甚至认为，“对于编３５辑报纸来说学识渊博并不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他要求编辑“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做一定的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编发新闻稿件，必须迅速及时，分秒必争。马克思说：“时事性的文章，如果收到以后不马上发表，就会失去任何价值。”恩格斯也指出：“撰写有关时事问题的文章，如不立即刊用和发表，是不行的。”为此，他主张：“周刊的政治栏应该在中心地区并在付印的当晚编排，否则总是不能及时。而政治栏的撰稿人，除通讯员外，都应该在那里。在柏林和在伦敦编辑政治评论，而在斯图加特刊印，这样一种计划在我看来是行不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编稿、改稿中的文字工作，也有不少很好的意见和许多成功的经验。他们本人就是驾驭文字的行家里手，是文字工作的典范。
恩格斯谈到马克思的文章时这样说：“马克思精于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和各地方言中的成语；他创造新词，他举例时涉及一切科学部门，他援引几十种文字的书刊；要理解他的着作，必须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恩格斯自己也是这样。他们对语言和文字都是十分讲究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对自己的文字要求极高，对于作者的优美文字也倍加珍爱，总是竭力用最完美的编排去表现它们。
一次，马克思把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的作品推荐给《革命》杂志，３６他特地写信叮嘱编辑要“精心把诗印好，诗节之间应有适当的间隔，总之，不要吝惜版面。如果间隔小，挤在一起，诗就要受很大影响。”马克思还建议编辑给诗人写一封热情亲切的信，因为：“诗人——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总是需要赞扬和崇拜的。”
对于一些较长的文章或着作，恩格斯主张每一段以后加一些小结，以提高文字的表达能力。恩格斯指出加小结的好处是：
“能使这部由于拥有大量材料和大批很少为庸人所知的人名而令人有点透不过气来的着作大大提高效果；同时会使非常好的全书结构的艺术性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至于行文的口吻，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他们认为，行文应该平易近人，摆事议理，即便撰写公文，也切忌德国行政机构给下属下命令的那种格式，而要采取有教养的人之间通信的口吻。他们要求行文尽可能地通俗、生动，要反对那种“枯燥得要命的格调”。文中的标点，要力求准确、有力，并且使之活起来，赋予它们足够的战斗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的报刊上，到处可以找到他们巧用标点的例子。
总之，在选稿、改稿等一系列“本来意义上的编辑”岗位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他们不愧为报刊编辑工作的大师。
上面回顾的事实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工人报刊、党的报刊的编辑，终生都是一丝不苟地严格要求，兢兢业业地耕耘在无产阶级的舆论阵地上，同时又日积月累地为编辑工作总结了异常丰富的经验。他们的理论阐述，不仅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的重要指导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宝贵理论财富。
他们的实践经验，永远是我们学习、效法的楷模，并引导我们在３７新闻改革的新形势下，把编辑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时候，让我们重温恩格斯的下面这段教导以共勉：
我们的工人读者只能从休息和睡眠中抽出不多的时间用来阅读，因此，他们有权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的东西都是认真工作的成果，而不要引起无益的争论，他们不可能老是注视这种争论。
论刘少奇的新闻视角
每个人总是从一个特定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现代人称这种特定角度为“视角”。怎样看待报纸的功能？新闻记者应该抓什么新闻和怎样报道这些新闻？如何看待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共产党领导的媒介以什么样的身份发布新闻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