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９７４年９、１０月间，为夺取最高权力，江青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进行了密谋策划。他们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他们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
他们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２０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部、六机部、人民日报社、全总、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他们还在上海物色培养了“工人大使”、外事干部１１０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权。
１９７４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１０月４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洪文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１０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宣布：“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打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如意算盘。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江青等人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江青等人找到的借以发难的题目，是所谓的“风庆”轮事件。
为尽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业，１９６４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方针，１９７０年，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１９７３年底，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轮建成，经轻载试验，柴油机主机一号汽缸磨损８丝，接船单位交通部远洋局认为磨损过大，同设计要求有差距，为安全起见，提出“风庆”轮先跑近洋运输，为此，上海曾同交通部发生争执。其间，市革委会工交组在姚文元、马天水支持下，污蔑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公司是“崇洋公司”，并于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２日召开批判“崇洋媚外”大会，点名批判交通部，影射攻击中央领导人。
同年５月４日，经国务院批准，“风庆”轮在更换部分部件后首次由上海远航罗马尼亚。交通部为保证“风庆”轮远航，特意安排另一条远洋轮伴随“风庆”轮，并派专人到船上协助工作。７月下旬，“风庆”轮尚未归航，张春桥就在北京对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布置：“要继续批洋奴哲学，这次‘风庆’轮出去即使沉了，也是胜利，回来后要好好写一点东西。”姚文元也布置，要借“风庆”轮问题做文章。９月３０日，“风庆”轮远航返回，上海组织了盛大欢迎仪式，《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影射交通部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要“彻底批判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仅１０月份，上海两报就发表近２０万字的文章和报道。《红旗》杂志还发表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风庆”轮党支部名义写的《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里》一文，并在编者按中说“风庆”轮远航“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上海还组织１０余万人上船参观，扩大影响。
上海还根据“四人帮”的“指示”，发起了对交通部派遣到“风庆”轮上协助远洋工作的李国堂和顾文广的围攻。李、顾两人因拒绝在造船问题上批判国务院、交通部的所谓“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被整理了近万字的诬告材料。“风庆”轮返航后，根据王洪文的“指示”，李、顾被无理扣留在上海，遭到批斗围攻，并提出要揪后台，规定“不批透不准回北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
１０月１３日，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报告，报道中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进行了批判。寻机发难的江青如获至宝，以为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她在材料上写道：“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接着，又无中生有地写道：“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随后，又以不可一世的口吻讲：“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江青的用意有二：一是首先表态，给“风庆”轮事件定性；二是要试探周恩来、邓小平对这件事如何表态。
对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紧随江青其后表态，异口同声地讲这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和交通部以此事为典型，进行所谓的“路线教育”。与此相反，邓小平看到这份材料后，仅在上面画了个圈，表示已经看过，周恩来在江青派专人送的传阅件上的批示也只有“已阅”两个字。两种态度，泾渭分明。
不难想象，江青对周、邓的“无动于衷”是怎样恼怒了。在１０月１７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首先在发言中把“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和“卖国”，逼着与会政治局成员当场对此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随后，江青首先站起来向邓小平质问：“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
你要表明态度！”
对于这一突然袭击，邓小平从容地回答：我已经圈阅了。并表示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
江青见邓小平胆敢这样对抗，便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
面对江青的骄横无理，邓小平忍了又忍。以往遇到这类情形时，他都沉默不语。这倒不是因为邓小平惧怕她，而主要是从维护团结等诸种因素考虑的。这一次，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邓小平双目逼视着对方，面容冷峻，一字一句地说道：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邓小平继续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江青对邓小平的义正词严颇感意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没有谁敢以这种口吻对她讲话。而这次，在全体政治局成员面前，邓小平竟然这样顶她，使她不禁怔了一下，接着，她便大叫大闹起来。
看见江青如此态度，邓小平站了起来，严肃而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说完，邓小平即离席走出了会场。这时，旁边静观事态的张春桥阴沉着面孔，目送着邓小平离去的背影狠狠地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邓小平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江青等人并不罢休。会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连夜紧急策划，决定恶人先告状。第二天，王洪文背着其他政治局成员，紧急飞往长沙毛泽东处，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粉碎“四人帮”后，王洪文交代，他的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与此同时，在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已洞悉了江青等人的阴谋。他向来人讲：“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
１０月２０日，毛泽东在长沙又听到江青等人小题大做、胡作非为的情况汇报，感到十分恼火，他说：“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件小事，先念同志已在解决，江青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人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又提出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１９７４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毛泽东会见邓小平时，当面赞赏他１０月１７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抵制江青的做法。他高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她强加于人嘛，我也是不高兴的！别人也不高兴。邓小平接着毛泽东的话题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好。”
针对江青等人要把他们选定的所谓“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邓小平认为不能让步。邓小平受毛泽东嘱托，主持起草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１２月２３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及王洪文就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谈话时，明确表示：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比王洪文强。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提议。
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１月８日至１０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１２名副总理中名列第一。至此，邓小平在中央领导层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
江青等人企图利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机会，由他们组阁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而由于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坚持和努力，在毛泽东的支持下，１９７５年１月，有许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回到了重要的工作岗位。突出的如叶剑英担任了国防部长，余秋里担任了计委主任，谷牧担任了基建委主任，周荣鑫任教育部长，万里任铁道部长，张劲夫任财政部长，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还同邓小平一起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共同协助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不仅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而且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积蓄了干部力量，作好了组织准备。后来，正是他们这样一批在“文革”中历尽磨难、坚持抗争的领导干部，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地总结历史，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第三节）不要再批“唯生产力论”了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在领导全面整顿中，与“四人帮”及其上海的帮派骨干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涉及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要不要按劳分配问题，以及科技教育、知识分子问题，改革、开放问题，文化、军事、党建问题等等，几乎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他在这些问题上全力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观点，批判“四人帮”的歪曲和割裂。特别是集中在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这个关键问题上，邓小平在当时思考得已经相当深刻。
１９７５年初，邓小平以铁路交通作为经济整顿的突破口。他指示有关部门先后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个文件。在短时间内，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等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着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１９７５年３月５日，在为解决铁路问题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到２０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１９７５年，邓小平部署全面整顿。
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还必须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
“唯生产力论”是由康生首创的、强加给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上海骨干大批“唯生产力论”，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坚决抵制批“唯生产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