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关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的议论颇多，每个人的意见自然有自己的道理，但总体上给人的印象，则是情绪宣泄多于理性分析，就眼前窘况发的牢骚多于宏观的和历史的考察。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这些讨论都回避了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理论在经济学意义上对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地位的规定：社会科学属于非生产劳动。从这个角度思考社会科学的社会地位，可能会使人更理智一些。
写于１９９５年，发表于《学习》１９９５年５期。
在欧洲的中世纪，社会科学（当时还处于雏形）由于依附于权贵和高高在上而给世人一种神圣的色彩，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实际上只是为权贵提供一种特殊的精神消费。从中世纪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年代，亚当·斯密提出了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他写道：“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够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各种文人、家仆、演员，甚至君主和官吏等“公仆”，都被他归入非生产劳动的范畴，因为他们的劳动（服务）并不创造新的价值。斯密还指出了两种劳动的比例关系：“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少。……一切年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尽管他的论点中尚有不少概念的混乱，但马克思对斯密提出的这一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奠定了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他反映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观点：对社会具有意义的是交换价值和财富，而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
在斯密那里，这种区分本来只是出于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但他有意无意地得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结论。因为这样一来，就如马克思总结的那样：学者们“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他们不过是社会的仆人，就像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因此，他们的人数必须减少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斯密视市场经济社会为他的理想社会，因而对不能创造交换价值的学者们，无情地宣判了他们活该的经济附庸地位。
在马克思那里，让市场决定学者的生存条件，相对于学者在政治、经济上依附权贵来说，被视为一种社会进步。但这种转变对当时的学者们来说，却是一种很大的冲击，他们失去了权贵的庇护和稳定的经济收入。马克思本人也是这个学者阶层的一员，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冲击。但是他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智看待这一变化，写道：“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呵。”在《共产党宣言》
里，他也持这种态度，写道：“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然而在批判“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的年代，这段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非常革命作用”的话，竟成了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的论据。
马克思比斯密进一步的是，他并不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学者的境遇就该如此，而把它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异化现象。他多次谈到学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境遇，写道：
“冲突就在这里：对我的能力所要求的不是这个能力所能做的，例如，对我的写诗的能力所要求的是：我能够把这些诗变成金钱。人们向我的能力要求的完全不是这个特殊能力的特有的产物，而是依赖于异己的、不在我的能力支配下的那些关系的产物。”
对于真正的科学和艺术，马克思强调的是它与市场经济的对立，因为这是一种“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的活动（艺术、科学等等，）”。它们是“不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是不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劳动。”他多次谈到英国诗人弥尔顿创作《失乐园》，指出：“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而如此的艺术精华，当时只卖了５镑。如果用市场价值来衡量《失乐园》，等于毁灭它。在马列文论中，人们常引用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这句话，而解释常常是列举几首当时批判资本主义的诗。
其实他讲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这样的领域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不相容。马克思同意俄国经济学家施托尔希的意见：支配生产劳动产品和非生产劳动产品的规律并不相同。
在谈到非生产劳动时，马克思认为一部分可以变成生产劳动进入市场，例如通俗喜剧和小说、咖啡厅里的音乐表演和各种服务性质的工作。他并不反对一些原来从事纯粹脑力劳动的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去生产工业流程式的畅销书，但是这时他就脱离了原有的劳动性质，而成为生产劳动者。以作家为例，他说：“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着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生产能够完全进入市场的规模也是有限的。马克思说：“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在很小范围内能够应用，并且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只能在某些领域中应用。”
马克思论证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章节，主要集中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Ⅰ分册、４８卷和４９卷，共约１７万字。他非常重视两种劳动的区分，并且一一驳斥了各种将非生产劳动论证为生产劳动的论点。因为他研究的重心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正确区分两种劳动是进行论证的前提。
这里不存在看轻哪种劳动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衡量一下马克思对哪种劳动更看重的话，那么他似乎更看重非生产劳动。在区分两种劳动时，他这样写道：“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虽然香槟酒的生产是‘生产劳动’，而音乐的生产是非生产劳动。”
讲述这些发生在１８-１９世纪的事情，是由于我们现在遇到了很相近的问题，尽管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有许多不相同。
中世纪的劳动是不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劳动，因而都是非生产性的。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能够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变成了生产劳动，而不能创造交换价值的非生产劳动则面临着巨大的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法则上是相通的和相似的。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属于非生产劳动的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研究者也陷入了困境：社会地位下降、经济收入减少、研究成果难于出版，人员流失等等。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请教一下马克思，怨天尤人和大谈“失落”解决不了任何认识问题。如果撇开个人的得失，那么这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社会的进步：我们不再把全部精力贯注于意识形态，而有了新的多方面的发展前景，那些凭借几句套话一讲几十年不变的发黄讲稿不再有人理会，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充当议论朝政的听众，以道统驭政统的传统开始衰落。
这不是危机，而是提供了社会科学改革发展的新的契机。
造成目前社会科学困境的不是市场经济，这是计划经济下社科资源分配不合理种下的恶果。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按照社会需要，而是按一种理想或一时的政治需要决定社会科学学科的设置和发展，把它们当作一种“政治任务”和“事业”来办，从来没有把这类资源的分配视为经济活动。相当一部分社科研究者与其说研究的是某一专业，不如说主要是充当批判家、卫道士、辩护士等等，而且从中央到地方这类人员的数量相当大。这种“社会科学”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不是它自身产生的，而是政治权力在它身上的投影。一旦实行市场经济，人们才突然发现，这类人员的供给远远超出了社会对它的需求。
其中人数并不多、确实致力于学科研究的人员，由于有如此众多的“同行”充当社会供给的分子，受到冲击亦在劫难逃。市场经济使这个问题明朗化了，并且可以分离出一部分不适宜人员从事生产性劳动，这对社会科学的长远发展应该是一件好事。
实行了市场经济，就要迫使代表社会供养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政府，科学地考虑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生产劳动人员的比例，这也是马克思非生产劳动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他从经济学角度写道：“生产工人创造着养活非生产劳动者，因而使他们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假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前是三分之二人口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现在只要三分之一人口就行了。……如果平均分配，所有的人就都会有更多的（即三分之二的）非生产劳动时间和余暇。”对照发达国家社科人员与生产劳动者的比例，我国被算作“社会科学”的人员确实过多了。这里存在一个把什么样的人员算作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问题。社会科学表现在对人、社会、人文存在方式的终极关怀与思考，就研究者个人而言，是在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中，追求一种知识和一种超越。它没有功利目的。
我们的政策研究工作多数应属于政府行为，如果将其人员纳入社会科学，是颇为勉强的。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相似，创造智慧，但不会拥有众多的顾客。这种劳动需要较高的素质，不是谁都可以担当的。目前我国社科界实行收缩政策，整体方针是正确的，虽然可能会造成一些人的痛苦，但符合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当然，其中一些具体做法还需要商榷。
面临市场经济，愈来愈多的人要求社会科学实用化以适应形势，这是功利心态占主导时代的一种很自然的被动心理反应。
市场不会为所有文化人提供生存机会，要求社会科学进入市场，只能在很有限的条件下可以办到。新的形势给社会科学回到本学科去提供了条件，若要通过实用化恢复当年那种并非自身具有的地位，实际上等于取消社会科学。
马克思在遇到这种问题时，尽管他认为市场经济对中世纪是一种进步，但他对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对人的能力发展的威胁，是绝不退让的。他坚决维护这类劳动的“高贵天性”。在谈到出版物能否降低到行业水平时，他说：“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贝朗热唱道：我活着只是为了编写诗歌，呵，大人，如果您剥夺了我的工作，那我就编写诗歌来维持生活，在这种威胁中隐含着嘲讽的自白；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作家决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要求社会科学实用化还有一种潜在的台词，就是要把这种非生产劳动纳入生产劳动的范畴。斯密以后，商业功利观念逐步统治了人们的头脑，加上资产阶级同样需要官吏和阿谀奉承者，于是便出现了马克思讲的情况：“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述，大部分篇幅就是驳斥这类理论的。
因为这在经济学上将造成混乱，无法正确对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估量。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重复资产阶级的错误。
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属于非生产劳动，并不意味着这种劳动就不应有报酬，它是社会长远利益所需要的，只不过不像生产劳动那样直接获得，而是通过社会的代表政府将社会财富二次分配时获得。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其劳动收入和生产劳动者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就此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达的条件下，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只有极小部分能够直接参加物质生产。……这不妨碍这些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的价值，是由并且可以由决定劳动者的价值的同样方法（或类似方法）来决定。这就是说，由维持他们的生活或者说把他们再生产出来所必需的生产费用来决定。”非生产劳动一般属于复杂劳动，例如，马克思讲到作曲家的劳动，是极其紧张的。因而，非生产劳动者的收入应高于一般的简单劳动。欧洲历史上同样出现过非生产劳动者收入远远低于简单劳动者的情况，例如斯密曾提到，英国１５世纪时学者与乞丐是非常接近的同义语；马克思谈到过１９世纪的学者报酬菲薄。这是供求关系失调和竞争造成的。在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学者、艺术家等非生产劳动者的人数会下降，但马克思同时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类人员的人数会增加，他们的质量（指教育程度）也会提高。
非生产劳动者应有的较高收入，并不是一种恩赐。人不能变成经济动物，社会需要少数人非功利地思考各类更深刻问题。
这种思考带有相当的“公有”性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思想观念、名词术语、思维方法，有许多实际上是前辈和同时代的社会科学家的创造（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也是这样），只是我们不觉得而已。所以马克思说：“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时间是无法相比的”。
重温马克思关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思想启示：
第一，市场经济迫使现在的社会科学进行变革，尽管可能会造成不少具体人员的痛苦，但它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历史的进步。
第二，我们应当按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比例来决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规模，并提高人员素质。
第三，尽管我们处于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但支配社会科学的规律与支配生产劳动的规律是不同的，前者不能屈从于市场的商业价值；要求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走向市场，等于毁灭社会科学。
第四，社会科学的劳动报酬的计算方法与一般生产劳动的报酬计算方法大体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前者要由社会的代表政府从二次分配中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