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来看，唯物史观的创立，固然在于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同时也在于全面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科学内涵。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就很重视生产力问题，但他们主要从生产效率、增加国民财富的角度去界说生产力。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谈论发展生产力时，尽管也主张与人的才能发展相联系，但只是把人作为劳动力，作为活动的生产要素来理解，并没有确立人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马克思实现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古典经济学家的生产力范畴加以改造，对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范畴加以扬弃将其提升到社会历史观高度，创立科学的生产力范畴和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生产力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的不同的方面”，“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单纯的物的增长，而是人的生命活力的积极展现，是人的潜能、个性的发挥和日益丰富、精致化，生产力不仅仅是解决人类吃喝住行、满足于生计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由此可见，当马克思用生产力尺度考察社会发展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人的发展。即使是这样，将生产力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最根本的标准时，也决不能丢掉其他标准。显然，“生产工具论”在理论上是片面的。
从实践上看，“生产工具论”是有害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片面强调生产工具的作用曾经使我们有过重大损失。改革开放之初，依据“生产工具论”的思路，我们把生产工具现代化看得很重要，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实际情况盲目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结果其他方面没有跟上，造成了大的浪费，不仅没有推进现代化，反而走了不少弯路。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抛弃了以“生产工具论”为代表的种种片面性，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科学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进步的体现在于综合国力的整体发展的观点，即“综合国力论”。
江泽民一方面通过全面论述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关系来反对“生产工具论”的片面性。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工具在生产力中是重要的，但无论工具怎样复杂，都要由人来制造和运用。”他特别批评了一种观点：有人认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技进步，生产发展较快，似乎人的作用不大了。其实，这种发展还是靠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操纵先进设备的人来实现的。另一方面提出了综合国力是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体现，是衡量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现实标尺。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它涵盖了资源、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军事、社会发展、国际关系等基本领域。江泽民用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等来界说综合国力。他说：“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二）一种新的发展观：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
历史唯物主义从传统上看，主要在于分析社会形态的结构、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目标、价值归属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特别是探索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方式和途径上，来明确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趋势。江泽民认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价值目标就是代表最大多数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都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价值归属的，这样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就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思路上，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功利性的有机结合。
唯物史观在评价社会历史进步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对待和解决历史发展、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代价问题。无论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还是在运用唯物史观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时候，马克思都十分重视思考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代价问题。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都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用“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来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非人道性。由此可见，马克思评价社会历史进步时确实存在两种尺度或称之为“两个向度”（张一兵语），即生产力发展的尺度和人的发展的尺度或称之为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显然，这两种尺度在马克思那里是统一的，不过是包含内在矛盾的统一。
面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矛盾，马克思首先是从历史必然性上来认识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必然形成自发的分工，而分工的发展必然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分工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了个体牺牲丰富性的最深刻的原因和最基本的形式。一方面，分工在造就人类整体能力增强的同时，却使个体的活动和能力固定化、片面化和畸形化；另一方面，分工在社会关系上也必然形成社会组织机构和社会职能的专门化，形成三大差别、阶级对立等造成人在社会关系方面的一些牺牲。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于：生产力的每一次质的革命，都是社会利益结构的一次重新整合。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不仅要以历史上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社会主体利益的实现为中介，而且要以牺牲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以及有碍于新的社会主体利益实现的个体或阶级的利益为代价。因此，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历史过程特别是对抗性社会发展的过程是残酷的。
其次，在解决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两大历史尺度的统一问题上，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在社会实践中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的价值目标，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调节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生存和发展之间的平衡，避免由于生产力的盲目发展导致人类覆灭的可能。马克思认为，人的潜能的获得和实现，不仅具有自然前提，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类自身实践的结果。正是这种实践使人的发展日益丰富。人不仅生活在经过自己实践而改变了的物质世界中，而且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独特的精神文化世界中。人在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中要达到与对象世界的和谐、统一，那就必然处在由潜能到其实现的无止境的过程中。这个由潜能到其实现的过程，在以往的历史中，是通过社会的分工、阶级的对抗、个体的牺牲来实现的。如果社会生活条件只提供人的特殊片面发展的材料和时间，“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畸形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历史的发展，对人类的终极价值意义就在于“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因此，马克思宣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
再次，面对历史进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代价，马克思采取的是辩证的和历史主义的态度。一方面，马克思反对一味为发展中的代价感伤，认为这种浪漫主义的感伤情调是非历史的、非理性的，是对发展抱有天真的幻想；那种为摆脱代价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乃至反对文明主张回到原始状态是没有出路的，那将会使“全部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反对以“历史必然性”为托词默认发展中的灾难。马克思希望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正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代价问题，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观。首先，这种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观是可持续的发展观。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资源短缺与危机、环境污染问题以及严重的人口问题，江泽民特别强调保持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要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江泽民要求：一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切实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二要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好粮食安全、水资源和能源问题。三要十分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经过长期努力，使我国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资源永续利用。江泽民认为，这种发展观是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从应付世界上的突发事件考虑，是为子孙后代考虑的发展观。
其次，这种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观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发展观。面对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道德滑坡现象、面对社会生活中日益蔓延与严重的腐败现象、面对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的沉渣泛起，江泽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果，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观点。他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摆到重要位置。”一方面，江泽民认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物质文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创造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江泽民认为要按照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江泽民说：要牢固树立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坚持科教兴国，加强科技、教育、文化等工作。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第三，这种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三个代表”思想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的标准，必然要求我们注重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并将物的发展放在人的发展中，以人为本。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也决定了人的发展是最终目的，而物质财富的增长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虽然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把重心放在物质财富的增长上，但我们既要通过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开发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又要力图使社会物质财富为人的发展服务。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的现象，江泽民提出要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变成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两个方面。
（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把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关注人的发展状况和人的价值，特别是关注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大多数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唯物史观的根本价值取向和理论归属。因此，唯物史观内在地包含了人道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这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
首先，“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它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人道主义，这与那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它首先关注的是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抽象的人权；它注重的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现实条件，而不是离开人的现实生活的基础空谈什么“自由”。因此，这种价值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它具有现实性。“先进生产力的要求”表现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既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力，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更要解放和发展人本身的生产力，为人的潜能和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提供前提、基础和动力。
其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丰富内涵。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关键在于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把人的发展体现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对新人的培养，这是一种创造。这种新人既包含文化素质的提高又包含道德素养的形成，是真正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因此，这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具有丰富性。
再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广泛性。这种价值观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有本质的区别，但并不排除个人价值。江泽民一方面强调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归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强调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对社会集体的贡献中发挥个人的作用。因此，这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正确地处理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