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邓旭初亲自出马，带着朱雅轩连续八次进京，其中有一次，在北京整整住了30天，为能面见王震、万里两位副总理和叶飞、张劲夫等领导同志陈述请示，最后，立下“军令状”，这才获得了该项目的批准书，项目总投资为1620万美元。
1987年12月，评审组一致认为：“121”一期工程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磁记录方面的重大突破，在主要指标上达到或接近美国和日本等国家80年代中期水平。1988年6月，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同志专程来上海举行成果表彰和颁奖大会，并对二期工程提出要求，准备启动。总指挥朱雅轩在漕河泾购置土地，准备为此项高技术产品建造产业化生产基地。
然而有人写了一封诬告的匿名信，有关部门下令“121”研究经费全部冻结。但“121”现有设备的运转靠什么经费维持？如果机器设备空调全部停转，造成损失谁负责？同时已经同境外签订的购置生产设备合同还履行不履行？不履行定金被对方吃掉，履行，钱从哪来？在这两难困境中，朱雅轩为减少损失，当机立断，采取不致被对方以违约而吃掉定金，暂先支付部分款项，余款待解冻后再说，实验室照常运转。
后来有关领导部门下达撤销冻结令，实验室保住了，定金也没有被对方吃掉，这本该受到表扬的事，而有关领导部门认为朱雅轩没有严格地执行冻结令，犯下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错误”，于1990年2月8日，给予朱雅轩以行政记过的处分。这一处分不仅使朱雅轩感到“莫名其妙”的困惑，更严重地打击了研究中心全体同志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此时，邓旭初已经离休。当他听说这件事后，自然十分生气，但生气又如何？！
朱雅轩心想，既然“解冻”，总该有个说法，错在哪？对在哪？而那个“处分”，自然也因“解冻”而撤销。问到学校，学校有关领导说：“不是学校给你的处分，学校怎么能撤销。”
再问原处分的领导部门，有关人员说：“我的朱大哥，这类事，我从未听说过有‘解冻’的，你不要太天真了，能给你解冻，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还想要什么？！”
因此，直到他离开交大，另调他处，作为改革的“纪念”，他还得带着这份处分走路。
4.广纳贤才
刘延柱原是清华大学的教师，195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研究班，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1968年，他突然患了急性肝萎缩症，经抢救脱离危险。因家不在北京，在北京无人照顾，想来上海治病。邓旭初就动员他来上海交大工作。开始清华大学不放，几经周折才调到交大。当时由于上海交大住房条件很差，刘廷柱来交大后，也只能一家4口挤在一个10平方米的亭子间居住。邓旭初得知这种情况后，多次看望刘廷柱一家，后来终于在虹桥路50弄为刘廷柱解决了住房问题。
1982年，刘廷柱培养了“文革”后交大第一位硕士研究生洪嘉振。为了拓展科研工作范围，刘廷柱欲留下这一位得意助手，与自己一起工作。但洪嘉振的爱人远在山东，分居两地，迟迟得不到解决，不利于他安心工作。
1983年邓旭初访问德国，刘廷柱在斯图加特与邓旭初的谈话中说起这一情况。邓旭初当场记下，回国后很快解决了洪嘉振爱人的户口问题，并把她调到交大机械系工作。刘廷柱和洪嘉振非常感激领导的关心，决心全力致力于工作。后来，刘廷柱多次获得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上海市的奖励，1985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洪嘉振也获得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称号。
张煦院士毕业于交大电机系，1936年由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194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授和系主任。在1956年，院系调整中，交大电子通信专业调整出去，与其他院校的相关专业组成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张煦与交大电子工程系全部教师随调往成都。当时，由于家中有困难，只好单身一人前往成都，家属留在上海。两地分居22年，生活诸多不便。
访美后，上海交大要发展新兴学科，但是电信方面人才空白，急需像张煦教授这样的人才，于是邓旭初下决心一定要把张煦调回交大。
因这是跨省之间的调动，层层报批，牵扯面太大。邓旭初就打报告给六机部，陈述调此人对交大的重要性，但困难重重。于是邓旭初亲自去北京，到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家中，陈述情况，提出请求，在江泽民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才把张煦先生调回交大。
调来不久，张煦教授就被任命为电子工程系系主任，后来，他在我国通信理论的推广发展与技术应用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成为我国早年参加通信建设的著名教授。
卢鹤绂同志是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是最早提出原子弹设想的科学家。
邓旭初知道他有意离开原任教单位，于是三顾茅庐，多次走访，邀请他来交大任教。他本人也觉得去交大是他最好的选择。最后因原单位坚持不肯调动，没有了却他的心愿。他虽然没有来成交大，但却深为邓旭初的知遇之情所感动。1994年，卢鹤绂先生80大寿，特派他的长子卢永强来到邓旭初家，邀请邓旭初夫妇参加寿庆。
邓旭初在广纳贤才的同时，也深深地考虑到，交大要赶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不仅要网罗人才，还要把一部分人置于国外最发达的科技环境中，去熏陶，使他们头脑中接受的科技知识始终是世界最先进的。
一次，在访问美国维斯康辛大学期间，交大老校友吴贤铭紧紧抓住邓旭初的手，满怀深情地说：“我已经老了，想为母校做点事，为了长期保持与母校的联系，促进母校的发展，我想培养一个接班人，把我一生中在这个领域研究的成果交付给他，让他继承下去。选来选去，觉得交大在我这里留学的教师倪军比较理想，我想把他留在这里工作，你看如何？”
邓旭初爽快地说：“你这是为了母校的长远发展着想，加强交大与美国大学的长期交流与合作，后继有人嘛，我当然同意。”
吴贤铭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制造技术研究大师，是美国首位将高等统计理论与方法广泛应用到制造技术研究上的杰出科学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已经在国际制造工程界崭露头角。在吴贤铭教授的精心培育下，倪军完成了硕士和博士论文，后又跟随吴教授转密西根大学作博士后研究。
1992年10月，吴贤铭教授不幸去世，根据他的遗愿，密西根大学郑重任命倪军担任“吴贤铭制造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实现了其人生的重大转折。
倪军继承了吴贤铭教授的事业，并在此领域进行了艰苦的研究，1994年，他取得了“全美杰出教师总统奖”，为密西根大学工学院有史以来摘取“总统奖”桂冠的第一人。
倪军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没有忘记导师吴贤铭的训导，没有忘记自己是交大人，没有交大，也就没有他的今天。他常常想起他的大学生活。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从青海考进交大，1983年又作为上海交大首批世界银行贷款的留学生赴美国攻读研究生。他常说：“我虽然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我总希望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母校做点什么，既然母校需要我，我就应该常回母校做些工作，作为交大的特聘教授，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挑战，但更多的是压力”。倪军现在是交大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常回母校讲课交流，把美国最先进的知识带给交大。
2002年，交大举行“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大型纪念活动，倪军作为1978级的校友再次回到母校。集会那天，他紧紧握住老书记邓旭初的手，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诚然，受到邓旭初青睐有加的，远远不止以上几位，只是以上几人从不同角度，能表现邓旭初的性格和对人才的尊重，并给予真诚的信任和全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