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广西的局势十分复杂，各种势力在广西明争暗斗。蒋介石在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争夺两湖（湖北和湖南）地区的斗争中，极力拉拢对李宗仁、白崇禧早已心存不满的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校长俞作柏及其表弟、桂系第四集团军师长李明瑞，成功地瓦解了桂系势力。俞作柏和李明瑞虽然因倒桂有功而执掌了广西军政大权，但为了防止桂系东山再起和蒋介石插手控制广西，希望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
因此，他到广西后利用这种纷繁复杂的局面，将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建立革命武装作为工作的重点。一方面，通过俞作柏对一些反动军官采取“调虎离山”和“明升暗降”之计，削弱他们的军事指挥权，起用共产党员担任军官教导总队和警备大队的各级指挥官，并有计划地派人到军队中，发展士兵运动，为建立革命武装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说服俞作柏和李明瑞通令开放工农运动，确认各地工会、农民协会组织的合法地位，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
在短短半年的时间中，广西的革命形势得到根本改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破坏的广西地方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工农运动也蓬勃发展，共产党还掌握了俞作柏、李明瑞的广西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共三支武装约３０００余人。桂系军阀李宗仁惊呼：“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党之西南根据地”。
对于今后的工作，邓小平认为，要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产生的苏维埃革命政权，要扩大宣传，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同时，还要加紧对军队的改造，改善士兵待遇，做到官兵一律平等，要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要通过发动游击战争，使左右江取得联系，并逐步向湘粤边界发展，争取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会合。
对于中央一些同志提出的对李明瑞不要存在“丝毫的幻想”，要加紧与之斗争，否则将为其出卖的观点，邓小平坚持认为，要充分信任李明瑞。在广西的主要工作是发动下层群众工作，但是也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据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邓小平后来曾对她说过：“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统战工作！”
在邓小平向中央汇报完工作后不久，３月２日，上海的党中央通过广东省委向红七军前委发了一份指示，指出红七军今后的工作主要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基础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
张锡瑗遗像。
指示还批准了红七军前委名单，指定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７人组成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兼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
在汇报完工作后，邓小平急忙赶到宝隆医院，看望即将分娩的妻子张锡瑗。
张锡瑗生于１９０７年，原籍河北省房山县良乡，与邓小平既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又是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同事。
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于１９２８年在上海喜结良缘。当时，为了庆贺这件喜事，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３０多名在中共中央工作的同事还特地在上海广西中路一家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了酒席。据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郑超麟回忆，那一天，邓小平格外喜气洋洋，大家吃完后，好像菜已经吃完了，大家还有兴致，邓小平又另外点菜，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喜悦。
婚后，邓小平与张锡瑗的感情一直很好。那时，邓小平夫妇与周恩来夫妇住在一起，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与张锡瑗住在楼下。邓颖超回忆道，那时候，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当毛毛向父亲邓小平询问时，邓小平也说道：“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又说又笑！”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孩子终于生了下来，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虽然邓小平日夜在医院中陪伴、照顾着妻子，但由于医疗条件很差，张锡瑗还是去世了，当时年仅２４岁。几天以后，可能是由于难产的关系，孩子也死了。
但是，广西前方的革命形势已不容耽搁，大约在１月底，邓小平还来不及亲手掩埋妻子和孩子，便又匆匆离开上海，赶回广西领导革命斗争，但他的心中一直牵挂着这件事。
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去寻找张锡瑗的墓地。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江湾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后来，在当时埋葬张锡瑗的中共中央工作人员李强的帮助下，邓小平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邓小平和卓琳夫妇二人一起前去查看时，发现那里都被水淹了。于是邓小平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一起，安放在邓小平在上海居住的励志社的楼下。不久，邓小平就根据中央的命令离开上海，率军挥戈进军大西南。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存放在上海励志社旧址，最后于１９６９年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现在已更名为龙华革命烈士陵园）。
现在，张锡瑗和苏兆征、杨贤江、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之中，在那朴素简单的墓碑上，镶嵌着她留在世上的惟一的一张照片。
多年之后，邓小平仍深深怀念着张锡瑗。据毛毛回忆，有一次，邓小平沉思般地说道：“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１９３０年２月７日，邓小平在听取了中央的有关指示后，经香港，绕道安南（今越南），回到了龙州。
这时广西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邓小平在上海汇报工作期间，百色和龙州分别发动武装起义，在广西西南边陲的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的２０多个县、约５万多平方公里、１００多万人口的地区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两支革命武装。
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逐渐好转，以及受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无视国内革命力量仍然较为弱小的现实，提出“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前面了”。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下，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红军必须根本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配合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１０月２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中共中央代表邓拔奇（邓岗）在会上传达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要求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攻打柳州、桂林。虽然９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由于路途遥远，远在广西的邓小平等人对此毫不知晓。敌我力量对比的过分悬殊使红七军在攻打柳州、桂林的路途上伤亡惨重，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部队已由７０００多人锐减为三四千人。
红七军今后将向何处去？
１９３１年２月，邓小平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七军，再次从广西回到上海，听取中央对红七军今后工作的指示。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手稿一页。
在上海期间，邓小平在等待向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红七军、红八军工作的同时，于４月２９日写下了洋洋１６７００多字的《七军工作报告》。
在《报告》中，邓小平详尽地回顾了红七军、红八军分别在百色和龙州发动起义，开展土地革命的地方党的工作的过程，并对自己在广西创建领导红七军、红八军工作中的失误作了深刻的总结。
邓小平认为红七军、红八军在广西的失败是由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客观上，广西的军阀势力比较强大，他们相互勾结，镇压、瓦解革命势力。但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这主要表现为：
（一）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右江的苏维埃政权。邓小平在《报告》中写道：“如果不注意用正确的路线来发动群众，群众的情绪是不能保持下去且易走到失败情绪上去的”，“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在右江时攻滇军之役，攻武冈之役，攻连州之役，均是这样的错误，没有以发动群众为中心（不一定占领城市）而是以军事为中心。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心错误，就不能不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至于沿途是不是注意发动群众呢？是注意了，但因有这一中心错误，实际上忽略了群众的工作”。
（二）对军队的改造工作不够。“七军本是和平转变过来的，转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致有三次叛变事实之发生，都是旧的基础（包括兵油子）没有肃清的结果。党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点，党的领导仍是薄弱，不能在紧急关头打破官兵的失败情绪。”
（三）在军事上过分轻视敌人，对敌人的情况不了解，尤其是“侦察工作太差，好几次都吃了这个亏”。如红八军“到达东兰之第二日，……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还不知道是桂系主力，以为是土匪，及至接触了两小时后听到大炮机关枪声才懂得，但结果是被敌人冲散，全部无法退右江”。对此，邓小平总结道：“过去七军历史上向有轻视敌人的观念，因之屡次上当不小。隆安、长安、武冈、梅花作战都是犯了这个错误。”
（四）在军事路线方针上，错误地奉行了李立三路线。“七军是坚决执行了立三路线，碰了不少钉子，做了不少错误……因为七军的基础是，一部分是转变过来的旧军队，一部分是斗争未深入的农民，这便是便利于立三路线发展之基础。”
但是，近半年过去了，党中央竟然根本没有听邓小平汇报过一次工作，甚至没有见他一面。他与中央的联系只有交通员隔些时候过来看望他一下，并送来一些生活费用，仅此而已。
原来，这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王明所操纵。他不仅继续坚持李立三的中国革命要以城市工人暴动为主的“城市中心论”的观点，而且更加“左”倾。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指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
对于邓小平在广西推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方针，他们一方面对邓小平不予理睬，另一方面则于５月１４日发出一封《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信》，对红七军的工作横加指责。
虽然受到了党中央的冷落和排斥，但邓小平没有灰心，１９３１年夏，邓小平主动要求前往以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因为，通过在广西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他坚信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必须由城市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才能胜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