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成功的历史经验。我们党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论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通过三大改造顺利地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带领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昂首阔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清醒、更加成熟。他指出：“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揭示出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两个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信仰，我们党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很多必要的条件。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换言之，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和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基础之上，共产主义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充分满足的理想社会。然而，社会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生产力比较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首先成为历史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获得政权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普遍出现了把共产主义目标简单化的倾向，苏联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发展所处阶段问题上的错误判断，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没能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最高纲领，但党的最低纲领——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是在二大上提出的。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确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基本纲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当时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三大基本纲领的提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三大纲领：“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来说，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他要求全党同志正确认识党的最高纲领与现阶段的基本纲领的关系：一方面，“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另一方面，要求“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他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大纲领作出了精辟的阐述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从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三大纲领内容的完整引述上不难看出，它和江泽民后来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实现党的最高纲领的根本手段。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特别强调指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全党同志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未来推进。”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现在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在实践上把握好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此，他郑重地指出：“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在当代中国，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归根到底要求我们处理好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的关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为我们党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和方针提供了大的原则和方向，为我们更好地带领人民处理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对策、新思路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按照“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从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发展变化的新的要求出发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既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需要，也是不断迈向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需要。
（三）“三个代表”思想与新时期党的执政使命、执政资格
中国共产党在八十多年的奋斗历史中，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不同的实践主题，我们党所处的地位、环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历史使命，党的队伍结构和成分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从我们党的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来说，在新时期更好地代表人民执政的根本要求就在于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就是要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理论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使我们党真正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资格，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执政使命。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以知识经济为主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执政环境，肩负着更加繁重的执政使命，中国共产党要想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水平，而要做到上述所有的一切，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理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正确确定党的历史任务的前提条件，也是制定党的历史使命的客观依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对于我们党制定当时的基本纲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建国初期，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二重性，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顺利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断。但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越来越偏离八大提出的正确主张，阶级斗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了我们党执政的主要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带领我们党果断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地规定了党的三大任务和执政使命。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在新世纪我们党依然肩负着三大历史任务，即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完成三大历史任务，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
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三大任务决定了党的执政使命，这是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前提出来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的。1980年1月，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党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即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他指出：“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为了实现党的三大任务，他后来相继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旨在推动祖国统一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论断和“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提出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大力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重要主张；提出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最终标准等重要思想。
要实现江泽民提出的党在二十一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确保党具有不断执政的资格，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