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报纸的功能，刘少奇是从两方面考察的。他指出，报纸要能够密切地联系群众，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坏影响，散布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要犯大的错误。
2．要根据群众的实际去考察政策
他对记者说，你们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根据群众的实际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缺点，这里就表现你们的创造性了。
3．新华社还是当老百姓好
刘少奇对新华社的性质采取了新的视角。他说：新华通讯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新华社干部不作为国家干部，不受行政级别限制，记者的薪水也可以比毛主席薪水高；新华社的评论、新华社记者的评论，不是代表国家发言。新华社也不要学习塔斯社那样代表政府辟谣。新华社如果当了老百姓，不搞国家通讯社，国务院可以成立新闻处，发公报新闻，声明、辟谣由它来做。
4．让人民知道世界上有骂我们的人
刘少奇主张适当地发表西方通讯社批评中国的报道。他说，有些报纸刊登国际新闻只登说我们好的，骂我们的或者说一句美国好的都被删去，这种做法是不好的。现在我们的国际报道只有一面：骂美国的，说我们好的。这种片面性的报道，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义。
新中国最初10年的新闻学研究，基本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1949-1956年前7年学术上相对自由一些，所以出版了一些新闻学基础知识、介绍西方国家新闻传媒的着作，大量的是译介苏联新闻传媒体制和运作经验的着作。由于1956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新闻界尤其是新闻院系还展开了一些不同新闻学术观点的争鸣，个别学者发表了有独特学术见解的论文。后3年则主要是围绕着政治运动转，先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后是论证传媒为“三面红旗”摇旗呐喊的意义与经验，学术性与思维性都很差。
前7年的新闻学研究，大致表现出这样四个特点：第一，注重新闻学知识的普及，研究性的成果贫乏。第二，注重实用性知识的传授，基础性学理的探讨不够。第三，注重苏联新闻学着作的译介出版，对其他国家的新闻学着作关注极少。第四，低学术层次重复出版的新闻学着作多，有特色的刻意研究的学术成果少。
1956年，是思想解放年，也是新闻改革年。这一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正是在中央的“双百”方针和毛泽东的这种自由讨论之风鼓励下，新闻界开始有人提出自己对于新闻传播原理的一些看法，开始突破传统党报理论的某些固有观点和苏联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模式。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更趋丰满与成熟。他的新闻思想主要内容有：1）报纸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
2）报纸的作用：迅速广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3）全党办报群众办报；4）舆论一律又不一律；5）报刊宣传的策略和艺术；6）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7）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特别是列宁新闻思想，运用苏联报刊工作和通讯社工作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党情，奠定了新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体制模式。伴随着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做出了贡献。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未被彻底清除的封建意识的严重影响，以及毛泽东本人的缺点错误特别是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加上向苏联新闻界学习过程中由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影响所造成的弊病的干扰，致使毛泽东新闻观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而且严重地干扰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成长，在一定时期内所造成的历史悲剧中，新闻事业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在极“左”思潮的局势下，要依据“双百”方针进行新闻学研究，其困难与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据统计，从1949年至1976年共出版新闻学着作308种，其中1960年至1965年“文革”前夕，新闻学着作共出版50种，仅占总量的16％。
这一时期，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和教授学者，不惧压力，积极投身于新闻理论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邓拓、甘惜分、李龙牧等。
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到1966年“文革”爆发，历经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一个又一个学术领域的批判，使得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中的一些观点，被扭曲以至发生了畸变，从而使我国的新闻学术水平，从根本上受到了伤害。“文革”十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研究完全被停顿下来。
八、理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黄金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国的新闻事业也进入了有史以来最活跃、最发达的时期，新闻学研究也迎来了自己史无前例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新闻学着作也呈逐年增长之势。
1949年10月到1987年12月，大陆出版新闻学着作983种，其中1949年至1976年出版308种，1977年至1987年则有675种。据《中国新闻年鉴》提供的名录统计，1977年至1990年间出版1380种，除去1977年至1987年间的675种，1988年至1990年出版了705种。以1949年至1976年的27年间出版308种，1977年至1990年的14年间出版1380种计，后者为前者的4．48倍。1991年至1999年这9年，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
但估计每年不会少于100种，按保守估计，这9年出版1000种应不成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理论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根本原因是拨乱反正的需要，改革开放的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需要。在这种迫切需要的推动和催促下，新闻理论的首要课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着作。
1983年春天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和这年冬天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以及纪念列宁、斯大林、周恩来、刘少奇等的一系列学术讨论会，成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着作的直接组织者。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有一个可喜的特点：理论研究正逐步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和“教科书观点”，正摆脱“语录新闻学”的影响。新闻工作者结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深刻地认识到邓小平的下列论述是多么正确：理论建设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这些年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在极其困难、底子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由于“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的冲击和苏联“教科书观点”的影响，“文革”后留给我们的只有数十种报纸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五性一论”（即在“阶级斗争工具论”的帽子下片面强调报纸的阶级性、思想性、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新闻学的绝大部分概念、范畴、原理，既没有明确和稳定的质的规定性，又缺乏必要的严密的科学论证，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却没有自己的学科体系，连学科知识的积累都少得可怜。针对这种情况，在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武器的基础上，新闻研究的重点放在新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上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年基础理论研究活动总的特点是：参与理论研究的人员日益增多；研究园地不断得到开拓；新闻研究领域向纵深扩展；开始重视理论研究方法的现代化。
这些年，与新闻学相关的学科，随着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入，一个接一个建立起来。新闻文化学和新闻法学（又称新闻法制学）的研究是其中较早、较快的两个。除这两个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外，新闻心理学、新闻美学、新闻社会学、宣传学、新闻伦理学、媒介经济学、媒介管理学、比较新闻学、未来新闻学等近30个新闻边缘学科都已展开，成果不断问世，其中有的代表性成果已达到较好的学术水平。
20年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主流是好的，应予充分肯定。但其中也有不足和失误，择其要者有五：1）受到“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2）新闻理论研究缺少全国性的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和统筹部署。3）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学术水平有待提高。4）研究经费严重不足，学术成果发表和出版困难。5）同海外的学术交流不够。
如果说，百年前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先行者们从事的是开天辟地的工作——展开理论新闻学研究的领域，从报业入手渐次深化报纸的性质、功能、特点的研究，辟设发表理论新闻学成果的论坛、书刊、讲堂，使研究有广阔的学术表达、交流、争鸣的园地；那么，百年后的21世纪，我辈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则是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不断地向理论新闻学及其新学科的广度与深度进军。
任重而道远——这就是又一个世纪之交对我们的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