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可见，杜光庭的思想在内丹道的成长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承上启下更多地表现为对唐代道教思想的终结，其所开启的宋代以后道教发展的内丹心性学的新走向，在钟吕内丹道中也有特别的展开，与杜光庭思想相比，钟吕内丹道的修学体系显得更为系统而全面，更适合在广大道徒中传播和发展，但杜光庭思想在道教仙学内涵的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
修道即是修心，修心即是要依自己心中的道性而性命双修以实现返性归元、得道成仙，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杜光庭的这些思想促进了道教仙学内涵的转型，而钟吕内丹道则从实证内修的角度，对顺应时代需要的道教新仙学做了发挥，它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以《周易参同契》为基点，吸收唐代以前道教的各种修仙法，并博采佛教禅、密诸家的法门，更多地从术的层面为后世的内丹心性学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钟吕内丹道也有许多创新之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外丹的名词术语作了新的解释。内丹与外丹虽然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也采用了相同的名词术语，但却有着许多新的内涵。《钟吕传道集》作为系统的内丹着作，将玉液、金液、神水、琼浆、华池、黄白、玉药、金花、金翁、姹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外丹常用的名词术语放到内丹的背景下加以解释，从而使之与外丹具有了根本不同的内涵。钟离权说：“先曰玉液，次曰金液，皆可以还丹。
抽添有度，以应沐浴，先曰中田，次曰下田，皆可以炼形。玉药金花，变就黄白之体，醍醐甘露，炼成奇异之香，若此水之功效及，夫民火上升，助肾气以生真水，肾火上升，交心液而生真气，小则降魔除病，大则炼质烧丹，用周天则火起，焚身勒阳关，则还元炼药。别九州之势，以养阳神烧三尸之累，以除阴鬼，上行则一撞三关，下运则消磨七魄，炼形成气而轻举如飞，炼气成神而脱胎如蜕。”钟吕内丹道之所以能确立内丹发展的新理路，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利用外丹的名词术语来附会人体的脏腑器官和描绘修行所达到的境界，正是通过对术语内涵的新阐释而建构起了内丹道的理论体系。
第二，对内丹修炼的阶次作了系统的论述。钟吕内丹道将修炼的阶次分为“炼形成气、炼气成神、炼神合道”三个阶段。为了使内丹修炼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进路，钟离权在《灵宝毕法》中又将修炼的阶次分为三乘十门：小乘安乐延年法四门：匹配阴阳第一、聚散水火第二、交媾龙虎第三、烧炼丹药第四；中乘长生不死法三门：肘后飞金晶第五、玉液还丹第六、金液还丹第七；大乘超凡入圣法三门：朝元第八、内观第九、超脱第十。如果据此三乘十门而依次修炼，循序渐进，就可以使生命得到超脱。这种修道次第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三，以心肾相交作为丹法之秘诀。钟、吕认为，后天的坎（椾）、离（楀）两卦是由先天的乾（椸）、坤（椺）两卦中间的阴阳两爻互换位置造成的。在他们看来，坎为水，为人体之肾，肾主气，气中包藏真一之水。离为火，为人体之心，心主液，液中包藏正阳之气。
“人之长生者，炼就金丹。欲炼金丹，先采黄芽。欲得黄芽，须得龙虎。所谓真龙出于离宫，真虎生于坎位。离坎之中而有水火。”
因此，心肾相交就意味着内丹修炼乃是使人体内部的心肾气液能够顺利地交往循环。“故知肾中真一之水，心中正阳之液，二者交焉，在人生人，在身生神，其名曰内丹。”心肾相交，肾气上升，“液中有真气，气中有真水，互相交合，相恋而下，名曰交媾龙虎。若以火候无差而抽添合宜，三百日养就真胎而成大药。”心肾相交又可谓取坎填离，或抽铅添汞，这其实是一种“还精补脑”的功夫。
“始也得汞须用铅，用铅终是错，故以抽之，而入上宫。元气不传，还精入脑，日得之汞，阴尽阳纯，精变为砂而砂变为金，乃曰真铅。
真铅者，自身之真气合而得之也，真铅生真气之中，气中真一之水。
五气朝元而三阳聚顶。”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内丹修炼中的“还精补脑”实际上是从调整人的内分泌入手来改善人体整个神经系统的状况，协调人体性腺和丘脑的功能，由生理的和谐来推进心理的和谐，以恢复大脑的青春活力，开发人体的潜能，由此而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这也是内丹道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
第四，对炼丹的火候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内丹以火比喻修炼的功力，以候为修炼的次序，以元神与精气相合于任督二脉运转烹炼叫火候。火候为内丹道之秘要，以至于有“圣人传药不传火”
的神秘说法。钟吕内丹道特别强调参照宇宙天地的生成造化来把握人体内部的真龙真虎的修炼火候，此谓“火候取日月往复之数”。钟离权不仅用十二地支来度量人体中阴阳二气的循环，而且还用来描述炼丹过程中火候的进退，“子之时，肾之气生。卯之时，其气至于肝。肝，阳也，故其气盛。于是阳升而入于阳位，春分之比也。午之时，气至于心，积气生液，斯盖夏至阳升于天而阴生者也。心之液既生，至酉之时，其液至于肺。肺，阴也，故其液盛，于是阴降而入于阴位，秋分之比也。子之时，液至于肾，积液生气，斯盖冬至阴降于地而阳生者也。日用如循环焉，其能无亏，可以延年矣！”在火候的把握中，钟、吕认为，人体十二时的修炼可以夺天地一年之造化，而在十二时中，子、午、卯、酉四时最为重要，因为它们与宇宙中的春夏秋冬四季相配。这样，在炼丹中把握这四候就成了把握火候的关键。
钟吕内丹道以祛病健身为初效，以延年益寿为中效，以阳神飞升为最高目标。虽然它最终以长生成仙为宗旨，但由于它建立在古代中医学的基础之上，并集古代炼养术之大成，因此，它的出现不仅对后来全真道的内丹心性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民间的气功与养生术的发展也有着相当广泛的辐射作用。南宋时李简易编《玉溪子丹经指要》时在卷首列有“混元仙派之图”，详细地记载了宋代专主内丹修炼的道派的代表人物和递嬗演变的情况。
该图以太上老君为始祖，钟、吕为首传，下列了九十余位道教内丹修炼家，所提及的人物及传承虽难以尽信，但它作为全面记述宋代钟吕内丹道派的最早资料，“亦可供研究道教宗派源流者取资”。
从此图可见，到宋代时，钟吕内丹道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种社会影响从宋代兴起的吕祖崇拜及八仙崇拜中就可见一斑。这也是后来的全真道依附于它的主要原因之一。
钟吕内丹道的崛起意味着以杜光庭为集大成的唐代道教思想的走向终结。此后，以张伯端为代表的全真道南宗和以王喆为代表的全真道北宗都是在继承杜光庭的性命双修、陈抟的“逆以成仙”和钟吕内丹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杜光庭思想与宋元道教的新走向
在宋辽金元时期，中国社会中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纷繁交织，引发了社会动乱、南北分裂。生活在战争动乱之中的人们，常有朝不保夕之感，从而对人的生命存在以及生死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社会的苦难是宗教产生与传播的温床。此时道教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兴盛的主要标志就是众多的新道派在大江南北相继出现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余英时先生曾指出：“新道教的兴起当以两宋之际的全真教最为重要，其次则有真大道教、太一教、与稍后的净明道。这四派都来自民间，而且也对一般社会伦理有比较广泛的影响。新道教和当时的理学与禅宗鼎立而三，都代表着中国平民文化的新发展，并取代了唐代贵族文化的位置。”在众多的新道派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全真道，它代表了宋元时期中国道教发展的新走向。元代全真道士彭志祖在撰写《通真观碑》时，简要地追溯了道教的源流及对金元全真道创立的影响，其中特别提到了杜光庭，他说：“窃尝谓全真之教，自开辟两仪，此理已具，凡主盟斯道者，代不乏人。我□□□祖立言垂训之后，文、庚、庄、列四子翼而张之，汉魏唐宋以来，张道陵、寇谦之、杜光庭、陈图南辈，迭起而弘畅之。至金源氏，重阳王祖师度高弟曰丹阳、曰长真、曰长生、曰长春、曰玉阳、曰太古，相继而布护之，其教遂大行于世。”杜光庭的思想既是集唐代道教之大成，同时又对宋元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杜光庭对性命双修的强调，对三教融合的宣扬，对经国理身思想和即世而超越的人生理想的发挥，一方面为统治者继续扶植道教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为道教从贵族文化走向民间、神仙思想与民间信仰的进一步结合并与民众生活打成一片开辟了道路。
一、内丹心性学的蓬勃发展
杜光庭以不灭的心性为修仙之本，他所说的神仙已不是简单的肉体不死，而是一个保全性命之真的精神超越者。杜光庭对神仙内涵的界定，以及对修道不必外求，只须反身内求的强调，不仅使道教仙学在理论上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而且也使神仙的内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杜光庭虽然已经多次提到了“性命”、“丹田”、“精气神”等，但他并没有系统地建立起实现其理论的修炼方法。直到金元全真道以“真性本体论”为其哲学基础，以“性命双修”为主要修仙方法，才使唐代以来道教仙学内部的不同倾向逐渐归于由“性命双修”而臻“全真而仙”的系统的内丹心性学。
宋元时期，在全真道南北二宗的努力下，道教内丹心性学得以蓬勃发展。全真道北宗的创始人王喆（１１１２～１１７０），号重阳，原名中孚，字允卿，出身于陕西咸阳的豪门望族。年轻时就精通儒家经史，期望通过科举入仕做官，求得功名富贵。然而事违人愿，王喆虽才学超群，但只当了一个收酒税的小官。他生活在社会底层，深刻体会到人生的困境与社会的不合理，在当时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形势下，经常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等问题。４８岁时，王喆在甘河镇遇到两个神仙，得到了内丹修炼的秘诀。由于王喆在《重阳全真集》中自称自己师承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并称“汉正阳兮为的祖，唐纯阳兮做师父，燕国海蟾兮是叔主”，后来全真道就构造了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的传承体系，称之为“北五祖”。“从全真道的教义来看，也确属北宋钟吕内丹派的继承和发展。”此后，王喆假托疯病，抛妻离子，出家修道，“尽断诸缘，同尘万有，即养浩于刘蒋、南时等处者三年，故得心符至道”。自我修炼了一段时间后，据说他生理和心理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彻悟了人生的真谛，并萌发了向社会传道的念头。大定七年（１１６７），王喆从家乡陕西出发经潼关来到山东半岛，以诗词歌曲等形式来随机施化，化导众人，聚众讲道，创立了一系列以“三教”命名的群众性教团，并以“全真”为旗号，陆续吸收了一批弟子，从此，独具特色的全真道便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在王喆门下，最着名的有七大弟子——马珏（号丹阳子，创遇仙派）、谭处端（号长真子，创南无派）、王处一（号玉阳子，创嵛山派）、刘处玄（号长生子，创随山派）、郝大通（号广宁子，开华山派）、丘处机（号长春子，创龙门派）、孙不二（马珏之妻，号清静散人，创清静派），他们各开全真一派，这就是着名的全真道“北七真人”。陈垣先生认为：“全真之初兴，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一隐修会而已。世以其非儒非释，漫以道教目之，其实彼固名全真也，若必以为道教，亦道教中之改革派耳。”全真道作为当时道教中的改革派，“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妄幻，独全其真者，神仙也。”表现在道教仙学上，全真道从人的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追求生命的超越，“跳出凡笼寻性命，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行真捷径”，在内丹心性学的基础上确立了“全真而仙”的宗教理想。虽然王喆在去山东传教后不久就病逝了，但他播下的“全真”种子因其弟子们的辛勤耕耘却得以生根开花。再加上丘处机应召西行见成吉思汗，使全真道得到了元王朝的支持而得以迅速发展。全真道不仅在北方有众多的信徒，而且在南方也不断地扩大势力，并对道教的其他教派也产生了影响。由于以内丹心性学为特色的全真道势力日盛，南方一些以修炼内丹为特征的小道派也干脆打出全真道的大旗来，后来被称之为全真道南宗，这样，全真道内部就有了所谓的南北宗之分。
南宗奉北宋道士张伯端为祖师，并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传道系统：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世称“南五祖”。张伯端（９８４～１０８２），浙江天台人，字平叔，自幼好学，广泛涉猎儒佛道三教经书，在精通诸学的基础上，尤好金丹之学，这为他后来融会三教而独钟道教的“性命双修”奠定了基础。张伯端少业进士，后为府吏，进入仕途，生活安定。据《临海县志》记载，直到晚年，张伯端才因嗜鱼并疑其婢女窃鱼，导致“婢自经死”，而心存愧念，遂有看破人生，隐遁山林之念头，后因“纵火将所署案卷悉焚之”，大约在北宋治平（１０６４～１０６７）年间以“火烧文书”罪充军岭南。当时龙图阁学士陆诜驻守桂林，让张伯端置帐下，典机事。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张伯端随陆诜移居成都，遇异人授予金液还丹诀，乃改名“用成”，号“紫阳”，以示笃信道教。张伯端于熙宁八年（１０７５）“罄所得成律诗九九八十一首，号曰《悟真篇》”，表达了自己的内丹心性学说。以张伯端为代表的南宗，其丹法主要流传在南方。南北宗相合，使全真道形成了庞大的阵容，并皆以“性命双修”为主要特征。
全真道沿着钟吕内丹道的思路，大力提倡“性命双修”，认为“修仙之道，性命之事”，“人了达性命者，便是真修行之法也”。
由于“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气神相结，谓之神仙”，因而性命双修又必须神气合炼。这样，性命双修、神气合炼就成为全真道修道成仙的主要方法与途径。全真道所倡导的“性命双修”，是“明心见性”的性功与“炼精化气”等命功的结合。“明心见性”本为佛教禅宗的用语，指以自心本有之“般若智慧”去觉悟“自心真性”的一种内省修行方法。全真道将它吸收过来，又结合儒家的“反身而诚”、“去情复性”等，在唐代道教所宣扬的道性清净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道教的养生修命术作了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