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亡，至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才废止秦之挟书令，私学逐渐恢复，那些为避秦火而坚壁隐藏的书籍渐渐复出于世，民间流传的图书逐渐多了起来。从此中国的图书传播沿着官方和民间两条路线发展起来。四、杂家之大成《吕氏春秋》及其贡献秦相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在赵都邯郸遇见人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认为“奇货可居”，因入秦游说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后来庄襄王（即异人）即位，便任吕不韦为相，称为“仲父”。吕不韦执政期间，权势倾天下，门下有宾客三千，家童万人。他曾命宾客编著《吕氏春秋》传世。
《吕氏春秋》又叫《吕览》，是杂家的大成著作。全书26卷，内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160篇。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墨、农及阴阳家言，汇合先秦各派学说，为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思想武器。在议论中引证了许多古史旧闻和有关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知识。
对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原因及过程，《史记》有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说法不一定正确，吕不韦不可能是为了争虚荣才招食客、编《吕览》。《吕氏春秋》内容包括“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实际上综合百家九流，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大概是指其内容庞杂，融会各家思想。“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不贯。”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群雄争霸，思想上也是百家争鸣，随着秦国的日益强大，东、西周的灭亡，天下一统的思想已经不可避免，《吕氏春秋》将各流派之思想统于一书，自然是要一统天下之意。当是时，秦国统一六国并非可望而不可及，只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春秋战国时，诸子为宣传和实现其政治主张，不少人潜心于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他们总结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得失，总结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家”。但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的特殊原因，尤其是严格的师承关系，各家墨守家法，互相攻讦。在秦势强大、行将统一中国的大环境中，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已渐告结束，各派学者汇集一堂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聚在吕不韦身边，各抒己见，集成一书，是以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应时而生。当中既有儒家和道家思想，又有墨家和法家思想，也有阴阳家和纵横家思想，其他如名家、兵家、农家、小说家等派，无不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安地汇集在一起，不仅能与各家相表里，而且有出于各家之上者。秦始皇屏弃儒家而不废杂说，且《吕氏春秋》的宗旨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该书得以保存和流传的原因。正如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所说：
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准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讫，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
《吕氏春秋》的准的、纲纪、品式、检格，高诱都认为是整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楷模，认为“大出诸子之右”，确为独家之评。但因该书是杂家，表面上未能像诸子之显著，加之吕不韦之行事，为历代学者所唾骂，故而长期以来未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致使该书并未享有它应有的地位。
吕不韦反对独裁，主张民主传播。其主要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对独裁体制，承认政权的更替性。《贵公》篇中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这句话有一定的进步性。至少他看到了，一个朝代要想久远，就不能太独裁，不能太让百姓备受制裁。在《吕氏春秋》中多处体现了这种思想：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之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
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
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第二，赞成招贤纳才，重视人才的流动性。在吕不韦当丞相的时间内，他不仅这么主张，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说吕不韦之后的秦国丞相李斯的门客中有甘罗、张唐，还有司空马等人，都是比较出名的外来人才。吕不韦深谙一个道理：人才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人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朝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吕氏春秋》就是人才流动的产品。《吕氏春秋》中描写到：
德行招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时之，远方来宾，不可塞也。
桀既奔走，于是大行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
意思是说，德行昭彰美好，可以与日月媲美，不能熄灭。这样的国家和君王才能使豪士应时而来，远方的人民也来宾服，没有办法挡住。商汤战胜暴君夏桀，推行仁政，爱护百姓，并使贤良的人实现理想，远近的民族都来归附，所以能称王天下。
第三，主张尊重民意，顺从群众的心愿。吕不韦认为做任何事，首先要考察民心，然后采取行动。其中许多观点，与儒家倡导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属同一道理。
先王先顺民心。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意为故。
吕不韦的这些言论都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安天下就要先安民心，守天下要先顺民心，不要大过于附逆民意。
第四，提倡博览群书，提出“成身莫大于学”。吕不韦在《尊师》、《诬徒》篇，尤其在《劝学》篇中，大讲学习的重要，学习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可以使人荣耀。认为学习要尊师，主张学习是为了正身。
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
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
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圣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身；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要学习就应尊师，说“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的，要求统治者应以尊师为荣。紧接《劝学》之后，安排另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讲述有关学习的问题。《诬徒》说明不学之患；《用众》讲好学的人，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尊师》阐明师生的关系，认为通过学习，坏人也可变为好人，但一定要尊敬师长、广宣教育才能达到目的。提倡贤者也要通过刻苦学习才能成为圣人，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在《博志》中详细讲述了孔子、墨子、宁越等人之所以能从布衣之士成为人人口称的圣人，主要靠不断学习，绝非天生。他们能做到：“有便于学者，无不为也；有不便于学者，无肯为也”。宁越甚而说：“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达到废寝之地步。
第五，要求督名审实，强调因时因势之重要。吕不韦认为凡事应注重“因”，这是事业成功与否不应忽视的条件之一。
故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
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日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厘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
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复自司。以不知为道。
吕不韦要求国君处理事情要审因度势，对待臣民的言行要督名审实，使用人才要尊贤使能，这对巩固政权是极为重要的。所以他主张要“谨听”，所谓“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如果国君反其道而行之，就会导致危难。
第六，批评虚伪的权势宣传，认为“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为了树立个人的权威，有的人以不合时宜的呼叫以引起人们的盲从，其实建立的往往是虚假的权威，反而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反感。在《过理》中说：
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
宋王筑为蘖帝，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胄，从下，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贤不可加矣。”宋王大悦，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尽应，堂上已应，堂下尽应，门外庭中闻之，莫敢不应，不适也。
这种不合礼义的呼叫，并非完全出自本心，而是造成一种“莫敢不应”的气氛。这一陋习，居然成了整个封建时代一成不变的套式。对此，《吕氏春秋》加以有力的批判，指出其虚伪性。
第七，提倡君主慎言，以防止“言之不类”。吕不韦借用历史故事指出君王不可不“慎言”。在《重言》中说：
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国君三年不言，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提倡君主慎言则是对统治传播的一种概括性叙述。因整个封建社会是靠人治治国，如果举国上下，事无巨细，各个方面都要靠君主一人讲了才行事，那也是行不通的；否则，国家的进步，定会受其影响。所以高宗以其睿智，清醒地认识到“言之不类”所带来的后果，便自我约束，不轻易发表意见。
第八，重视音乐传播，强调音乐的特殊教育功能。《吕氏春秋》用了较多的篇章来阐述音乐的功能，如《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明理》等文，论述了音乐和律吕的产生、音乐的作用以及音乐与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知道，音乐在古代，儒家曾将它作为教学内容的“六艺”之一，用以教育人民，并对音乐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和探索。《吕氏春秋》也不例外，吕不韦在接受儒家的音乐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重申了音乐的教育作用，说：
（音乐）产生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日乐之为观也深矣。
“乐”在上古时期始终被视为最高的礼仪准则，从西周“乐崩礼溃”，它的地位受到了严重侵蚀。《吕氏春秋》则将音乐的产生、音乐的作用，一层深似一层地讲得明明白白，并且把它放在人性化和平民化的地位来思考，指出如何通过音乐来观察人志。作者记述了伯牙与钟子期的以音乐联结友谊的千古佳话，把音乐所体现的崇高境界讲得更为具体。他说：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这是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的音乐联结友谊的佳话美谈，“知音”这个词语也因此一直流传至今。音乐的作用太大了，它可以使人奋发，也可使人意志消沉，这完全取决于使用音乐的人，不仅是传播者，也包括受传者。《顺说》一文中还记载了管子为尽快脱离险境回到齐国，曾用音乐使役人加快步伐的故事，这就是音乐魅力之所在。音乐这东西，“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音乐的传播功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吕氏春秋》花那么多篇幅来详加阐述，正透露了编著者的传播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