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旭初认为，一个学校或一个单位的发展，人的因素极其关键，必须以人为本。在交大改革过程中，他不拘一格地选拔和重用了一批“佼佼者”，这些“佼佼者”又在交大的改革中大显身手，为重振交大雄风作出了极大贡献。
1.越级提拔佼佼者
1978年，邓旭初为具体体现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指示，并能在全校教师队伍中产生一种振聋发聩的效应，他向党委会建议，从中年教师中选择几名佼佼者，从讲师直接提为教授、从助教直接提为副教授。
佼佼者的标准是什么？在邓旭初看来，佼佼者，还不光指一般的有专长的、杰出的教授专家。人说“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就学科而言，是指敢于、于不断创新的学科带头人，而更为可贵的是，既是学科带头人，又是一个知识群体的优秀组织者、管理者，如能两者兼得，越级提拔这样的人才，这对于交大发展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党委讨论决定，提拔对象为两人，一是材料科学系锻压教研室的讲师阮雪榆，一是船舶系的曾任深潜救生艇总设计师的老助教朱继懋。
消息传出，对全校振动极大。
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大学，停止评职称，职称与工资关系密切，不评称职，提工资也跟着泡汤；再说无论评职称还是提工资，其范围、额度、对象均由国家统一规定，作为大学基层单位，压根儿没这个权限，但在老兵邓旭初看来，打仗尚且能机动处理，特殊情况，应作特殊处理。这个特殊在哪？
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被称之为“臭老九”、即排在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资本家、特务、叛徒、工贼后面第九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少年来，吃足苦头。既然，“两个估计”被推翻，小平同志又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就得有具体体现，有突出贡献者，应给予重奖，在部队里就是这么干的，这才能鼓舞教师队伍的士气。如此一说，校党委一致通过。但又说来容易做来难。
难，不在于越级提拔，难在为什么只提他，不提我？
阮雪榆于建国之初，毕业后即留校工作，教学之余，刻苦钻研，1989年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冷挤压》一书，是当时这一技术学科的国内外第一本，但也因此在“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先是被剃成阴阳头在校园游街，受尽凌辱，批斗数年之久。此时，上海汽轮机厂为研制12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中，有一紫铜零部件，必须由冷挤压工艺加工，才能保证质量。为此找上门来，指名要求交大给予协助。尽管这一课题属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而造反派却坚决反对，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何能去参与这一重大科研课题。对方说，他不去也行，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能解决这一难题的，别人去我们也欢迎。
可惜，同一教研室的造反派们却没有一个能当此重任。这时，驻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深知其中利害，发明了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到科研生产第一线去劳动改造一说，这才使阮雪榆讲师从此跳出了“牛棚”。
结果，自然是反革命的阮雪榆，解决了该厂抓革命，促生产，促科研的难题。
接着，几家军工厂也纷至沓来，阮雪榆有求必应，均能做到“药到病除”，于是，一次两次，久而久之，这个反革命居然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革命，成为不少家照说是对外保密的军工厂的嘉宾。“文革”后，阮雪榆找党委要求给予平反，党委书记笑着说，你还平什么反？那些军工厂早给你平反了。竟然也取消了“平反”这一程序。
把这样一个阮雪榆直接从讲师提为教授，在其所在系、室两级的教职员工中，自然一致赞成，顺利通过。
1983年4月交大在全国第一个开拓了高校与地方工业局、高校作为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两种不同所有制的横向联合办研究所的通道，与二轻局合作成立一家模具技术研究所。双方合作办研究所，交大投入的是阮雪榆任主任的锻压教研室的人才资源，即所谓无形资产，二轻局则投入资金，这在当时也不失为一大创举。
20个年头过去了，锻压教研室发展成全校相对独立的一个塑性成形系；从模具所中又发展出一个国家模具ＣＡD工程研究中心和三个子公司，分别从事模具ＣＡD，ＣＡM，ＣＡＥ的数字化制造、软件系统集成和反向工程的技术服务；之后，又在该所组建起国家数字化制造技术中心。全所（系）近194人的职工队伍中，拥有8位教授，博士学位人员13人、硕士学位50余人，是国家批准的硕士、博士培养点和博士后流动站。20年来共培育了博士108人，硕士180人。该所设有数字化制造技术等研究方向，并在这些技术内取得较大突破，技术水平居世界前列或国内领先，而且有一支高素质软件人才队伍，他们来自全国14个院校、21个不同学科，形成了学科交叉的群体优势，是先进制造领域产、学、研的开发和示范基地。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阮雪榆被评选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之一。
2.青睐“有争议”的人物
受邓旭初特别青睐的另一个，就数当时的中年讲师陈楚，这是一个所谓有争议的人物。
陈楚与阮雪榆同属材料科学系，是焊接教研室和锻压教研室共同党支部的支部书记。但这个党支部书记居然曾是一个所谓“内控”的对象。因为他与一个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儿子是中学同学，此人后来去了台湾。这当然不算什么问题，成为问题的是此人居然从香港给陈楚写了一封信，这本来也不算什么事。尽管如此，襟怀坦荡的陈楚还是把信交给了组织。时值解放之初，组织上也未予重视。随着“左”风越刮越紧，这才成为一大问题。但对一个党支部书记，总也不能就此立案审查，这样既不能证明“问题”属实，也不能证明陈楚没啥问题，为慎重起见，就只得作“内控”处理了。
初识陈楚
且说邓旭初与陈楚直接打交道，第一次是在1958年大跃进，陈楚带了一大帮年轻大学生去创建一家造船厂，当时作为校副书记兼副校长的邓旭初前往看望，发现他们造的船居然像模像样，能下水航行，不禁感到十分惊讶。这是由于当时大炼钢铁，不少单位竟然把好钢好铁的“原料”炼成废钢废铁。因此，觉得此人不仅有技术，还能实打实地大干，且大有组织才干。
第二次是在“文革”兴起，造反派胡作非为，连档案室都敢冲击。邓旭初因有所谓“叛徒”嫌疑，而造反派一旦从陈楚档案中了解到“内控”底细，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特务”嫌疑，两人都吃足苦头。患难之中，邓旭初对陈楚机智、灵活、敢想、敢干的性格十分欣赏。说来也巧，在以后的劳动改造中，邓旭初和陈楚走在一起。一来二往，两人自然而然地成了好朋友。
再识陈楚
使邓旭初对陈楚印象更深的是在造反派去信部队，认为大毛作为有叛徒嫌疑的邓旭初的女儿，没有资格在部队工作，应把她赶出部队……的当口，怎么办？邓旭初举棋不定，很想找人商量商量，找谁呢？想来想去，就找了这个一起劳动改造中的难友。
商量得找地方，在家不行，学校也不行，上康平路逛街，边走边谈，但又不能并排走。一旦被造反派发现又有可能说不清楚吃苦头。于是，邓旭初走在前，陈楚走在后，如此一问一答地个别谈话，实为“文革”一大奇观。
邓旭初在前面问道：“叫大毛回来，让她到哪去混口饭吃？不叫大毛回来，会不会连累了老战友？……”
陈楚在后面答道：“你用心是好的，总是为别人着想。但这想法不对。
是不是叛徒你自己最清楚。你明明知道自己不是，怕什么？你可以如实写信给老战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大毛有这方面天赋与专长，现在的工作很适合，有发展前途，决不能叫她回来。反之，你要大毛回来，岂不是易被别人误解成做贼心虚，反倒把好事办坏。”
就这前问后答，商量来，商量去，终于使邓旭初下定决心照陈楚说的办。
也使邓旭初更深地了解了陈楚处惊不乱、敢于大胆决断的性格。是一个值得信任、能办大事的人才。
解决“老大难”
在改革开放中，交大材料科学系既是大系，也是个老系，人才集中，有不少尖子。但尖子一多，搞不好就容易谁也不服气谁，搞“窝里斗”。“文革”
中，党委书记杨恺同志在材料科学系蹲过点，“文革”后，邓旭初也去蹲过，两位书记都没能解决问题，从而称之为“老大难”。这就亟须一个既了解个中“内情”、又压得住阵脚的系主任，使众多人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时，邓旭初又想起了陈楚。
陈楚一听，心想我当教授就蛮好，系主任是件苦差使，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因此，不想干。但邓旭初说得很恳切，似乎是非他莫属，既然如此，作为党员岂能推诿。陈楚答应是答应了，但却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十分狂妄的要求，即系的党政领导班子应由他来提名。他提的名党委可以否决，否决后他可以另提别人，再否决再提，就是不能由上面给他配班子。同时，他请党委放心，他绝不会凭个人好恶行事，去拉帮结派，搞个人的小圈子。
邓旭初居然满口答应，交大党委也居然一致通过。附带说一下，那个时候交大党委班子是个紧密团结又朝气蓬勃且敢想敢干的班子。主管人事的副书记刘克思想解放，又稳重踏实，组织能力很强，与邓旭初是一对极佳的搭档。更难得的是，邓旭初性子很急，有时不免想到就干，横冲直闯，在这种情况下，刘克就会不声不响地在实际工作中给予弥补。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系总支书记人选，经陈楚认可就让党委办公室主任兼。显然，这也是一着妙棋，既表示校党委理顺材料科学系的决心，也表示对陈楚的支持。
党管干部是我们党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领导班子个人提名，几乎等同于如今的组阁，可说是史无前例，这个陈楚实在走得太远了。而对邓旭初来说，任用“难友”，岂非有用人惟“亲”的嫌疑。所谓争议，正由此而来。但使邓旭初下定决心、党委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还不是以上这些，而是党委曾收到过海军司令部一封表扬陈楚对海军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信件所致。具体什么贡献，属于绝密，信中没有说，也不准说，但邓旭初清楚，党委核心成员也清楚。作出这一贡献，陈楚冒有丧失一切的风险，但为了人民海军的利益和我国海防的利益，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却敢于一搏！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而且是一般学者、专家所极难做到的（正因此，他在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评审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之一）。但正因如此，邓旭初清楚，党委清楚，别人、基层群众并不清楚，所谓非议、争议，就由此而来。
但实践证明，陈楚没有辜负邓旭初和党委的期望。他上任不久，材料科学系就大有起色，教学、科研都捷报频传。如阮雪榆的模具所，就是由他代表学校、系去与上海市二轻局商谈、签订合作协议的。这是由于他一是情况明，深知不同尖子的不同特点；二是决心大，看准就干，再加上“后台硬”；三是方法对头，措施得当，对不同尖子扬其长，避其短，筹组最佳搭档；不仅如此，他又从模具所产生联想，与国家轻工部合作办了个焊接研究所。
部校联合，创建焊接研究所一次，国家轻工部部长杨波来上海参观轻工产品展览，发现我国罐头封口还是几十年一贯制，采用的是锡焊老工艺。当时据美国研究表明，焊锡含有致癌物，对消费者健康不利。现已改用了加压密封的新工艺。当杨部长来模具所参观时，陪同他的正是搞焊接专业的陈楚，就提起了这件事。陈楚说，这事好办，我们帮你解决。当对方认可之后，陈楚立即得寸进尺说，最好我们两家合作办个焊接研究所如何？但当时，部长未作答复。
事后，陈楚向邓旭初报告，答复是“完全同意，力争办成。”
当时进口这样一套新工艺装备，瑞典要价70万美元，美国则为100万美元，且对我采取封锁政策。经轻工部下达项目，交大与汕头轻工合作，以瑞典要价作项目费用开支，从日本进口部分部件，其他自己动手，实际上总共只花了30万美元就搞成了。剩下50％作为对交大的奖励。
当这一炮打响之后，杨部长对合办研究所的兴趣大增，但考虑到交大与轻工部属两个不同系统，当时“肥水不外流”盛行，真要干怕在部党组会上不易通过。此时，听说陈楚正在北京公干，就马上打电话要他来参加明日一早召开的党组会议，来“吹嘘吹嘘”。陈楚说：“不行。”当部长的不胜惊讶，心想对你来说还有比这更紧要的事嘛！陈楚接着说，他已经约好，要去向王震副总理汇报交大支援新疆建设的事。
部长一听说：“那正好，我和你一起去。”
陈楚向王震副总理汇报完毕，杨部长马上接上，说了拟与交大合办研究所的事。王老听了，十分高兴地说：“‘大秘书’（杨曾是陈伯达秘书），你思想不错，走在中央前头了。中央正在考虑横向联合，你已经有了具体打算，这是个创举，应予表扬啊。……”
从王老那里出来，陈楚问：“什么时候开会呀，我去参加。”
杨部长大笑说：“还开什么会，副总理都表扬了，照干不误。”
轻工部拨款300万元，在交大办起了焊接研究所。
陈楚还曾一度以校长助理身份兼系主任、又兼任南洋国际技术公司的总经理。就任前，邓旭初嘱咐他，南洋公司不光要赚钱，更重要的是赚的钱要支持学校的教学科研。陈楚牢记这一条，身体力行。其中遭到争议的是他果断地支持了潘健生讲师的科研课题。在上世纪80年代初，热处理工艺的操作完全依靠操作者的实践经验，使用计算机来控制材料加工工艺，还是人们所十分生疏的。因此，在潘健生所在教研室得不到支持。这样，潘就直接找到了陈楚。陈楚对潘健生很了解，是一个埋头苦干的好同志。尽管潘的夫人长期患病，且无子女照顾，家务事全部压在他的肩上，却并不影响他的工作。就计算机控制热处理工艺这一课题而言，如果说在别的兄弟院校还不具备条件的话，那么，在交大已拥有这一条件，即老邓访美时购得的王安公司那套小型计算机，可作为工作平台。为此，他大笔一挥贷给10万元。
为何不是拨而是贷，想来是从建立模具所过程中受到启发，贷能给科研者以更大激励。
实践证明，陈楚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课题荣获了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2002年潘健生教授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陈楚任南洋国际技术公司总经理时，也有所谓决策“错误”的记录。
如他为了广开财路，与人合资建千岛湖宾馆一事，曾被教育部、上海市教委有关领导认为是“方向性错误”，责令其非抽回投资不可。在强大的压力下，邓旭初和陈楚俩据理力争，认为建旅游风景区宾馆，经营上季节性很强，旅游旺季赚钱，到了淡季可作学校职工疗养之用，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根本不存在什么“方向性错误”。但怎么说也没用，只得忍痛抽资作罢。
到了80年代初，听说那位市教委领导同志回想起当年这件事时，倒说了一句大实话，“现在看来，邓旭初倒是正确的了。”
3.看上“高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