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在标注词语时，通常是只注重语音而不在于词形，所以它往往提示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语言信息：语言的本质属性是通过语音来传递意义，作为语言的书写载体——文字的根本性功能是记录语音。言语传播的内涵是意义和信息，但言语传播的形式却是声音。扬雄能摆脱当时儒家经学传播中过于注重文字训解的束缚，是十分难得的。例如：
党，知也。（卷一）凡人之大者谓之奘。（卷一）……慧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卷一）锤，重也。（卷六）
“党”就是现代汉语的“懂”，“奘”就是南方北方话里形容人肥胖的“壮”；“重”的古音同“秤”，现代汉语称“秤锤”。“鬼”不是一般字面上鬼的意义，而表示聪慧、机灵的意思，现代汉语北方方言里仍然在使用这个词语。
不从文字形式上去贴近语义，而注重用声音来记录语言，是语文传播上的一大进步。所以郭璞在《方言注序》里称赞说：
盖闻方言之作，出乎輶轩之使，所以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车轨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毕载，以为奏籍。周秦之季，其业堕废，莫有存者。暨乎扬生，沈淡其志，历载构缀，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独鉴之功显。故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不劳畴咨而物来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语；类离词之指韵，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风谣而区分，曲通万殊而不杂。真洽见之奇书，不刊之硕记也。余少玩雅训，旁味《方言》。复为之解，触事广之，演其未及，摘其谬漏。庶以燕石之瑜，补琬琰之瑕，俾后之瞻涉者，可以光寤多闻尔。
郭璞既指出扬雄采集方言的过程，说明《方言》是传播的产物；又指出《方言》一书可帮助人们从事物的名称认识事物，说明《方言》在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同时，郭璞还强调《方言》所收录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有古今词语，还有来自“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全国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词语，能帮助人们辨别章句、民风、歌谣，即区分文语或者白话；能帮助人们理解不同方音中的词义，异中求同，同中辨异。
三、阐释汉字形义的《说文解字》
许慎（公元58～147年），字叔重，汝南郡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东）人。其所著《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成绩之大，影响之深，非其他语言学著作所能比。该著作在中国语言传播史和古代语言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语言学家濮之珍指出：“许慎知识渊博，他的《说文解字》既有知识性，又有百科性，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一部杰出的字典，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关于许慎的生平事迹，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这样记载：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许慎曾是古文经学家贾逵的学生，贾逵既通今文经，又精古文经。许慎到了洛阳后做了太尉府的南阁祭酒。期间他从师贾逵，并开始创作《说文解字》。建光元年（121年），许慎因病居家，才嘱儿子许冲向汉安帝献上《说文解字》。
（一）《说文》的内容和体例
古代独体字叫“文”，合体字叫“字”。“说文解字”就是解说独体字和分析合体字的意思。《说文》全书15卷，共收9353个汉字，另古籀异体重文1163个。许慎把这些字分别按照偏旁归纳，列为540个部首，开创了汉字以部首编排的字典编纂法。部首的排列根据汉代五行阴阳家的观念，从“一”始，至“亥”终，所谓“万物生于一，毕终于亥”。部首的前后次序，大致是“据形系联”，即把形体相近或相关的编排在一起。同一意符的字归在同一部首，部首内的字基本按类相从，如“水”部字，先列水（河流）名，后列与水有关的动词或形容词；“木”部字，先列木（树）名，后列树木的各个部分，再列与木有关的物品。
在注释时，先释义后释形。释形则按照“六书”原理指出其字形结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例如：
女，妇人也。象形。弓，以近穷远。象形。古者挥作弓。《周礼·六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甚质；夹弓、庾弓，以射干候鸟兽；唐弓、大弓，以授学射者。”
┴，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
┬，底也。指事。下，篆文。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娶，取妇也。从女取，取亦声。
嫂，兄妻也。从女叟声。
（二）《说文》注释中的传播思想
许慎对每个字的说解材料大都有比较可靠的来源，他自己说：“博采众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根据研究，他引用了孔子、董仲舒等31家解说，引用汉代所传古代文献，如《礼》、《周官》、《春秋左传》、《孝经》、《老子》和《尔雅》等34种。在字典性质的《说文》中没有许慎直接对传播思想的阐述，但是从他注释中的引用材料，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例如：
一，惟初太始，立于一。造分天地，化为万物。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育，养子使作善也。从ㄊ肉声。《虞书》曰：“教育子。”毓，育或从每。
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西南僰人、僬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
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衣象之。天子朱巿，诸侯赤巿，大夫葱衡。从巾，象连带之形。
从上引若干字例看，许慎通过文字形体的分析，进行注释，提出了自己的传播思想：其一，天是万物传播的基础，是“天”把吉凶传示给人们；人们则以“礼”来侍奉天神。其二，人所以有“名”，是因为在黑暗中人与人无法辨认，名字就是为了便于区分的。其三，人际传播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直接表述，一是互动表述，包括论辩表述。其四，人生育下来的第一件事，是教育；教育的宗旨是教人为善。其五，人根据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精神境界可以分为若干类：有游牧生活的戎、狄、貉、蛮、闽、羌等民族，有农耕生活的僰人、僬僥等民族，有以仁为本的夷族；其中夷族正是孔子认为最适合传播“道”的民族。其六，上古时期社会没有阶级之分，所以在穿着上不讲究；到了文明社会，衣饰是区分人际地位的标志，所以不同地位的人穿不同颜色的衣服。
（三）《说文解字叙》中语文传播思想
许慎针对语言文字在文化传播和政治传播的作用，在《说文解字叙》中说：
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之不可乱也。”
濮之珍认为这句话里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任何“经艺”都是通过书面语文来表达的，所以“文字者，经艺之本”。其二，政权机构也要通过语言文字来治理国家，所以说是“王政之始”。其三，社会发展，文化遗产的保存、继承，社会实践经验的代代相传，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记载，所以他说：“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早在公元2世纪，许慎能有如此科学的看法，实为我国语言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是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的话。意思是说，有修养的人就要从根本上去追求，根本确立了，那么道理也出现了。许慎认为“文字”正是传播道理的根本。“天下之至啧”一句出自《易·系辞》，原句是“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啧”即“赜”字，指幽深难见的道理。意思说，文字能传播世界上最幽深难见的道理，对它是不允许怀疑的；文字又是世界上最具有生机而不断运动着的东西，对它是不容许任意改变的。这就强调了文字的信息功能，和它的稳固性。
许慎在成书之后，又写了《说文解字后叙》，他进一步指出文字传播的作用，和文字传播中的实事求是精神。他说：探啧索微，厥谊（义）可传。惜（昔）道之昧，闻疑载疑；演赞其志，次列微辞。知次者希，傥昭所尤，庶有达者，理而董（督）之。
《易·系辞上》说：“探赜索微，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许慎摘引它以说明文字的功用，文字用来窥探事物幽深隐藏的语义，人们内心的思想通过文字才得到流传。“厥谊”就是“其义”，指文字显示的意义。许慎又说：历史上传下的道理的旨趣，有疑虑的就记下疑虑；推演并阐明其中的内涵，叙列它们精妙的说解。由于全面理解经典文字意义的人很少，倘若有明显的错误，希望有通晓的能人，加以整理并纠正它。许慎这里无非想强调文字的交际功能，指出文字揭示事物的意义，从古至今，起着传播的功用。
四、探求事物名源的词典《释名》
刘熙，字成国，生卒年不详，当在东汉桓帝、灵帝之世。汉末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寿光、商密一带）人。曾师从著名经学家郑玄，献帝建安中曾避乱至交州，《后汉书》无传，故事迹不详。他是我国著名训诂学家。其所著《释名》，以声训的方法，即根据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解释字义，并注意到当时语音与古音的异同，从而探索事物名称的来源，是我国第一部以语源学观点解析词义的语源学词典。
《释名》共27篇，分8卷。体例与《尔雅》、《方言》同，只是注释词义时采取音训，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以探索事物命名的依据。《释名》所收词条非常丰富，刘熙自己说：
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
刘熙认为“名”与“实”之间各有意义上的联系，老百姓通常不知道自己每天在称呼的日常事物的得名缘由或含义，揭示其中的语源联系正是他编写《释名》的目的。其27篇依次是：
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卷一）；
释州国、释形体（卷二）；
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卷三）；释言语、释饮食、释彩帛、释首饰（卷四）；释衣服、释宫室（卷五）；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卷六）；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卷七）；释疾病、释丧制（卷八）。
所释名物、典礼等共计1502条。大千世界，万物纷呈，其名各异，人们对事物的名称自然怀着好奇想探究它的来由。《释名》既满足经文上文字训诂的需要，也满足这种民众求解事物得名的心理。
刘熙用他的词典第一次尝试着分析传播学中关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的问题；语言符号的能指是它的语音，语言符号的所指是它的意义，所指的意义又指向它所表达的客观事物。虽然我们在《释名》中没有看到刘熙对传播思想的直接论述，但我们通过《释名》注释词语的方法中看到他对“名”的理解，以及对名所指意义和意义所代表事物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总之，他试图从音义结合上去说明一个名称的来由。例如：
鞾，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楼，言牖户诸射孔娄娄然也。贪，探也。探取人他分也。雨，羽也。如鸟羽动则散也。
先用一个同音字注释，再用该同音字的语用意义与被注释词进行系联，显示两者在语义上的关系——同源关系。即“鞾”由“跨”得名，“楼”由“娄”得名，“贪”由“探”得名。其中不免有穿凿附会的地方，比如说“雨”由鸟的羽毛得名等。又如：
骂，迫也。以恶言被迫人也。含，合也。合口停之也；衔亦然也。月，阙也。满则阙也。
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刘熙发现文字的读音存在的差异是古今变化的结果，因此他往往突破表层语音的隔阂，通过声母或韵母的历史变化进行系联。例如“月”和“阙”都是入声，声母虽不同但古韵属同部，“阙”就是缺，用它与“月”在语义上联系，可以反映月亮亏缺的变化；“含”和“合”，声母相同而韵母不同，但它们在汉代时都有一个闭口的韵尾，“含”读作［ham］，“合”读作［hap］，而且它们都有嘴巴闭合的基本意义；“衔”的道理也一样，所以“含衔合”等是一组同源词。“河”与“下”的古音声母是一致的，皆在匣纽；其韵母也相同，只是介音不同而已，刘熙抓住河水向低下处流动的特点，把它们归在一起。“骂”和“迫”虽然声韵母在现代音里都不同，但是他们的声母和韵母都处在同部位，“骂”的声母明纽韵母属鱼部，“迫”的声母帮纽韵母是铎部，明帮的声母发音都在唇部，鱼铎韵母的主元音也相同；从意义上看，前者用言语逼人，后者用行为逼人，具有同源性。
刘熙在传播语源知识时，还特别考虑到古代方音的差异在语言意义上的反映。尽管有的解释比较勉强，但也体现出他对事物名称与事物本身以及名称使用者三方面关联的认识。例如：
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而远也。
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
他从发音方法上对不同地区的方音进行描写，并认为不同区域的人从语音获得的意义理解也往往不同，从而显示语言意义与区域文化有直接的关系。他认为中原和鲁西的语音与鲁东的语音不同，中原与鲁西人把“天”读作“显”，把“风”读作“泛”，表示天之高远而显赫，风之博泛而吹动万物；鲁东人把“天”读作“坦”，把“风”读作“放”，表示天之高远而坦然，风之奔放而扩散。虽然刘熙所做的解释是主观臆测，是错误的，但是这些解释反映了刘熙这样的一个传播观念：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意念灌注到事物的命名之中去，所以不同地区事物的名称是不同地区人对事物观察的反映。从这一意义上讲，刘熙是有道理的。
刘熙的时代当然根本不可能有精确的记音手段，但他能按所谓舌腹、舌头、踧口、开唇、横口、合唇等，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描写当时的方音，难能可贵。清人毕沅曾说：“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今人濮之珍说：“因此，《释名》在汉代语言学中，别开一番天地，对后世‘以声求义’也起很大启发作用。后世的‘右文说’即谐声偏旁兼有意义，王念孙学派‘就古音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等皆受其影响也。”
刘熙的传播思想在他短短的《释名序》里也得到反映，他指出名称来源不同，而且有雅言和方言的区别，但是它们一旦形成，就不容许随便废弃，因为这样已经成为社会传播共同使用的符号，不管聪明的文人还是笨拙的平民，都离不开它们；用它们来交际，既简易，又省事，而可以见功效。他说：
熙以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于民庶，名号雅俗，各方多殊。圣人于时就而不改，以成其器，著于既往。拙夫巧士以为之名，故兴于其用而不易其旧，所以崇易简，省事功也。
凡所不载，亦欲智者以类求之。博物君子，其于答难解惑；王父幼孙，朝夕侍问以塞；可谓之士，聊可省诸。
第二段话的意思是，我已经创建了训诂的声训原则和方法，聪明人只要按照这个原理去探索具体名称的具体意义就行了。
另外，《释名》中对一些与传播有关的语词注释时也间接阐释了作者对传播的认识，如：
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