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就这方面研究的总的评价看，由于相当多的研究者处于具体的业务工作中，将问题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尚需要丰厚的知识功底和深刻的理论思维。研究话题的分散，则是另一个明显的问题。
９．舆论监督研究从政策层面转向学术层面。
“舆论监督”的概念作为正式的表述开始于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报告，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报告、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均出现鼓励传媒实行舆论监督的表述。因此，这个概念成为最近数年新闻传播学界和传媒业界持续共同讨论的话题。前期把它作为“学习领会”的政策概念进行谈论，说的大多是各自的工作经验，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学界连续召开两次这个专题的学术研讨，使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关涉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视野开阔，问题深化了。
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在理解上的变迁，可以作为这种转变的典型事项看待。还有一些用比喻替代学术概念的现象，也需要逐步改变，但这需要时日和实践的推动。
１０．学术规范在学科内得到推广。
新闻学的研究（传播学研究受到已有学术规范熏陶，问题不大），由于受到新闻业界的影响，采用新闻报道的语言和宣传干部的口气写文章的不在少数，概念随意而出，套话较多。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先是个别学术刊物倡导引文规范化，后来逐渐转变成较为普遍的要求。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实行的规范化教育，保障了新生代习惯于学术规范。于是，经过数年的矫正，至少在引证方面现在已基本做到了形式上的规范。当然，在充分占有资料、分析的科学性的规范方面，目前能够做得较好的不多，进一步养成学术思维习惯，仍需时日。可喜的是，学术规范化的第一步已经走出。
三、新闻传播学近年讨论的重大问题分析
１．传媒经济。
多数传媒与原来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党政机关经济上脱钩、管理上实行任命主要负责人的委托制，这一近年正在改进的体制，刺激了传媒经济研究的进展。于是，传媒资源配置不合理、条块分割和法规滞后三大“瓶颈”问题被提出，讨论中一个接一个新问题要求得到回答，例如明晰产权、跨地区跨传媒形态兼并、趋同竞争、传媒核心竞争力、制播分离、有效发行、传媒消费、娱乐策划、受众市场细分或专业化、媒介资本融入等等。新闻传播学学者不得不在较快的时间内涉猎传媒经营管理，一些经济学界人士也加盟进来。问题的广度仍在扩展，但是深度不够，一部分“研究”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
这个问题随着２００３年传媒体制为减轻农民负担而进行的再度调整，讨论会有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给传统新闻学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围绕着几个政治比喻反复讲套话了，从这样的内容转到实际的经营管理学层面，这对原有的学科结构是一种冲击，总体上是一种进步，但也可能潜在着学科过多地转向实用化，减弱本来就不强的理论思维的问题；突出传媒市场领域的研究，如何保障传媒在社会领域应当发挥的作用，则是另一个潜在的问题。
关于广告的研究，在经营策略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有些水平较高。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被纳入新闻传播学的范畴，高校新闻教育的专业点中，广告学的专业点（１２４个）超过了新闻学的专业点（９７个），居第一位。学界对这种现象多少表示忧虑，担心传媒的文化特征被纯粹商业性质的内容淹没。
２．传媒法治与职业道德。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传媒在急剧扩张中与社会发生的矛盾冲突也增多了，呈不断上升趋势的“新闻官司”（传媒与社会的关系诉诸法律的事件的俗称）刺激了传媒与法的研究。
由于许多问题处在意见很难统一的职业道德层面，讨论颇为热烈，涉及新闻侵权的各种情形、与传媒相关的着作权问题，以及隐性采访的合理性、“新闻策划”的理解、新闻损害、记者特许权、采访权的法律依据、传媒与司法的天然矛盾、有偿新闻（应为“受贿新闻”）、隐匿权、更正与答辩权等等。部分法学家参与这方面的讨论，使得传统新闻学在法治意识方面得到强化，职业道德意识则正在提上日程。但是宏观的新闻法问题，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目前的研究处在停滞状态。
社会普法的新背景，使得传统新闻学不再陷入“必须”、“应该”、“一定要”等等词汇中，需要考虑以客观的、学术的话语认真讨论实际的活动界限，这种无形的进步正在促使传媒业摆脱某种“权力特权”，变成一种普通的社会职业。当然，这个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３．电视和网络。
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电视时代，印刷传媒退居第二位。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网络逐渐步入大城市的家庭。电视和网络的共同特点是声像传播，“读图时代”的特点与读字时代存在明显的差异，并对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于是９０年代以来声像传播的研究，其比重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陡然上升。
这种研究中，传播学（包括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些理论假设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现在的问题在于，研究内容分散，总体深度不够。如果在这方面加紧培养学科带头人，在学科研究的宏观布局方面有所协调，鉴于这方面研究的经费充裕，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吸引较多的人才，有望获得某一方面较为深化的研究成果。
４．新闻理论研究。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现实性的具体问题越来越多地遮蔽了研究者的视线，新闻理论一度被忽略，研究相当零散。
近年呈现“回归”的趋势，因为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只能建立在理论研究深化的基础上。于是，诸如新闻事实、新闻价值、客观性、新闻真实等，面临新的环境，再次被提出讨论。传统的关于传媒性质任务的认识，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变得多样化了。传播学研究中一些较着名的假设，无形中为新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
对理论思维的回归，也借助了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和硕士生数量迅速扩大的外部原因。他们限于条件和经费，在抽象思维方面发展的较多；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入门的研究人员，首先的训练也应该在这个领域。
四、最近几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浮躁心态影响研究质量。
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它的庞大的研究对象——大众传媒业及其附属的广告业，同时与之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传媒工作要求迅速、灵敏，这使人变得更机智，但也容易使人习惯于匆忙解决那些连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研究传媒的人员受到这个行业特点的影响，有时误以为新闻业务刊物上那些学习领会宣传指示的文章和带有明显公关性质的经验介绍文章，便是“新闻学术”。学科成果评估的“工程统计”只看是否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至于发表的是什么东西，没人查，也查不过来。加之短期内要求出“创新”成果的课题制度，都在无形中鼓励着研究中的浮躁。
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新闻传播学的成果数量较上个世纪显得丰富得多，每年出版的专业书籍在１５０-２００种上下，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的封面上标明“最新”、“高级”、“核心”等等，但算得上学术专着的不多。还有相当数量的书是记者历年发表的消息通讯文集，或广电节目的印刷文本，大多只有留念和送人的价值。各“核心期刊”收到的稿件多得无法处理，因为一些传媒单位、高校强行要求其工作人员、教师和研究生一年发表若干篇文章。已发表的文章中，确实有一些属于研究类，并且有所创新，但是相当多的成果停留在常识水平，使用新闻报道的大白话写“论文”，仅凭会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就敢搞“研究”。较多数量的垃圾成果与不多的有些水平的成果相混杂，这是令新闻传播学尴尬的现状。
媒体的记者、编辑评职称不强行要求发表学术论文，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年度论文不要求必须发表，不以科研为主的新闻传播学教师评职称主要考察教学质量，课题制度要关照基础理论研究和设立长期项目，强调区分新闻业界的学习体会和经验总结与学界的研究论文的区分等，如果在制度上或认识上不能达到上面的基本要求，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可能会被拍拍脑袋出观点的大白话“论着”淹没。因为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很大不同，在于与之相关的几十万实际传媒工作者都具有写“论文”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学习传统也每每要求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时时想到解决他们工作中的问题，而学术研究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为了满足“有用”而存在的。这种矛盾中，当天平过分倾斜到实用一端时，学科学术性的进一步发展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２．边缘研究面铺得过广，学科的本体研究缺乏。
实行课题制无形中造成的一种现象：选题要新，最好是空白。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短期内出成果，于是越来越多的边缘性课题被提出和选中。但是，任何边缘性的课题研究，只能建立在学科本体研究深化的基础之上。当学科本体研究无法提供后援动力时，这种研究基本上是将其他学科的东西移植、套用到本学科内，说起来颇有新意，读起来感觉平平。现在除了关于新闻侵权与诉讼的研究较有学术色彩外，其他边缘性研究有的虽然经常有活动，但学术进展相对停滞或主要表现为词汇的更新。
属于新闻理论基本范畴的内容，在较浅的层面上确实已经被人耕耘过无数遍，但真正停留在某一点深入下去的论着很少，现在只有少量有些水平的研究文章，而谈论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相关领域关系的论文太多。有些关于新传媒的文章和书籍，一哄而起，惊人的预见、完美的未来想象、广告式的描述，替代了严谨的学术研究，普通知识被抬到了学术的高度。当网络泡沫散去后，应该冷静思考一下了。
现在，边缘性的、空白的选题也要挖空心思找了，这种情形应该使人醒悟：学科发展不在于抢占多少看得见的地盘，而在于能否在某一点上取得深入研究的成果。
３．运用现成理论假设的多，对已有理论假设如何得出知之不多。
这主要指对传播学的研究。由于近年出版的大量传播学译着中，多数为教材，因而造成一种意料之外的后果，即人们接触到的大多是结论，对于如何得出结论反而了解不多，当然也会看轻得出结论的研究过程和环境背景。于是，直接将各种理论假设运用到各种研究中去的情形较为普遍，而忽略了不同的环境背景。也许当较多的传播学经典研究论着在中国出版后，这种情形将有所变化。
４．对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有共同语言的研究项目开发不够。
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与国际同行间的交流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并非所有项目都没有共同的语言，如“健康传播”、“传媒与儿童”、“传媒与性别”等，具有全球共通性，而且这些研究世界上很活跃。但是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或本来就缺乏，或只限于个别研究者（已有较高水准），没有在学界形成气候。在学术色彩浓厚的学科基础理论方面，本来应该有较多的共通语言，但是由于我们缺乏深厚的研究积淀，难以形成对话局面，总是停留在相互介绍情况的层面。
５．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论文占据学术期刊较大篇幅带来的新问题。
在要求研究生每年必须发表若干论文的制度没有改变之前，国内现有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和各省级的新闻业务刊物，发表的研究生论文比重越来越高（因为研究生的数量越来越大）。
这些论文大多是有些内容的，其中少数论文水平较高，这类文章的发表传播了学术研究规范化的意识。但是，读书时期的论文，毕竟是入门之作，学术层次是有限的。绝大多数学生发表了几篇文章，毕业后不再从事研究和教学，再也不写研究文章了。后来的学生发表的论文，只能停留在师兄师姐文章的层次上，不可能有多少超越。这样一来，现有期刊的学术水平，总是停留在某一层次，难以提高。
除了改变这种要求学生必须发表的规定（要求学生写出达到发表水平的文章，但不强求发表）外，鼓励在岗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人员，特别是具有高级职称的有能力写论文者多写些论文发表（但不应强行要求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高学术期刊水平的途径。当老师的，大多有较丰富的研究和教学经验，思考问题通常要比学生深刻些，他们的文章有可能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也要有计划地挑选学生中的优秀论文推荐发表。发表学生的优秀论文，也能够对老师发表同样优秀的论文，起到一种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