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委、市政府，原则同意上海５月４日报送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上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要充分利用上海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开发和开放浦东，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开发和开放浦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
的确，对于上海来说，浦东开发开放是上海彻底摆脱城市基础设施老化、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总体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困难局面的契机。首先，通过浦东开发开放，把上海作为单一的工业生产基地转变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多功能中心，即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机会，优化上海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优化整体经济结构，进而全面提升上海整个城市的运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其次，通过浦东的现代化新城区的建设，疏解浦西的人口压力，以腾出空间改造浦西的老城区，使２０世纪初就崛起于亚洲的上海能重振雄风，再现昔日的辉煌，并继续屹立于２１世纪的国际大都市之林。最后，通过浦东的开发开放，来集聚和培养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并形成一种柔性的人才流动机制，提高上海整个城市的素质，以更好地参与竞争。
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决策下，浦东开发开放的帷幕拉开了。上海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上海再度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热点。
（第二节）打好“长江牌”与“中华牌”
浦东开发开放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１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在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经过多年努力，现在浦东开发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将按照“面向世界、面向２１世纪、面向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借鉴国内外大城市开发新区的成功经验，把黄浦江两岸的规划和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分步骤地加以实施。４月３０日，市政府举行开发浦东新闻发布会，常务副市长黄菊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将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八五”
期间为开放起步阶段。主要是编制规划、整治环境和着重解决交通问题，积极为吸引外资创造条件。第二步，“九五”期间为重点开发阶段，继续建设区内骨干道路和市政公共设施，初步形成基础设施比较配套的浦东新区的大格局，为以后几年的大发展打下基础。第三步，２０００年以后的二三十年或更长一些时间，为全面建设阶段。届时通过浦东的建设和浦西城区的改造，上海将成为设施配套比较齐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重要现代工业基地和金融、贸易、科技、文化、信息中心。黄菊还在会上宣布，经国务院批准，在浦东新区将采取１０条优惠政策和措施，以吸引外商投资浦东，促进浦东的开发、开放，其中有些政策比特区还“特”，如允许外商投资兴办第三产业，对现行规定不准或限制外商投资经营的金融和商品零售等行业，经批准可以在浦东新区试办。允许外商在上海、包括浦东新区增设外资银行等。
５月３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挂牌。
９月１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锦江小礼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会上发布了第一批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９个法规等文件并作了说明，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和朱镕基市长等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９月１１日，上海浦东新区的陆家嘴、外高桥、金桥３个开发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它们是具体负责浦东上述３个重点地区的综合开发和经营管理的经济实体。外高桥是一个大型保税区，将建成自由港；陆家嘴是金融贸易开发区；金桥是出口加工区。
这３个小区的开发，将推动整个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
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８日晚，邓小平一行乘专列由北京抵沪，下榻西郊宾馆。朱镕基等到车站迎接。上海人民衷心爱戴的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过春节。
邓小平心里惦记着浦东的开发开放。２月１８日，即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他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４１层的旋转餐厅。上海新锦江大酒店蓝天旋转餐厅，位于酒店顶层，高９米，直径４０米，是远东最大的旋转餐厅，设置有４２４个餐位，经营东西方风味佳肴和各类鸡尾酒。在此聚宴、小酌，云天星斗，浑然一体，申城美景，一览无遗。
邓小平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托身旁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金碧辉煌的旋转餐厅里挂着两张大幅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大厅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缓缓转着。一切都展示在邓小平的眼前，一切都深藏在他的胸中，这就是邓小平日夜思念关注的地方啊！
一切就像当年组织重大战役时的情景一样。邓小平看着地图和模型，回忆着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１９９１年２月，邓小平视察南浦大桥工地。
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说完，他把目光又深情地移到了上海市区、黄浦江，眺望江东那片广袤的大地——浦东，良久，他才把深邃的目光收回，转向身旁的上海市的几位负责同志。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邓小平接着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语，使上海市的负责同志都感到心里特别敞亮。他们表示，要抓住机遇，扎实工作，像邓小平设计的那样，在浦东描绘最新最美的蓝图。
此后，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指出：“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深圳、珠海等地的巨大变化，使邓小平感到欣喜。谈到上海，邓小平说：“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
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１９９２年６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江泽民、李鹏出席了会议。会议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加速长江三角洲地区对外开放，通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作用，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
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党的十四大作出了要把上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既为上海的振兴和发展带来了机遇，又为上海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指明了方向。从而形成了上海及浦东为龙头和枢纽，向沿海南北两翼拓展，向沿江腹地推进，向内陆铁路沿线和四周沿边地区扩散的全方位开放新局面。这个全方位开放的局面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几乎同时推出，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上升到新台阶的最主要动因。
按照建设“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带”
的要求，上海勇敢地跳出了不愿意请进来，进行自我循环、自我封闭的樊篱，拆围墙、开大门，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制定了“开发浦东、服务全国、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区域经济协作政策，明确地提出了让兄弟省市共享浦东开发开放资源、共享浦东开发开放政策！要“打长江牌”、“打中华牌”，要在为全国服务中加快发展自己等思路。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吸引外省市企业到上海发展的政策。对凡是到上海落户的外资或外地企业，均一视同仁，给予“国民待遇”。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了上海的振兴，而且对长江流域和全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使上海初步成为全国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和交汇枢纽。
“龙头”摆动，“龙身”与“龙尾”随之起舞——长江流域９省市和沿岸几十个城市，纷纷打破区域界限，抓住机遇，全局在胸，思路一致，规划衔接，主动接受“龙头”辐射，携手共写“龙头”这篇大文章。１９９２年以后，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积极参与浦东开发。
矗立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裕安大厦——全国各省市投资浦东的第一幢超高层楼宇，如今已成为安徽“集团军”的“司令部”，在生产、贸易、融资、招商、信息等方面为安徽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当之无愧地扮演了安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和基地的角色。
在浦东新区５３３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随时能够感受到全国人民共同书写“龙头”文章的气势——深圳的宝安大厦，山东的齐鲁大厦，江苏大厦，四川大厦，嘉兴大厦，浙江的之江大厦，甘肃的鑫陇宾馆……
国家各部委系统兴建的中电大厦、石油大厦、煤炭大厦、国际金融大厦、航运大厦、交银大厦……
８８层的中华第一高楼——金茂大厦……
据统计，到１９９８年底，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在上海兴办的企业累计已超过１万家，注册资金逾２７０亿元，其中落户浦东的有４５００多家，资金１５０亿元，这些项目绝大多数已成为各地对外联系的“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内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嫁接的基地，从而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９０年代以来，浦东陆家嘴地区的１００多幢大楼，有三分之一是由兄弟省市和中央各部委投资建造的。
一些外省市企业，如一汽红旗、青岛海尔、海南置地、四川长虹、浙江中轻等，通过投资、收购、兼并，在上海设立了生产基地和销售窗口。一些全国着名的企业集团如希望集团、春兰集团、杉杉集团等，已经把企业总部迁来上海，以求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至１９９７年底，中央和外省市驻沪机构已达８２７家。至１９９８年底，各地在上海投资的企业新增１３３２家，总投资近１００亿元。在上海国内生产总值１０．１％的增幅中，有１个百分点是由中央和各地来沪企业创造的。
由于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诸多因素的影响，上海与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发展存有较大的差异。
为了把上海的优势扩大到外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条以上海为龙头，以长江干流为主轴，以长江及其支流组成的网络为骨架，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以及一批各具特色的中心城市为支撑点的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产业密集带。尤其是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为中心的四大协作区串起的整条长江经济带，更是上海“龙头”作用显现的精彩之笔。据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７年３年的统计，四大协作区累计达成项目１万多个，新增产值２００多亿元，实现利税３０多亿元，融通资金４０００多亿元，商贸物资交易额近２０００亿元。此外，上海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也有突破性的进展，向那里转移了１１００多个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的项目，无偿支援了３５亿元投资和２亿元资金。长江经济带内以一些大的企业集团为发端，通过合营、合资、控股、参股等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多方面地向中西部和国内其他地区扩展。
与此同时，上海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不习惯走出去，以老大自居的心态，积极把发挥自身优势和向外省市学习结合起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上海到外省市投资的项目每年以２０％的速度递增。到２００１年，上海通过输出资金、技术、管理，在全国各地投资的企业已达４４００多家，投资金额达１００多亿元。上海１００家大企业通过跨地区的发展，扩大“销地产”，使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迅速提高，并转移了部分设备、技术，盘活了资产。
浦东开发开放为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到上世纪末，长江三角洲已崛起了迅速发展的城市群，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都跨入了高速增长的行列，成为我国迈向新世纪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为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节）浦东开发可以后来居上邓小平心里始终牵挂着上海这张“王牌”，浦东这枚“棋子”。
为了更好地打好上海这张“王牌”，下好浦东这枚“棋子”，１９９２年春天，邓小平南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并再次来到上海。这次来上海，他又多次谈到浦东开发问题。２月１７日，邓小平在住处西郊宾馆听取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关于浦东发展规划的汇报。邓小平仔细地审视浦东新区的规划图，在听取汇报后指出：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
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浦东开发尽管晚了，但是，邓小平对浦东开发和上海的发展充满信心，指出：“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他的话给上海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后来居上”，实际上已经成为浦东开发，上海振兴的基本指导思想。
开发前的浦东，无论是产业发展、交通设施、经济实力，还是文教设施、城市风貌等方面，与浦西相比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浦东的经济基础薄弱，学校、医院、商店等各种社会设施严重短缺，城市布局相当混乱，工厂企业、居民住宅相互交错，环境“脏、乱、差”，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当年浦东人到浦西叫做“上城里去”。流传多年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就是当时对一江之隔的浦东浦西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的生动写照。
在世界各国的大城市中，一江之隔的两部分经济差距如此之大，也属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