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１９８７年底，发表于《新闻传播》１９８８年春季号。
新闻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这个问题自它问世就争论不止。
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新闻学１８９９年传到日本，１９０２年从日本传到中国。当时，在美国留过学、观光过欧洲的日本人松本君平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名为《新闻学——欧洲与美国的新闻事业》，并在他创办的东京政治学校讲授。他在该书的序言里写道：“最近欧洲与美国的学者，渐渐感到有必要把新闻学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有的大学已经设置了新闻学的课程。这的确是文运的进步、政治学的发达，值得庆贺。”“然而，世上仍然有人否定新闻事业在学问上的研究价值。其实，如同法律家需要学习法律、经济家需要学习经济学、医学家需要学习医学一样，谁也不能否认学习新闻学的必要性。新闻经营是需要巨大的脑力劳动和资本的事业，谁说新闻记者不需要学习新闻学？”在当时的日本，松本的呼吁和者盖寡。尽管他干劲十足，但他的《新闻学》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日本新闻工作者的心理状态是：我们进报馆之前没有学过新闻学理论，现在不照样工作得很好吗？有的报馆领导人甚至说：新闻学是一门多余的学问，本馆不欢迎学习新闻学理论仅一知半解就目中无人的学生。
一
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杜平群慧眼识书，把《新闻学》译成了中文。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它成了第一本新闻学着作。其实，在此之前的中国报人，已写了不少研究新闻事业的论文。自１８７４年始，首篇是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随后他又写了《论各省会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计》，反映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自强的信念。其他的名篇还有郑观应的《日报》、陈炽的《报馆》、陈衍的《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和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这些论文虽为一两千字的古文，学术气质蛮浓。从这些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我国新闻学研究一开始就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严格限制在新闻事业本身；另一种是把新闻学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使新闻学成为政治学的一部分。
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新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部分在变法人士、革命党人那里发达起来。辛亥革命时期各地革命党人利用假新闻造成全国各省倒戈的声势，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清廷很快隐退。然而，政治上的胜利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新闻本身就是政治，新闻学的名声不大好了。１９１８年，蔡元培力主新闻有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得到一代青年人的响应，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高尚德等均为第一批会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我国早期三大新闻学着作（徐宝璜《新闻学大意》、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奠定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已出版新闻学着作１９０种，有了一批大学新闻系、专业。由于国民党政府把新闻看作政治本身，对新闻事业严格控制和扼杀，国统区的新闻学研究陷于停滞状态。而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兴起了新闻学的研究。１９４１年７月，延安中央研究院设立新闻研究室。１９４２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研究新闻学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任务之一。作为这次新闻学研究的总结性论文《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新闻不是政治本身。解放后，毛泽东也曾提倡领导干部学一点新闻学。
新闻不是政治本身，但不等于新闻与政治无关。在我党的新闻学研究中，同样正常地存在着我国早期新闻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基于中国新闻事业体制的历史传统，两种研究倾向融合为一体，是中国新闻学的特色。１９４７年在华北解放区出版的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可以说是这一结合的范例。这本着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新闻事业本身为研究对象，同时又贯穿了党的一些宣传理论，但注意不使后者喧宾夺主。由于作者从５０年代初起处于冤案中，因而书本身也几乎无人知晓。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学习苏联新闻学，一方面推动了我国新闻学研究，一方面也带来了教条主义的影响，新闻学中的政治因素开始强化。不论怎样，这还属于研究中正常发生的事情。到了“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姚文元的大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将政治等同于新闻学，于是，新闻在１０年内真的无学了。如果说还是“学”的话，它仅仅是那篇大文章的四句话：１）新闻的根本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２）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３）将新闻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４）报社人员的思想革命化。动乱时期的１０年，给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印象比和平时期的２０年、３０年要大得多，现在新闻无学的一些认识，相当程度上与那个动乱时代将新闻学的政治因素推到极端有关。
二
败一种“学”的名声相当容易，但树一种“学”的威望却十分艰难。１９７８年以后，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指导下，进入了一个兴旺的时期，至今出版的新闻学着作约有四五百种，发表的论文数千篇甚至更多。可是，新闻无学的看法依然很普遍。除了体制、传统的原因外，新闻学研究界在努力树“学”的过程中，本身也有做得不足的地方。近年来是我国新闻学的黄金时期，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多的新闻学论文和着作，这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一些新闻学论文和着作又无意中仍使人产生新闻无学的看法，原因有如下几点。
（１）把新闻学变成了对领导同志指示的片释。新闻学是一门科学，应当有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历史研究。它与从党务、政务角度对新闻工作的指示虽有联系，但绝对是两回事。也许是受新闻报道中“吃透上头”习惯的影响吧，一些新闻学论文的论题，是从各种指示中来的。具体的指示依情况经常变化，于是同一作者的论文便会出现今天和昨天打架、明天又会与今天矛盾的现象。如果请人读了这类文章后要他承认新闻学，确实勉为其难。领导同志对新闻工作的指示要执行，有的需要解释，应由具体工作部门去做，新闻研究界知道了，考虑到这些因素就行了。不然，新闻学就会成天围绕这类繁多的指示转而拔不出来。如果领导同志对学术问题发表意见，同样没有必要去片释。在学术领域，意见不会因社会职务高低分出等级，领导同志在这个领域里也是一名普通的研究者，不需要也不应该由其他的研究者代他发挥阐述。
（２）把新闻学变成了政治报告或经验总结。作为一门科学，应当有自己的成套术语，这些术语有特定的含意，不会混淆于其他学科。我国现在的新闻学，还没有完全摆脱围绕“指示”
进行研究的习惯，因而许多名词概念是从政治报告中来的。在学科初创时期，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仍然停留在一连串的“性”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样的新闻学论文，几个例子加上一个性，几个性加几句归纳，最多是一种公式化的经验总结。现在还有一种性大发展的趋势，本来只有几个比较常见、固定的性，已经增加到几十上百个。一般地说，每门学科都会有少量具有科学含义的“性”
的名词，但如果一篇文章充斥随时发明的“性”，其科学的程度就值得怀疑了。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应该从众多的“性”中解放出来，从“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这类简单的推理命题中解放出来。
（３）过于匆忙地解决自己尚没有掌握的问题。学术论文需要具备论题、论据、立论、驳论、数量分析、定性分析、结论等多种结构成分。我们一些新闻学论文，还不大具备学术论文的特点，原因可能在于把新闻工作的某些作风搬到了学术研究领域。恩格斯曾经讲过新闻工作的优点，它使人变得机智，同时也指出其弱点，即“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新闻报道的有机运动会克服这一弱点；可是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这是大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