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传不播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传播观念。惠帝很不解，让曹参的儿子去揣摩他的思想，他儿子说：“你身为丞相，每天喝酒，无所事事，你为国家怎么想的？”曹参大怒，鞭打了儿子二百下。惠帝责备了曹参，曹参就问：“你的才能比你父亲如何？”刘盈说：“不如。”又问：“我的才能比萧何如何？”回答：“似乎也不如。”曹参说：“陛下言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觉得曹参的话很有道理。曹参为相三年，运用这种“无为而治”的守成思想，创造了一个稳定繁荣的局面。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着一首民歌：“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顜，公正的意思。
较早提出“无为而治”政治思想的是陆贾。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有一位楚国人士陆贾，因凭着口才出使南越有功而被封为太中大夫。陆贾颇得刘邦重用，但是在关于传统文化的传播这个问题上，却与刘邦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议。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争论一开始，汉高祖刘邦颇有以法黜儒的气势，陆贾提出的“法先圣”类似当初淳于越建议秦始皇“师古”的主张。陆贾提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主张国家要政令统一，“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刘邦听了陆贾的申辩，终于警惕到秦始皇的教训，承认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并意识到不可能“以马上治之”，从此吸收了法家思想的黄老之治在西汉取得了主导地位。
惠帝死后，立少帝。少帝年幼，实际上政权在刘邦之妻吕雉之手。吕雉执政八年，到刘恒继位，为文帝。文帝的妻子窦皇后笃信道家学说，她命她的儿子刘启和其他王子都要读《老子》和《庄子》诸书。文帝也受其影响，接受老庄思想的三项教训：一仁慈，二勤俭，三无为而治，成为道家思想的热心拥护者。文帝在位期间，确实做到了这三点，如废除了割鼻断足等残酷的极刑，安抚老年贵族，免除全国田赋。他儿子即位为景帝，窦太后主政，继续追求维持现状的安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汉长达40年之久的“黄老政治”。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是，人口大量增加，社会财富也随之增加，国库盈满，百姓富庶，被称为“文景之治”。新道家的黄老学在传播思想上比较典型的观点，是要求君主不听言不称实的空言，并提出人的精神与形体的辩证关系：
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窽。窽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
在言语与事实的关系上，认为说的话符合事实的叫“根据”，说的话不符合事实叫“空洞”。不听取空洞的话，奸邪就无从发生，好与坏也自然区分，黑白也得到辨别。用这一点来处理事情，什么事怕不能成功？按规律办事，不用大张旗鼓就能办成大事。在精神与形体关系上则结合养生与养神的道理，强调“先定其神”，然后才能去“治天下”。
虽然新道家的黄老思想占了上风，但是儒家思想一直在传播，儒道互黜的事件于文、景时代连续发生，并表现得非常尖锐。司马迁曾概括说：“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当时因窦太后笃信道家而使朝野流行黄老之学，连朝中大臣也“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初主要大臣，如萧何、曹参、陈平、汲黯等也都“好黄帝老子之术”。而当时儒林博士申培公、辕固生等也影响了一批朝臣，如赵绾、王臧等形成一股势力，“隆推儒术，贬道家言”。两种思潮，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景帝时发生了以新道家代表黄生与儒林博士辕固生的一场学术争论：
辕固生……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弊，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失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一场关于宣传方针的争辩，辕固生维护儒家主张君王行仁政的旧义，黄生则服务于新兴政权的需要，强调君臣上下之分不可颠倒。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儒家被屈，从此“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意思是：不敢再提接受天命鼓励造反的言论），黄老思想获得了胜利。窦太后也谴谪辕固生，罚他去猪圈杀猪，辕固生差点丧命猪圈。
到汉武帝时，又一次发生儒道矛盾的激烈化。事情是这样的：汉武帝即位，支持儒学的郎中令王臧和御史大夫赵绾乘机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并推荐其师申培公来主持此事。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申培公主张推行仁政，反对政治宣传。汉武帝很不高兴，但既然已经召来，就让议明堂事。窦太后不赞成儒学，她抓住了赵绾、王臧的政治错误，把他们扔进了监狱，后来他们都在狱里自杀了。申公因为生病，免去了惩罚。所谓明堂事也就不了了之。明堂，即大学，是属于监督执政的议政机关，显然不符合控制传播的封建专制制度，其不合时宜是十分明显的。旧儒学在当时的失败，也是必然的结局。
这一事件，一方面说明西汉王朝对学术宣传的重视，它允许不同思想在朝廷争议和辩论，但允许在推行黄老思想的同时，设置儒学博士“具官待问”；另一方面又说明西汉对学术思想传播的控制，把学术思想上的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专制制度下只有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学术思想宣传才被许可，否则就要被制裁甚至镇压，旧儒学在西汉初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学术思想的发展随着政法建设和统治阶级对它的态度而发生变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传播史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司马迁对西汉时期法家、道家和儒家之间的起落、兴衰，曾做过这样的概括：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荐。
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司马迁还引用司马炎《论六家要旨》的归纳，总结了新道家得以传播的思想特点：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说明新道家顺应时代的需要，对先秦的道家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吸纳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的精华，注重方法，讲求实效，成为西汉王朝重要的传播工具。
四、马王堆《帛书》中的传播思想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发现与《老子》乙本合卷的《经法》等四篇古佚书，据考证它可能成书于战国而流行于秦汉。从马王堆出土的文献内容看，与司马炎在《论六家要旨》中对新道家黄老思想的概要正相契合。这些佚书包括《黄帝四经》等（下文简称《帛书》）的思想内容和文字结构，都首尾一致，自成体系。其思想融入了“名法之要”，兼采阴阳、儒、墨，并综合了当时的一些科学技术成果，非常丰富。就其传播思想而言，也十分精到。
（一）指出“道”是万物传播的客观规律
《帛书》认为万物传播“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支配规律是“道”。
它论述“道”的性质说：
虚无刑（形），其督冥冥，万物之所从生。恒无之初，迥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古（故）无有刑（形），大迥无名。天弗能复（覆），地弗能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在阴不腐，在阳不焦，一度不变，能适规侥。鸟得而蜚（飞），鱼得而流，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刑（形）。“道”作为规律，是看不见，也无形可察的，它寓于虚而普遍起作用，守恒而稳定。无论大小事物之所以存在，都因为“道”的作用，鸟因而能飞翔，鱼因而能游动，兽因而能奔走，万物因而能生长，办事因而能成功。客观规律，人人都得凭借它，但无法说出它的名称；人人都在运用它，却无法感觉到它。但正是它使传播有了宗旨，有了思想：
一者，道其本也。……夫唯一不失，一以驺（趋）化，少以知多。夫达望四海，困极上下，四乡（向）相抱，各以其道。夫百言有本，千言有要，万［言］有总，万物虽多，皆阅一空。
众多杂事总有其一为根本，万物也有一个总规律支配。人们说话，一百句话里总有一个根本，一千句话里也总有一个要点，一万句话里总有一个主旨。事物虽多，都出自一个基本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可以以少知多，以一化万物。
（二）指出“恒常”是万物传播的基本规律
《帛书》反复强调“道”的客观必然性，但什么是“道”的基本呢？它列举了自然现象，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是“恒常”的，一年四季的变化是“恒常”的，它们有“度”，有“数”，有“法式”。至于社会生活，也应该是有“恒常”规律的。
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立（位）：贤不宵（肖）不相放（仿）。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
万物的传感，人际的传播，都有一个“恒常”的规律在起作用，它使自然界产生“恒常”的变化，如四季运行，昼夜分明，物有生死，性有刚柔。这种自然界的“恒常”同样也作用于社会关系，形成各有特点的表现，如能力有大小的区分，男女有分工的不同。《帛书》还把这种事物差异的相对性推广到社会的传播管理上，认为品行有好坏的差异，处事有公私之分别，所以用人要用其所长，办事要去其所私。
（三）强调“执道”、“循理”、“审时”、“守度”的传播思想“执道”，是指说话做事要抓住根本。“正者，事之根也。执道循理，必从本始。”在言语传播上，“执道”的关键一环是审定“形名”：
刑（形）名已定，逆顺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是故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
掌握了事物的基本概念，做到名与实相副，那么就可以参照自然界和社会规律来展开言语传播了，议论天下大事时也不会欠于思考了。
“循理”，是要具体地“审知顺逆”。《帛书》中阐述的“理”是“道”的具体化，万物的“道”是恒常的，但其理是各不相同的，所谓“顺逆同道而异理”。因此任何人言行要得当，《经法》说：“事必有言，言有害，曰不信，曰不知畏人，曰自诬，曰虚夸，以不足为有余。”
“审时”，是指善于掌握和利用时机。所谓“圣人之功，时为之庸”。所以言行传播只能“不剸（专）己，不豫（预）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必须不主观，不臆测，不计较个人利益，顺从事物本身的规律。
“守度”，是指分寸感。《帛书》强调“八度”：规、矩、绳直、水平、尺寸、权衡、斗石等。凡事都有个度，所以《帛书》提出传播要看对象，并警告说：
黄金珠玉臧（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财），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能为谋。
统治者贪图钱财，喜好女色，是造成民众怨恨和社会动乱的原因，对于这样的人，就是圣人也不会去替他出主意的。
（四）强调言行一致的传播思想
《帛书》在规定了言行的规范和准则之后，又进而强调言行一致的问题。
它指出，接触人的时候首先用眼睛观察，看他的外表，以及言语与行动：有人将来，唯目之瞻。言之壹，行之壹，得而勿失。言之采，行之熙，得而勿以。是故言者心之符也，色者心之华也，气者心之浮也。有一言，无一行，谓之诬。
如果这个人的言行是一致的，就不应失去他，要重用他；如果他的言语很漂亮，行为很浮躁，就不能启用他。因为，言语是内心的标志，表情是内心的外化，气质是内心的表露。有言语而没有行动，言行不一，这是欺骗。
《帛书》基于道家的宇宙观而吸收了名家和法家的思想，它在西汉初期对政治传播和思想传播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决定了汉初“清净无为”的治国方略，成为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
儒学振兴与语文诠释学的发端
一、儒学的振兴与经典教育
刘邦刚做皇帝时，大臣、将军都是与他出生入死的朋友，常在皇宫里吃喝放歌，一团混乱。博士叔孙通建议他制定朝见皇帝的礼仪，称为“朝仪”。刘邦默认了他的建议。于是叔孙通特地去儒家发源地鲁国故都请来了专家，连同门徒100余人，共同制定规章，进行演习。公元前200年永乐宫建成，群臣前来贺朝，就正式启动“朝仪”。效果很好，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而且与大臣也隔开了距离。但是儒家的一些主张只是在礼仪上取得了公认，其思想在黄老流行之际仍没有得到重用。
公元前191年，汉惠帝四年废除秦挟书令，躲避秦火的民间藏书渐渐显露于世，私相传授的风习也渐渐兴起。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的第二年，在丞相赵绾的建议下，举办了一次全国人才大考核，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为准则选拔国家管理人员，由皇帝亲自考试。当时一位专门学习儒家学说思想、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是旁门左道，邪说妖言。他建议凡不在五经之列及非孔子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董仲舒在这场考核中得了第一名。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制定为国家政策：第一，太常内所设博士官职，原来吸收各派学者，改为只由儒家人士充当；第二，创立太学，由博士任教，传授五经和孔子的学术思想；第三，提倡礼教，恢复三年守丧，开列“避讳”等。及窦太后崩，儒家取代黄老，获得了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