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解放上海后保障市民的生活需要，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和恢复生产，成千上万的解放区群众挑着担子、赶着骡车、推着小车，从山东、江苏等地将粮食、煤炭等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江南。到５月上旬，解放军已经筹备了近１．４４亿斤的粮食、１２万吨的煤炭和７００多万斤的食油。同时，解放军还成立了煤粮供应运输部，专门负责城市人民生活必需品的转运工作。在这支浩浩荡荡的物资运输大军中，还有一队用篷布封裹严密的车队。汽车里面装的是崭新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即将在解放后的江南城市，包括上海投入使用。
在丹阳集训期间，其他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是未雨绸缪，包括上海解放后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次播音、第一张《解放日报》的稿子，以及入城后有关的胸章、臂章等细微之处也早已安排妥当，以保证一进上海，新政权的机器马上就能有序地运转。
可以说，根据党中央“完整保存上海”的指示，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和华东局已经从军事、思想、组织、物资等各个方面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只待打响解放上海战役的枪声。
（第二节）解放和接管上海
５月１２日，第九兵团和第十兵团从南北两侧向上海的外围防线发起攻击，上海战役正式打响了。面对国民党守军构筑的坚固的碉堡群和密集的火力网，解放军稳扎稳打，一步步向市区推进。经过１０天的浴血鏖战，除了北面的吴淞口尚未完全封闭之外，解放军已成功地从东、南、西三面紧紧地包围了上海市区。
２３日，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向上海市区发起了总攻。２７日，激战了１６个昼夜的上海战役结束。虽然在战斗中解放军付出较大的伤亡，“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但终于使上海这颗举世闻名的“东方明珠”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上海的解放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解放，而且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５月２９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中所指出的：“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５月２６日，邓小平等人在苏州河北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来到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现为华东政法学院）的临时最高指挥部。
在离开上海１８年后，当邓小平率领解放军再次踏上了上海这片熟悉的土地时，心中想必是感慨万千吧。
然而，摆在邓小平等人面前的是一幅生产萎缩、百业凋敝、物价飞涨、民生困苦的景象：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面对上海实行封锁，妄图阻断上海的内外交通，断绝粮食、棉花及工业原料的供给，从经济上窒息上海，一面又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破坏生产、生活以及市政交通设施，以使上海陷于机器不转、电灯不亮、汽车抛锚的瘫痪境地。
一些留在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势力利用国民党旧政权遗留下来的种种祸患和新政权面临的种种困难，或是通过贩卖“黄（黄金）绿（美钞）白（银元）”扰乱金融市场，或是大量囤积以“二白（粮食、棉纱）一黑（煤）”为主的物资，哄抬物价，一些资本家甚至扬言“共产党军事１００分，政治８０分，财经打０分”。
同时，旧上海盗匪横行，加上国民党溃败时留在上海的散兵游勇或成群结伙，强讨钱财，或冒名接管，打家劫舍，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据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记述，有一次，邓小平和陈毅一起去参加一个大型庆祝活动。他们走出办公地点的大门，在众多警卫人员的簇拥和保卫下，去街对面开会。就走过这么一条不宽的街道，就这么几分钟的瞬间，邓小平胸前口袋中别着的一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派克钢笔，就被上海的小偷偷掉了。这件小事一直让邓小平耿耿于怀，他每到上海就会讲起这件事，并感叹：“上海的小偷真厉害啊！”
在上海解放后，能不能迅速地接收好、管理好新生的上海，尽快地安定民心和恢复发展生产，这对于长期在农村中领导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既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毛泽东曾指出，如果能够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中国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与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
为此，邓小平和陈毅两人不断接见各方面的干部，出席各种会议，并亲自深入各界作调查研究，常常工作通宵，直到日出东方，晨光乍露的时候，才躺下来打个盹。据当时在邓小平和陈毅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邓小平和陈毅因工作繁忙，很难在同一个时间安安稳稳地用餐。邓小平常常忙得抽不出空来回到设在原国民党励志社的住处稍作休息，陈毅有时啃两块烧饼就当一餐饭。这时，在他们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把上海管理好、建设好。
在上海解放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邓小平从当时上海最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中抓住了打击金融投机、反封锁和争取党外人士的支持三个方面作为突破口，以最终实现上海经济和社会上海解放初期的证券交易所大楼。
秩序的稳定，以及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并为将来上海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一个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良好环境。
邓小平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要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首先就是要严厉打击上海日益猖獗的金融投机活动。
坐落在上海汉口路４２２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是旧上海金融投机的大本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就曾凭借国民党南京政府一些要员的幕后支持或暗中庇护进行投机活动，操纵物价。在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第二天，这些投机活动又蠢蠢欲动起来，证交所的一些字号打着复业的幌子继续进行金银外币的投机活动。
这些投机活动刺激上海的物价飞涨，在上海解放之后的短短１３天中，黄金上涨了２．１倍，银元上涨了２倍，大米上涨了２．２倍，棉纱上涨了１．５倍。不仅如此，这些投机活动还严重损害了人民币的信誉和权威，阻碍人民币进入上海的市场。虽然军管会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就宣告“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但一些普通百姓还是对人民币能否在市场上真正立足心存疑虑。工资一发下来，他们就赶紧去买米、煤、布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或调换银元，以致出现了人民币早晨从人民银行发出，当天晚上就又如数回到人民银行的情况。一些商店公开以银元标价，一些商店拒收人民币，一些人甚至公开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人民币则进不了上海。”
对于上海猖獗的投机活动，邓小平于６月７日晚主持召开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以政治打击为主的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取缔银元、黄金、美钞的非法流通和投机活动，并将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对于这次会议的情景，当时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处长的徐雪寒后来回忆道，当时“我们一同去向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同志汇报，他随即协同我们去华东局，几位领导同志都在。听完我们汇报后，邓小平同志果断地决定，立即命令有关军政机关务必对这一货币大投机场所加以歼灭性打击，一网打尽，严加惩处，说完便匆匆起身走了”。因为，这时的邓小平已经接受中央的委任，正在积极筹备率军进军大西南。
１２个小时后，毛泽东就复电批准了这一行动。
６月１０日上午，市公安局长李士英率２００余名公安干部进入证券交易所大楼，一举查封了大楼，拘捕了一些从事投机活动的资本家，沉重地打击了上海的投机活动，也使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其次，针对国民党政府企图用轰炸和封锁，从经济上窒息新生的上海的图谋，邓小平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成员制定了反封锁六项方针。
就在上海刚解放不久，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公然对上海口岸实施武装封锁，并不断派飞机对上海的主要经济设施和经济目标进行狂轰滥炸，大量的工业原料、设备和能源无法进口，上海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了严重破坏。当时，新生的人民政府接管下来的粮食只够半个月的消费，煤只够使用１个星期，私营棉纺厂的存棉也只能维持１个月的生产。
对此，根据中央的指示，邓小平召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开会，及时制定了反封锁的六项方针：
（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解放全中国；（２）有计划有步骤地疏散人员，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３）强调自力更生，改变上海生产方针与发展方向，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把为国内生产、为人民服务作为上海一切企业生产的方针与发展方向；（４）动员大批党员和干部到农村去，先开展农村工作，然后回过头来发展城市；（５）发展内地交通，鼓励城乡物资交流；（６）节衣缩食，实行精简节约，克服眼前困难。
７月份，邓小平向中央汇报了这六项方针。经毛主席批准，这六项方针成为上海的第一个施政报告。
根据这六项方针，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通过恢复和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从全国调运煤炭、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发动工人进行技术革新和厉行节约等多种方式，在１９４９年底使上海的经济形势逐步趋于好转。
最后，邓小平还提出，上海作为我国私营工商业者和党外民主人士最集中的城市，在接管的过程中必须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进城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并同他们诚恳坦白地商量解决问题的指示精神，争取他们的支持，这对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有着重大的影响。
上海是我国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解放前夕，上海拥有民族资本主义企业２．０１万户，其年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７９．１％，占全国私营工业总产值的３６％，上海的私营工商业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要顺利地接管和建设新上海，支援全国的解放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动员这部分力量，使处于停工状态的机器设备迅速运转起来。
同时，当时的上海还集中了宋庆龄、张澜、张元济、周谷城、巴金、颜惠庆等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等一些民主党派的总部就设在上海，争取他们的支持有利于扩大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社会基础。
上海解放初期，邓小平一家在上海住地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