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集中营里生活条件差，经常不能洗澡，姑娘们身上生了虱子。那女分队长看到她们在捉虱子，便皱起眉头训斥说：“这样不讲卫生！”姑娘们一听气极了，是你们不让我们洗澡和换洗衣服，反要来训斥我们！沈锐一声不响，一个调皮的念头又产生了，背地里，她捉了一大堆虱子，用纸包起来，趁女分队长不在房间里的时候，偷偷溜进去，把一包虱子撒在“公共汽车”的被子里。晚上，“公共汽车”回来睡觉，钻进被窝，只感到浑身奇痒，点上灯一看，只见满床虱子在爬，吓得“哇哇”地惊叫起来。姑娘们听到她的惊叫声，都暗暗地笑个不止。
有一天，沈锐担任值班班长，她带了队伍，正走在路上，忽听沈锐一声口令：“向右看！”大家不知底细向右边扭头一看，原来是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的老婆正从一边走来，只见她年龄在40开外，浓妆艳抹，鸡窝式的烫发，一件花绸旗袍紧紧裹住肥胖的身躯，两只改组派的脚上穿着一双半高跟的皮鞋，一扭一扭地，真是怪模怪样。大家一看这位尊夫人的丑态，禁不住一齐哈哈大笑。笑得这位集中营头子的夫人脸上红得像猪肝，满脸怒气地瞪了大家一眼，便气呼呼地走了。
当天晚上，中队长吹哨子集合，宣布：“张太太要来训话。”一会，这位夫人果然来了，她滔滔不绝地训起话来，她说：“你们为什么笑我？笑我就是瞧不起我，瞧不起我就是瞧不起张大队长，瞧不起张大队长，就是不尊重蒋委员长……”说到这里，她也学特务军官的样子，来了一个立正姿势。接着又说了下去。不知怎么说着说着眼圈红了，几乎要哭起来，训话也就没了词。
她看女犯队的姑娘们根本没有在认真听她的训话，有的交头接耳，有的东张西望，自觉没趣，就愤愤地走了。
“夫人”走后，中队长接着训话，告诫大家：“以后见了张超夫人不许再笑，有什么可笑的？”说得大家又笑了起来。
队伍解散后，沈锐模仿夫人训话的腔调和姿势，学着夫人的湖北腔，给大家重新表演了一番，演得惟妙惟肖，把大家逗得个个捧腹大笑。
集中营女犯队的几个年轻姑娘里，沈锐是斗争性比较强的一个，即使在集中营里以凶狠著称的“花生米”中队长曾恭生面前，她也不示弱。有一次，曾恭生找她“谈话”，大谈新四军如何违抗军令，是“叛军”。沈锐再也听不下去了，大声驳斥“花生米”说：“新四军里官兵平等，英勇抗战，皖南老百姓都称赞新四军是人民的好军队，谁说是叛军？”曾恭生一听，拍桌大骂：“你顽固，老子枪毙你！”沈锐从容地说：“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总得讲道理么！”把曾恭生气得说不出话来。
被沈锐取外号叫“狼”的指导员，是一个阴险的坏家伙。有一天，他把沈锐、杨瑞年、徐韧3个人叫去，对她们说：“我们现在要办墙报，你们3个人先每人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我也想好了。”接着他说了3个题目：“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新四军罪行”、“受训心得”。
3个姑娘一听，这不是叫我们写变相的自首书吗？不行！绝对不能写！
3个人一致坚决回绝。
“狼”勃然大怒，露出了他的吃人本性，把3个姑娘一起关进了一间石砌的谷仓里，吩咐周围不许给她们饭吃。3个人在谷仓里高唱“国际歌”，毫无惧色。
关了几天，“狼”无可奈何，只好把她们放了出来。
国民党特务为了讨好上级，宣扬他们的“政绩”，在集中营里成立了篮球队和剧团。秘密党支部经过研究，认为只要坚持原则，可以利用这两个形式，与敌人作斗争，也可以借机锻炼身体，准备将来越狱出去。聪明的沈锐篮球打得好，在球场上，她动作灵活，奔跑迅速，好像一头奋蹄飞奔的小鹿。
精彩的表演，常常博得满场一片片掌声。她又会演戏，最后被调进了剧团。
在剧团里，她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只演进步戏、抗日戏、不演反动戏。有一回，有一个人编了个反动戏，剧名叫“新生”，剧中需要5个女角色，而剧团演员中只有6个女的。沈锐在特务们的心目中，早已被列为“顽固分子”，她估计：这次团里一定会要她参加演出，借此在政治上糟踏她。怎么办呢？不能演！决不能演！她想趁机逃跑，但特务严密监视，无机可乘。最后她决定自伤，想办法从高处摔下来，把脚扭伤，这样就不能强让她演出了。
所幸，剧团的特务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最后没有让她担任演员，沈锐这才松了口气。
不料，特务还是没有放过她，他们要沈锐在演出时担任幕后提词，并警告她：“不许捣乱！”沈锐心里拿定主意，只提一般的台词，决不提内容反动的台词。
一次，演出开始了，敌人在台上台下布满了便衣特务，严密监视舞台工作人员，气氛紧张。哪个人不听指挥，特务便破口大骂，动手就打，沈锐沉住了气，遇到反动台词，就含糊带过。谁知道前台的戏刚演到某一场时，演员忽然忘掉了台词，而这段台词恰巧是很反动的，沈锐坚决不提示。一时间，舞台上出现了冷场，演员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观众里发出了“嘘嘘”
声，剧场里登时秩序大乱。剧团的特务团长刘治汉和一个特务总干事汪光复气呼呼地冲到后台，指着沈锐大骂，一个特务伸手给了沈锐一拳，从她手上夺过了剧本，交给边上另一个人去提台词。后来，沈锐从一个叛徒口中得悉，当时剧团的特务曾打算立即把沈锐拉出去枪杀，因演出正在进行，终于没有下手。
从此，沈锐在剧团里的日子比过去更难过了。敌人不停地打击她，辱骂她，认定她是“破坏分子”。有一次演出时，幕布失火烧了起来，特务便怀疑是沈锐纵的火，把她关进了土牢，后来查明纵火的不是她，才算了结。
集中营里的女囚们，除了种种苦役以外，还有一种男囚们未曾遇到的精神折磨，这就是特务的纠缠与追求。
女囚队里的姑娘们大多在20岁上下，个个长得水灵秀气，革命队伍的教养，更使她们具有一种高尚的气质与修养，她们与那帮丑恶、庸俗而又愚昧的大小特务们的官太太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特别是女囚中间有几个年轻姑娘，既长得漂亮，又才华出众，多才多艺，尤为引人注目。沈锐就是其中的一个。
于是，有些年轻的特务，就如同着魔似的，他们不顾集中营里的禁令，以各种方式，死死地追求这几个姑娘，中间不免闹出了不少笑话。
沈锐也没有摆脱这个命运。
女囚队里的特务训导员原来是一个外号叫“狼”的家伙。后来“狼”调走了，来了一个叫邓永澍的年轻人接替。此人20多岁，长得倒也端正精神，他没有“狼”那样阴险凶狠，有时也流露出几分对女囚们的同情。但国民党长期灌输的反共教育，在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来到队上后，几次找沈锐谈话，企图说服沈锐，他以为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十八九岁的漂亮姑娘，一定是容易对付的。不料几次谈话都使他碰了壁，沈锐犀利的责问，反而把他逼得无言以对。说实在的，在这个年轻特务的头脑里，也只有几条干巴巴的反共教条，再也说不出多少道道来。
不知是由于多次的谈话，沈锐的正直、机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是沈锐的清秀丽质吸引了这个年轻人，总之，邓永澍开始以曲折、隐蔽的方式，向沈锐吐露了爱慕之情。有一回，邓永澍又找沈锐谈话，他对沈锐说：
“你勇敢，坚强，又聪明，我真佩服你：我……真替你难过，年纪轻轻的，老在这里呆下去总不是办法呀！”
“奇怪，又不是我愿意呆在这里，是你们把我抓来的，你们不放我出去，我有啥办法！”
“办法还是有的……不过你总不能老是和队长顶着，你看看这份材料，叫我怎么办？”
邓永澍说到这里，拉开抽屉，取出一份卷宗，抽出一张，交给沈锐：“你自己看看吧！”沈锐接过这份卷宗，是那个外号叫“狼”的训导员写的关于她的“考核材料”，上面写着：“该员确系奸党分子，思想顽固，表现恶劣。”
沈锐看了不觉一笑，心头涌起了一阵自豪感。
“看你还笑呢！”邓永澍气呼呼地从沈锐手里拿起了卷宗，他擦着了一根火柴，把这份卷宗，连同女囚队其他人的考核材料，统统烧掉了。
“你把这些材料全烧掉了，日后怎么交待？”
“这好办，就说是新旧交接的时候丢失了，谁也不会追究的。”
邓永澍说罢，又叹了口气，“沈巧（这是沈锐在集中营用的假名），说真的，我钦佩你，又替你着急，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你该知道我的心，……”
他没有再说下去，眼圈却红了。
几天之后，邓永澍终于鼓起勇气，向沈锐说出了他的“心”：他爱慕沈锐，希望能得到她的爱。
“这是不可能的，”沈锐冷静的回答，“我们政治上不一致，走的是两条路。”
“我们不可以走到一起来吗？”
“不行，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沈锐在这里讲了假话），但我是新四军的一个女战士，我亲眼看到，新四军里一切都是那么好，官兵平等，人人努力学习，积极抗日打鬼子。你们却硬说他们是奸党叛军，发动了‘皖南事变’，围剿他们……”
“这些话你已经对我说过许多次了，反正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对的。”
“我还是要说，你们无故把我们抓来，关进了这个鬼地方，不给我们一点自由，还整天虐待我们……这里的一切是多么黑暗，多么肮脏！……”沈锐不停地说着，气愤得几乎掉下了眼泪。
“我承认这里（指集中营）很黑暗，但外边是光明的，我们可以一起出去，我去想办法。”
沈锐明白，邓永澍所说的“办法”，无非是向敌人自首悔过。她被关进集中营以后，始终隐瞒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从不向敌人透露一点真实情况，如今怎么可以为了换取自由而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呢？于是，她坚决地回答：
“我宁愿在这里坐牢，决不向黑暗低头！”
一场求爱，就此结束。
但邓永澍仍然不死心。后来沈锐听说，邓永澍确实在四处活动，要保释她出集中营，他甚至找到了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被张超臭骂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