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批判“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新闻学常识。当时陆定一手里只有一本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于是这本书“绪论”中所论述的关于报纸的定义与关于新闻定义的表述，被不点名地批判为很糊涂、很不老实、很不科学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戈公振１９３５年逝世，在文化界他是左翼的代表人物，只可惜因病早逝，享年４５岁。可能考虑到这一点，陆定一没有公开点戈公振的名，但是批判上纲上线是够高的，将戈氏的观点归结为“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除了资产阶级、糊涂、不老实、不科学等帽子外，还给它扣上“唯心论”的帽子，写道：“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
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总而言之，唯心论企图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的唯物论定义，而把新闻解释为某种‘性质’本身，脱离开了某种‘性质’就不成其新闻。”
如果有人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而把新闻说成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时宜性、一般性本身，就是普通人也不会认可。因为新闻是事实的报道属于生活常识，并不难理解。怎么有人会不明白这样公认的东西呢？但是一看原着就清楚了，戈公振的论证根据来自德文材料，“时宜性”（Ｚｅｉｔｇｅｍａｓｓｉｇｋｅｉｔ），指的是即时发现的事实，包括汉语中的“及时＋现实”双重含义，戈氏反复琢磨，采用了“时宜”这个概念。“一般性”原意是多方面、一般兴味，很难有合适的汉语对应词，于是采用了“一般性”这个有些不大好理解的概念。他写道：“总之，时宜性与一般性，二者不能分离而存在，且互相维系而成报纸之特殊形体，故不能不以此特殊形体之自身，作为报纸内容之原质。此特殊形体，可名曰新闻，即新闻为报纸之原质。”他的意思很清楚，即报纸的基本职能是提供新闻，报纸上的新闻具有时效性并要求具有普遍兴趣。这属于常识，无论如何谈不上“唯心论”。
戈公振接着谈到美国人的四条关于新闻的定义，无论前面加上何种附加的定语，均最后落实到“事物”、“事件”、“事实”
上。戈氏总结道：“此四者均暗指新闻应以何种性质而规定。
于是可知新闻之性质，不可不令一般人引起兴味，不可不得时，此二条件极为易知。”他谈到的新闻事实的两个主要条件，即一般性（令一般人引起兴味）和时宜性（得时），确实属于“极为易知”之列。他同意两个美国人关于新闻定义的“性质说”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因为“性质与具体事实乃同一体，其结果可以避免谬误，不致以新闻事实之自身为新闻与否之区别，只须包括上述性质之事实，均可作为新闻”。在这里，戈氏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即新闻并非是事实就值得报道，这种事实需要具有一般性和时宜性。所谓“性质说”，不过是翻译问题（译为“特点”似乎更确切些），讲的是对新闻事实的规范（规定），这种事实要有共同兴趣、及时、读者欲知、与人类的幸福相关等等。这里讨论的是新闻事实的特点，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当然是承认新闻报道的是事实。如此的论述，实在扯不上尊重不尊重事实，更与“唯心论”不搭界。
不管怎样，现在需要对传统的新闻理念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陆定一选择了“兴趣”这个对新闻事实的要求，指出：“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因而这个新闻对于剥削者也就成为无兴趣的新闻。例如劳动英雄的新闻，就是如此。”从人的阶级性角度讲，这个道理是对的。然而戈公振谈的是一般意义的新闻传播，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理所当然地是面向社会的大众传媒的目的，因而需要考虑人类共同的普遍兴趣，这本是常理。阶级兴趣、共同兴趣，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陆定一还批判了“桃色新闻”、“黄色新闻”，就这一点而言，与戈公振对此的批判是一致的。这类新闻的主张者将“兴趣性”、“文艺性”作为招牌，但不能因为他们谈到了兴趣性和文艺性，就否定关于新闻要考虑公众兴趣、写作要有文采。
新闻学传入中国，外部材料主要是美国的，德国的材料唯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绪章有所涉及，并且将美国和德国的材料加以融合，这是戈公振的学术贡献。德国理论思维的特色仅在这一章中可见一斑，后来我国再也没有人引进这方面的东西，加上这么一批判（除了政治帽子，还有“玄而又玄”、“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无病呻吟，夸夸其谈”等等），更无人再谈，后来的新闻理论缺少理论深度，这也是原因之一。
四、《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为《解放日报》改版构建党报理念
博古主持《解放日报》初期的工作理念，基本是大城市报纸的“以新闻为本位”，但是这并不适合地处偏僻、人口分散、文盲众多的陕甘宁边区的特殊环境，党中央机关报的主要职责也与面向城市公众的报纸不同。因此，要建构党报理念，首先得批判围绕“以新闻为本位”而形成的种种观点。关于这个目的，陆定一文章在开头部分就讲得很清楚，他写道：“了解这套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思想意识和新闻学理论，懂得它的谬误在哪里，对于我们，曾经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真正与这一套坏东西作斗争，还是《解放日报》去年４月改版以后才开始，这是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来的，与不正确的新闻学理论和实践作斗争，就同时丰富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关于新闻学的实践和理论。”
正是由于党的机关报初期总以时宜性、一般性等对新闻事实的要求，来选择和安排新闻稿，使得体现党中央精神的文件、讲话以及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内容被安排到不大重要的位置，所以这样的观点对于改造党的机关报工作来说，自然是一种“坏东西”。克服了这种观念，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精神和反映根据地群众生活（这类内容当然新闻价值不高）意识，才可能融化到编辑记者的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就当时转变主办党报的新闻学理念的需要而言，陆定一文章这样做是有历史的理由的，不然不足以建构新型的党报理论。
既然时宜性、一般性等富有新闻事实特征的要求被压抑，那么落实毛泽东关于党报主要用于指导工作的思想，目的也就达到了。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在一次文化工作的大会讲话，他的话语本身很自然地体现了对于新闻的新认识：“报上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个申长林，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也可以写进去……”“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因为这个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成绩，应该把它广播到全国去。”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劳动模范的事迹就是新闻，一个完全小学的工作经验也是新闻。这与面向大众的社会性报纸关于新闻的看法，距离是遥远的，但符合根据地的情况。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改版提出的两个要点是“增强党性和联系群众”。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重在论证如何在理念上增强党性，文章的第二部分“新闻如何能真实”，实际上谈的是党报记者如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生活的问题，即“联系群众”的问题。而原来《解放日报》的工作方式基本上是抄录各国电讯稿进行编辑、参加党的会议发一些消息，这种工作方式使得报纸严重脱离了分散且处于信息封闭状态的边区群众，群众不会关心，也很难理解报纸上所报道的东西。只有党报的记者们了解了他们读者的生活，才可能将党中央的精神变成适合他们接受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陆定一对此的论证逻辑是，首先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关于新闻写作的“五Ｗ”要求；然后接着指出，即使形式上完全符合五要素的新闻，也可能存在不真实，因为没有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有可能被蒙骗。最后，他提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要求记者必须与群众相结合，首先做群众的学生，与他打成一片，这才可能写出真实反映他们生活的新闻来。如果事情到此，这种要求是妥当的。但是，要求从大城市来的有知识的青年记者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工人农民学习，是很不容易的。于是，陆定一采取了让城市青年产生自卑感的论证方式，即说明记者的工作是不产生价值的，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他写道：“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那就比二流子还要卑劣。”在此基础上，批判“无冕之王”、“先知先觉”的思想，批判“报阀”作风，自然所向披靡。
这种记者不是劳动者的“理论”当时很盛行。谁养活谁，这个话题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斗地主的一个主要伦理原则，还出现了《到底啥人养活啥人》的歌曲。把这一“理论”套在记者以至知识分子身上，尽管现在看来显然是谬误，但当时作为一种理由产生的“魔力”是很大的，成为一代人的人生观，一方面激励了党报记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保证了党报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成为整肃记者的杀手锏。
五、历史地评价《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在上个世纪新启蒙的背景下，针对《解放日报》初期办报业务指导思想上不符合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为确立符合根据地情况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陆定一的这篇文章以当时有限的马列主义教科书提供的哲学知识，努力扭转“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理念，使之适应党报的职责，贴近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这个目的基本达到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该文采取了以批判开路的论证方式，对于法西斯主义新闻学理论的批判，抓住了要害，因而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对于新闻学常识的批判，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但是从“运动剧场”的效应看，“在一定范围内，划出的斗争对象越多，剩下的参与运动的态度就越积极，因为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只要被卷进了运动斗争的漩涡里，即使不是积极分子，也就有了政治立场”。这种批判确实产生了效果，人们努力抛弃“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不再讲究新闻价值，以及新闻时效和新闻的趣味性，仅在形式接受了新闻写作的“五Ｗ”，完全投身到全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工作中。
如果把这篇文章放到当时延安整风时的“抢救运动”，以及文化界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萧军展开的过火批判背景中，陆定一的文章已算是温和的，不过就是笔头上给戈公振戴了几顶政治帽子而已。
其实，诸如新闻要求新、及时、有趣味等等，属于对新闻行业的社会性认识，无所谓阶级不阶级。在这样的问题上使用“阶级”的大字眼，把阶级斗争的理论简单化和庸俗化了。一定要在这类问题划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不同认识，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使得我们的新闻学研究长期陷在不停地划清阶级界限的狭隘认识里，难以进入学术领域。陆定一当时强调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定义，其实就在他批判的戈公振的论述中就内含着，只不过戈氏加了几个定语。这种思想的相关性，使得在后来阶级斗争意识强化的背景下，他本人也逃不过其他人将这个定义扣上“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的政治帽子，这一点，恐怕是陆本人也意料不到的。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本身适应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况，使得党报极大地推进了党的各项工作，发挥了动员群众的作用。为了确立通过党报指导工作的体制，在新闻学理念上改造新闻学的常识是必要的，也取得了成效。但是，当环境发生变化以后，改变已经变成传统的认识理念，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从那时开始了一种新传统，即“大批判开路”的不好的传统，谁哪怕只是想到一些与过去观念不同的东西，习惯性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或唯心论、唯物论的划分意识，便会制止当事人继续想下去，更不要说其他人监视的眼睛了。于是，这种并非完全由于讲道理而形成的状况，造成了后来长期难以扭转的局面：
我国面向社会的传媒上缺少新闻，没有时效，没有趣味；编辑记者只知道典型报道，不会抢新闻，并长期把许多基本的新闻学常识，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
由于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也许当时真的不懂），论证记者不是劳动者，如何被工人农民养活，这种道理一旦被接受，同样后遗症无穷。包括记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经常以接受工农再教育的名义下放，变相劳改，身心遭受到极大的摧残。这种情形也是陆本人难以料到的。
虽然上面谈到了较多的陆定一文章的“不是”，但是从这篇文章中也能够看出，他毕竟是一位正直的党的文化领导人，他选择的话题是要求党的新闻工作尊重事实，追求实实在在的真实。
尽管他把戈公振的观点曲解后概括为“很不老实”、“很不科学”，但其追求的仍然是一种真实的境界，这是这篇文章能够进一步批判法西斯主义新闻理论，并准确地抓住其理论要害的认识基础和人品基础。后来陆定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其主题大多还是新闻要真实，反对造假，确实文如其人。
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领导者是毛泽东，陆定一的文章是在贯彻毛泽东的党报思想。如果主要领导者能够意识到这是以新闻学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总体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对于党这个整体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当时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理念和方法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当时根据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本来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要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当环境变化的时候，思想上能够与时俱进，否则，一旦把偏至的新闻学上升到永恒，悲剧便不可避免。这个责任，不能由陆定一承担，他后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本人为此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我们现在纪念陆定一的这篇文章发表６０周年，目的是正视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