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２００２年４月，发表于《新闻大学》２００２年秋季号。
我读到《新疆经济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李欧梵的文章《新闻不等于传媒？》，在电子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网络传播正在普及的社会背景下，李教授谈到了人文危机，对此我有同感，但我也许没有李教授这样悲观。每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以某种媒体的形式开始出现时，就像文字、印刷术、摄影、广播电视出现时一样，都发生过为了保护前一种已经变成传统的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口语传播、手抄术、绘画、印刷媒体等等）而对新的传播技术进行谴责的故事，特别是当代出于对印刷媒体的钟情而对电子媒体和网络传播的批判，在欧洲已经形成了学派。生活和观点本来就是多样化的，这很正常。
一、新闻无法作为人文精神的主要承载者
李教授谈的“新闻”，不知理念上是Ｎｅｗｓ还是Ｊｏｕｒａｌｉｓｍ，从中文使用的“新闻”概念看，两者被混淆了。例如以下两段话：
“新闻变成传媒后，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存在理由；它已经不再是探讨人的社会实践，而变成了另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新闻势须依赖传媒，但其功能应该和传媒不同，媒体急遽转变——由印刷转向视觉和网络——新闻应该重新定位。”
如果这里的“新闻”是Ｎｅｗｓ，除了单条单页的“印刷新闻纸”时代（１５-１７世纪），新闻无法离开传媒（当时是指纸张）而存在，谈不上“新闻变成传媒”，可是后面又说“新闻势须依赖传媒”，这个“新闻”似乎又是Ｎｅｗｓ。而要求“新闻重新定位”，这里的新闻似乎应是Ｊｏｕｒａｌｉｓｍ（新闻工作或新闻业），但“传媒”概念一般就是被理解为新闻传媒，将新闻与传媒分开，而且重新定位，那么这里的“传媒”又是什么？由于中文“新闻”概念能指太丰富，所以必须要从上下文来判断新闻的所指，而这篇文章的所指是较难判断的。从文章整体来体会，似乎“新闻”是印刷文字和书写的代名词，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新闻”（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因为“探讨人的社会实践”并不是新闻报道的任务，传播新闻是为了满足人们监测当下环境的需要。即使这里指的是“新闻教育”，也只是部分涉及探讨人的社会实践，而且很难说是主要的。
“新闻”作为过程，就是向人们报告最新发生的事实，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这个“定位”数百年来无形中已经确定了。
在这里，作者把“新闻”看成了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赋予新闻以太大太多的责任了。新闻多少承载一些人文精神，但是它远不是主要的人文精神的承载者，更不能等同于人文精神。除了政党报刊时期有些报刊的新闻传播了一些启蒙意识外，现代社会所传播的新闻，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为了出售而采写，从早期的印刷新闻纸到现在每天甚至每时出售新闻的通讯社，莫不如此。而不是像作者说的，似乎以前新闻或媒体不是商品，只是后来“变成哗众取宠的商品”。没有市场经济向全球的拓展，便没有现代新闻传播业。新闻传播业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尽管它还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我很赞同将新闻报道与广告、公关活动严格区分，这在新闻教育中也应明确，但是作为新闻媒体伴随物的媒体经营、广告、公关不仅需要让学生了解，而且一部分学生将来可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与“商”结缘同样需要人文精神和智慧。至于一定要将广播、电视媒体与新闻分开，那新闻就变成晾在海滩上的鱼干了。我们需要愤世嫉俗，但它本身应该是理智的。
二、从什么角度感受“人文危机”
我感觉，作者在这里其实是借新闻的概念在叙说以印刷文字为代表的人文精神遭遇到了电子和数字传媒（网络）的冲击，出现了人文危机。例如他分析道：“新闻的真正‘媒体’还是文字和书写”，香港学生“对于数码文化和通俗电影的课却趋之若鹜。在这种新的媒体文化的影响之下，香港的年轻人似乎已经不知‘新闻’为何物。”作者还谈到，“我心目中的传播学”是印刷文化和文字语言的表达。这里的“新闻”是印刷文化的代名词。
新闻是社会永远需要的，网络时代新闻的性质不会也不可能变化，只是可能不再印刷和多少改变了表达方式。
文字出现前，记忆是当时的信息交流的要素和人文精神的象征。希腊文字出现后，苏格拉底认为，这会造成人们依赖文字传播而使对历史的记忆萎缩，并且许多口语词汇只能给出一种文字形式表达，无法展现口语对话中的多种语境。当时记忆一部史诗所花费的时间，远远少于为了掌握记录的文字体系而花费的时间。但是，正是文字的诞生使得他的学生柏拉图有可能记录下老师的谈话而使之流传后世。当最初的印刷品圣经传播时，在许多教区也曾被认为是对手抄《圣经》的亵渎。照相术发明后，一度被认为将毁灭绘画艺术。现在看来，当初的指责或担心是有些偏差的。美国媒介哲学家利文森（Ｐ．Ｌｅｖｉｎｓｏｎ）在回顾这些历史时指出：“今天对于全部电子媒体包括计算机在内的猛烈的学术攻击，都是源自由来已久的对新媒介的焦虑而反过来希望保护书写媒介。”
我们确实感受到了一种人文危机，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正在普及时，依赖原有传媒的传统精神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将受到冲击，我们熟悉的东西的丧失是一种痛苦。印刷传媒曾经是知识传播的最大动力和颠覆封建集权的得力工具，也是现代公共教育的起点。即使众多印刷品中最不起眼的印刷新闻，由于传播的规模化也带有了一定的神圣色彩。例如，１５世纪末的一本记述哥伦布发现美洲的８页印刷新闻书十分畅销，使得哥伦布成为发现美洲的第一人。白纸黑字向人们提供了值得信赖（神圣性）的记述，于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才来到美洲。而早于哥伦布５００年发现美洲的北欧人，由于非常有限的口头传播和零散的手稿没有也不可能规模化传播，而使当时美洲的发现被历史遗忘。印刷文化蕴藏了最近数百年人类的深刻思考，是最富的人文精神之所。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并理解李欧梵教授对保护印刷文化免受冲击的呼吁，特别在大学，已有的人文精神无论如何必须继承和发扬。对于忽略人文精神的趋向，我们永远需要批判学派的警钟长鸣。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更需要向前而不是向后看。利文森谈到：“我们经常容易从‘后视镜’中来观察新技术——用即将被替代的旧技术的‘镜’来直白地解释什么是新技术，它能够做什么。新媒体往往向着革命性的，而不是如人所料的方向发展。”每一种新的传播媒体代表着技术的进步，这也是人们自然的选择过程。因而人也能够对新旧传播媒体进行评价和可能的调整，我们现在做的便是这件事情。在这里，比较新旧传播技术的特点是必要的，关键是在总体上要向前看。
向后看有时也很必要，但要全面的分析。例如印刷术，欧式印刷术伴随着全球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为启蒙和民主意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但是，它也存在着许多传播方面的遗憾。
文字发明后，特别是规模化复制技术——印刷术发明后，人们信息传播的空间与发表的意见被分离，印刷品成为行为和说话的替代物，将交流的双方或多方变成了单向服务媒体的接受者，有“资格”提供信息的是极少数人。一定意义上，人们本来的传播本性和面貌丧失在印刷中。印刷术将文化从中世纪僧侣的控制中解放了出来，但在更大的范围内却垄断着新的文化，因为阅读绝不可能是一个能够迅速掌握的过程，而说话是通过生活就能获得的习惯。因此，许多没有掌握足够文化知识的人被排除在外，人们为传播穿越时空的延伸而付出了代价。当然，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思维的产品。
从１９世纪起，人们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做了许多工作，先是照相术，接着是传播声音的电话和广播、声像并举的电影和电视，每一步都在完善着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人类原态传播的回归。现在的网络传播，一定意义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当前最新传播技术造成的社会影响，确实如李教授所说的，“闻所未闻也难以想象”。但造成多大程度的人文危机，以及这种危机得到了哪些补偿，可能我们存在分歧。
三、感受人文危机时的错觉
我们有一种错觉，似乎在印刷媒体占统治地位时，所有的人都在阅读并得到了启蒙。其实，真正通过阅读获得启蒙的人，占人口的比例仍然是很少的，多数人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或没有能力接触印刷传媒，比如我未上小学前，除了原始的游戏和听老人讲故事，对外界几乎浑然不知，那还是在大城市，生活亦如此贫乏，更不要说农村了。而现在的孩子，从出生起眼睛就盯着电视和电脑屏幕，差异太大了！电视是迄今为止最为广泛的传媒，在它普及以后，已经使得世界人口的多数，特别是那些不识字的人和没有阅读习惯的人有了了解外部世界和娱乐的去处，这是传播史上的伟大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我们怎样谴责电视庸俗，它有史以来最为完善地实现了人类声像的同步传播，开阔了社会最大多数人的眼界。
我们常常以自己习惯了的信息接受方式来衡量新一代对新传媒的感觉，甚至在使用钢笔和圆珠笔方面也能表现出老人和新人的差别。对待这种代沟，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相互理解和各行其道。１９９６年美国《哈泼斯杂志》发表了一篇对话《她要她的电视！
他要他的书！》，这是纽约大学传播艺术教授颇斯特曼（Ｎ．Ｐａｓｔｍａｎ）
和费城艺术学院人文学女教授帕格里亚（Ｃ．Ｐａｇｌｉａ）关于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的对话，前者出生在电视普及之前，后者出生在电视普及之后。这篇对话生动地表现了对两种不同媒体钟情的人之间的思想交锋，但依然和谐相处。下面仅摘几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