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庭（８５０～９３３）是唐末五代时期着名的“道门领袖”。他在精通道教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对《道德经》作了极为详尽的注释，上承唐代道教注重心性论、重玄学之遗风，建构了博大精深的道教哲学理论体系，下开以清静之心修道成仙之先河，推进了其后宋代道教内丹心性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从而成为唐宋道教跨时代发展的代表性人物。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杜光庭一生勤奋，学识渊博，着述甚丰，被时人誉之为“词林万叶，学海千寻，扶宗立教，天下第一。”杜光庭的着述内容广泛，既有对宇宙起源的形而上之探究，也有对老君创世的神话式描述；既有对人的生命本真的细致分析，也有对太平社会理想的美好设计和热切追求；既有对道教信仰对象——“道”的重玄学的解说，也有对道教斋醮科仪的系统整理；既有对神仙胜境洞天福地的地理学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１９８８年版，世称“三家本”。
研究，也有对道教女仙谱系的首次营构；既有为阐扬道教信仰而创作的意境幽远的诗文，也有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情节生动的侠客小说。在杜光庭内容丰富的着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依据唐玄宗注疏《道德经》的“圣义”而发挥己意所作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五十卷。此书不仅对唐代以前的道教思想作了理论总结，而且为宋代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来年道教研究虽然日渐兴盛，但国内外对杜光庭的研究却很不够，目前国内仅在一些道教通史性着作中及散见的论文中对其生平和思想有所提及，对他的思想特点以及在唐宋道教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缺乏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杜光庭既是唐代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其后宋元道教新发展的重要开拓者，而唐宋道教又是中国道教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杜光庭对唐代道教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在此基础上对道教思想作出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他引玄学之思辨、佛教之中观来诠释老子之旨，融合儒佛道三教来发挥道教之学，推进了唐代道教理论的思辨化、哲理化，追随着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势完成了道教本体论向心性论的过渡，为其后宋元道教的新走向开拓了道路。
这样，本选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研究领域空白的意义，对于系统而全面地把握杜光庭的道教思想，对于研究唐宋道教乃至整个中国道教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唐宋转型问题自２０世纪初就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从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学史等方面研究这一课题，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美国学者包弼德（ＰｅｔｅｒＫ．Ｂｏｌ）着《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这部书的核心内容，就是描述在唐宋思想生活中，价值基础的转变”。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则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唐宋转型作了分析说明，他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这种转型表现在方方面面：从政治上看，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由国家直辖，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从经济上看，唐代虽然铸造了开元通宝等钱币，但实物经济还是十分流行，但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可见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从学术文化上看，在唐中叶以前，着述大多以义疏为主，义疏是对经书中的注的详细解说，原则是疏不破注，然而到了唐中叶，开始有人怀疑旧有的注疏，要建立一家之言，到了宋代，这个倾向极度发达，学者自称从遗经中发现千古不传的遗义，全部用本身的见解去作新的解释，成为一时风尚。
唐宋转型表现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表现在道教的发展中。日本学者漥德忠就认为：“五代时期无论从政治史还是社会史方面来看，均属由唐到宋的过渡时期，从道教史上看亦可这么说”。而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在探讨“唐宋之际道教神仙思想的演变”时认为，这一演变是“唐宋之际道教神仙思想从出世向入世的逐渐转化”，其主要原因是许多儒生因保全性命以度乱世或修习方术以拯救世道而进入道教，“道士成分的改变带来了对神仙可成的态度的改变。自救与救人的需要改变了成仙的条件，增加了神仙的道德内容，神仙的神奇色彩减少了，人性的色彩却增多了，最后终于带来了神仙意义的改变”。前人的研究成果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本论文的选题就是希望通过对杜光庭这一承上启下的道教思想家的研究，来把握唐宋道教思想是如何实现转型，以及这种转型的内涵、特质和发展规律等。这对于把握整个中国道教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把握“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了解道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及其现实价值，特别是在当前２１世纪的思想文化的多元整合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前景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二、主要史料概述
英国学者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Ｎｅｅｄｈａｎ）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过程中曾对道家、道教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在唐代，真正的道家哲学出现了第二次的繁荣。在公元６世纪和１０世纪之间，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书籍，这些书籍以道家的实验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识作为背景，复活了并扩大了许多旧教义。这些书籍应该好好读一读，值得人们更深入地研究。”的确，从道教史的角度看，唐代是道教发展的繁荣期，这个时期留下的许多资料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其中也包括杜光庭的着作。与本书相关的史料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杜光庭本人的着作；一类是史籍中有关杜光庭的各种记载。
杜光庭一生着述甚丰，据宋人张唐英的《蜀檮杌》卷上记载，杜光庭曾“有文千余卷，皆本无为之旨”。据统计，保存到今天的杜光庭着作共有三十多种。《道藏》中收入了他的二十八种着作，其中《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忏方仪》与《太上灵宝玉匮明真斋忏方仪》为二仪同卷，实为二十七种、二百多卷。《全唐文》收入了杜光庭三百二十篇文章（与《道藏》中有的内容重复）。《全唐诗》收入了杜光庭三十余首诗文。《全五代文》、《通志略·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十国春秋》等着名史籍对杜光庭的生平事迹与着作也多有介绍。下面将杜光庭的主要着作做一简要的梳理。
保存在《道藏》中的杜光庭着作主要有：
（１）《道德真经广圣义》五十卷，今存《道藏》第１４册，题为“唐广成先生杜光庭述”。这是杜光庭依据唐玄宗注疏的《道德经》的“圣义”来发挥己见而写成的关于《道德经》的研究论着，是杜光庭的代表作。该书原为三十卷，收入《道藏》时依体例需要析为五十卷。在该书的《序》中，杜光庭从道教的基本信仰出发，对老君的事迹，《道德经》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了介绍，特别对历代六十多家的《老子》注疏的意旨作了梳理和总结，为后人了解汉唐几百年间纷繁复杂的《老子》注疏的情况提供了一篇弥足珍贵的史料。该书的卷一《叙经大意解疏序引》介绍了撰写此书的缘由，并将《道德经》的“大略宗意”析为三十八条。卷二有《释老君事迹氏族降生年代》、《释老君圣唐册号》二篇，前者着重于神化老子，后者则记载了老君的历代名号及唐朝历代统治者崇老、封老的情况。卷三、卷四为《释御疏序》，卷五为《释疏题明道德义》，卷六到卷五十均为对《道德经》经文的释义。该书的基本体例是，先载《道德经》文，次列唐玄宗注，再列唐玄宗疏，最后是杜光庭的释义。因此，《道德真经广圣义》在体系上以“经”、“注”、“疏”、“义”区别之。杜光庭在引录唐玄宗的注疏后，在兼采众说的基础上，以“义曰”标识出自己的见解，虽然有时义解得有点繁琐，但文中对宇宙观、形神观、重玄学、心性论、修道论、经国理身等思想的论述，特别是运用重玄学的思维方法对老子思想所作的独到发挥与深刻辨析，不仅使该书颇具哲学意味，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唐代道教的理论思维水平。
此书后传入日本，“日本有旧抄本《广圣义》三十卷，见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
（２）《广成集》十七卷，今存《道藏》第１１册。《宋史·艺文志》
将其析为一百卷。《广成集》是杜光庭所写的表章、诗词、序文、碑铭的总汇，故以杜光庭之号“广成”命名。该书特别表现了道教的上章祈祷词的特色。在《道藏》本中，卷一到卷三主要收录了各种上表五十六通，其中包括了为符瑞、恩赐、兴建、修斋、嗣位、吊丧等事上表皇帝，歌颂谢恩。卷四到卷五记载了斋词三十一通，有金箓、黄箓、明真、报恩、三元、受箓等。卷六到卷十七记载了醮词一百八十六通，有北帝、南斗、九曜、周天、本命、安宅、三皇、八节、太一、还愿等醮词，主要为王公大臣、信道民众修斋设醮所作，以为他们祈福消灾，延生保命。《广成集》的内容虽是道教的上章祈祷词，但它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反映了唐末五代道教以斋醮科仪活动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情况。由于一些上表书和斋醮词，如《贺收陇州表》、《贺太阳当亏不亏表》、《贺诛刘知俊表》、《宣示解泰边垂谢恩表》等记载了当时社会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还可为正史提供一种参考资料。同时，这些上表书和斋醮词也显示了杜光庭身为“道门领袖”的显赫地位。
（３）《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一卷，今存《道藏》第１７册，题为“左右街弘教大师传真天师赐紫广成先生杜光庭注”。杜光庭的注是该经的最早注本。《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又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说常清静经》，简称《常清静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唐代。但由于该经托名太上老君，以“老君曰”起句，经后又有葛玄的赞语，说该经由东华帝君所授，经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直到葛玄才录于文字，因此，也有人认为该经为三国时的葛玄所撰。李养正先生经过考证而认为，“《清静经》至晚出现于中唐。
不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传播，该经也不会流传那么广泛，影响那么大，在道经中享有崇高地位，以至唐末、五代着名道教学者杜光庭也为之作注。故说成书于中唐之前，是较为合适的。”该经的主旨为要人常守清静而入真道，这种以“清静为本”的思想，体现了唐代道教希望通过守静内观的修炼而“渐入真道”的新理路，其中“寂无所寂”、“空无所空”的思维方式又出自于重玄学，特别反映了唐代道教重视思辨的特点。杜光庭对该经的注释不仅大大地凸显了《常清静经》在道经中的地位，而且也引发了后世道教中出现的诵持此经就可以获得灵验的种种传说。杜光庭之后，南宋的白玉蟾、王元晖、侯善渊，元代的李道纯、王道渊等皆为之作注。另外，《道藏》中还有一些作者不详的《常清静经》注。全真道士则将诵习《常清静经》作为早晚日常功课，从而使之在道教中得以广泛流传。
（４）《道教灵验记》十五卷，今存《道藏》第１０册，题为“广成先生杜光庭集”。该书原有二十卷，据法国学者傅飞岚（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Ｖｅｒｅｌｌｅｎ）考证，该书的“佚文有８８％能够通过唯一保存在《云笈七签》卷１２０～１２２中的那些故事而得以复原”，可见该书的基本内容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杜光庭为了增加道教信仰的可信性以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专门搜集道门中种种关于祸福报应的灵验故事整理成书，劝诫世人为善去恶，以获得生命长存。杜光庭在《自序》中说：“人为善者天降百祥，为不善者降百殃，罪福报应，犹影随形，历代以来，效验多矣”，故“成纪李斋之《道门集验记》十卷，始平苏怀楚《玄门灵验记》凡二十卷，俱行于世。今访诸耆旧，采之见闻，作《道教灵验记》凡二十卷，庶广慎徵之旨，以弘崇善之阶，直而不文，聊记其事。”由此可见，在杜光庭生活的时代，就有《道门集验记》十卷和《玄门灵验记》二十卷（此二书早已佚失，其内容不得而知）等神仙传记流行于世，杜光庭入蜀后又于民间“访诸耆旧，采之见闻”，进行糅合加工，才形成了《道教灵验记》。因此《道教灵验记》并非凭空而作，而是有所本的。该书流传到宋代，得到了宋真宗（９９７～１０２２在位）的欣赏，收入由张君房主持编撰的《云笈七签》之中。宋真宗还特为该书御制序文，以推而广之，从而使该书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５）《历代崇道记》一卷，又名《历代帝王崇道记》，今存《道藏》
第１１册。根据篇末题为“中和四年（８８４）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宫文章应制弘教大师赐紫衣道士臣杜光庭上进谨记”，可知此书为杜光庭入蜀之前所作。书中记载了从周穆王以来历代帝王崇奉道教、建宫观、度道士之事。据考，其中周秦汉魏历代之事，大多为杜光庭根据历史传说所编，而唐朝帝王崇道之事则因有较多的史实资料为据而较为可信。例如，唐代统治者自称为是李耳的后代，加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并因此而重视乃至礼敬道教。杜光庭写道，唐朝“从国初已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虽然其中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道教在唐代的兴盛。杜光庭在唐王朝统治摇摇欲坠之时作此书，希望唐僖宗能够遵循历代帝王崇信道教的做法，使“大道垂休，圣祖昭佑，洪图延永，唐祚无疆”，以挽救日益衰落的唐王朝。因此，杜光庭撰集此书，既有崇道的宗教目的，也有利用道教信仰来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目的。
（６）《墉城集仙录》六卷，今存《道藏》第１８册，题为“唐广成先生杜光庭集”。该书因专门记载了古今历史上三十七位女子得道成仙（因“湘江二妃”内含二人，故实有三十八人）的事迹而特别富有浪漫色彩和宗教意蕴。杜光庭说：“女仙以金母为尊，金母以墉城为治。”故将女仙传记称之为《墉城集仙录》。关于该书的卷数，历代有不同的看法。宋代张君房编撰的《云笈七签》卷一一四收录了此书，但所记载的女仙从数量到仙名都与《墉城集仙录》有异。《四库提要》认为，“此本前数卷皆袭《汉武帝内传》、陶弘景《真诰》之文，真伪盖不可知。疑君房所录为原本，而此本为后人杂摭他书砌合成编。”再从《云笈七签》所收录的杜光庭为该书所作的《序》看，原书应为十卷。南宋郑樵在《通志略·艺文略》中则明确地说：“《墉城集仙录》十卷，杜光庭集古今女子成仙者百九人。”《宋书·艺文志》也说该书为十卷。因此，有人推论，“今《道藏》本仅六卷，所载女仙不过三、四十人，远不及原书之半。《七签》所载亦为原书节录本。盖两书皆非原本，因抄者取舍不同，故彼此互异。”该书特别反映了杜光庭的女仙崇拜思想。
（７）《神仙感遇记》五卷，今存《道藏》第１０册，题为“广成先生杜光庭纂”。由于《宋史·艺文志》着录该书时称有十卷，而《道藏》的第五卷末称“后有阙文”，由此推论，今《道藏》的五卷是仅存的残卷。另外，《云笈七签》卷一一二有节录本二卷，可以相互参阅。
《神仙感遇传》记载了七十五条古今凡人与神仙感应相遇的故事，每则都以遇仙者的名号为题。所记载的故事并非全凭构造，而是有所本的，例如，《虬髯客》取自唐人的传奇小说，《李筌》取自《阴符经注序》，但为了宣扬道教神仙信仰，杜光庭又为这些故事绘上了神异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