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劝服传播，但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横向的新闻传播一直未受到重视。西学东渐，海禁大开，外国传教士、商人先后来华办报，新闻学作为舶来品随之也输入中华，促进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演变及发展。
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形成
一、西方新闻学的形成和流派
科学家有祖国，科学与技术却无国界。在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向西方。在近代，欧风美雨，西学东渐，新闻学与近代报刊一样，都是舶来品，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它要在中华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有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
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从世界范围来讲，最早出现于近代印刷术的诞生地——德国。早在17世纪，德国一些大学生，就以报纸为研究对象，写作学位论文。1845年，普尔兹教授的专著《德国新闻事业》公开出版，这是德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本新闻史著作。1910年德国举行第一次社会学大会，著名社会学家麦克思·韦伯（1864～1920年）向大会提出：“社会有必要进行最纯粹的科学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新闻的社会学”。1884年，巴塞尔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正式开设新闻学课程。1916年，鲍起尔教授在莱比锡创立世界上最早的新闻研究所。
在美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同步进行。1810年出版了汤姆生著的最早的《美国印刷史》，1869年3月30日，南北战争期间著名的罗伯特·李将军在华盛顿大学首倡设立报学课。1873年，哈德生出版最早的《美国新闻事业史》。1878年，密苏里大学开设最早的新闻史课程，1903年，俄克拉何马州的中央州立大学首设新闻学系。1903年出版了休曼著的《实用新闻学》。1908年4月2日，密苏里大学首设新闻学院，1912年由著名报人普利策捐款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开始招生。
20世纪初，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业已形成，还出现以德国为代表的理论新闻学流派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实用新闻学流派。
日本的新闻学研究，1923年以前，受美国实用新闻学研究的影响；1923～1945年间，受德国的理论新闻学的影响，1945年后，受美国传播学的影响。
我国的新闻学，19世纪晚清时期主要受英国传教士与《泰晤士报》办报思想的影响；20世纪初期，受美国、日本的新闻学思想的影响。1834年1月，在广州出版的教会刊物《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刊出的《新闻纸略论》，是中文刊物最早发表的新闻学专文。1899年日本出版的东京政治学校校长松本君平著的《新闻学》，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这是日本第一本新闻学著作，也是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译本。我国著名报人梁启超十分推崇这本著作：“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预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谅哉言乎！”革命报人郑贯公认为，凡记者须有学问，无学问则是理不真，直为浮词满纸。他引松本君平专著《新闻学》一书，指出办报要有学问。“夫学问既无，眼光何有？”1903年8月7日在沪出版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国民日日报》发刊词与1919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的徐宝璜著的《新闻学》，都曾引用过松本君平书中一些新闻学观点来阐述各自的办报思想。1903年美国出版的休曼著的《实用新闻学》，1913年由史青译成中文，上海学广会出版。该书提出“倒金字塔”新闻结构、新闻五要素、新闻要有标题、新闻法、广告等，反映了美国产业革命后自由竞争的大众化商业报纸的办报思想，对我国民国初年大众化报纸办报实践，颇有借鉴作用。
二、中国新闻学的早期思想
近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所差异。启蒙阶段中国人对新闻学的认知是从西方报业的进来开始的，正如梁启超说的，“报馆有意于国事”，即把新闻与国事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又始终渗透着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实用理性，当近代新闻学与中国文化进行精神碰撞时，中国人总是按自己的方式对外来文明进行特别的诠释。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中国人很自然地把它跟历史上出现过的邸报联想一起，邸报那种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但他们的思维又很难一下认识到现代报纸的作用，所以仍纳入“国事”的范围。我们能看到，中国近代报业竞争发展的历史嬗变，是跟国际传播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联的。“所谓国际传播，表现更多的是利用大众传播的交流，即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印刷传播（报纸、书刊）或者电子传播（广播、电影、电视）面向受众的社会范围最广的传播。”中国报业发展，完全是处在被动形势下实现的，是殖民化媒介的产物，早期报纸是西方传教士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纱，以文化渗透方式进入的。19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外国军事侵略和资本渗透，其强势话语霸权将外文报刊传到中国，推动了国内改良派与革命资产阶级报业的纷纷出笼。国际传播的外部生存环境为中国报纸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于是也给中国报业赋予了新的内容。
不过在当时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眼里，报刊所承担新闻传播任务仍离不开“国事”和“教化”的职能，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站在一种上对下的俯视立场。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说：
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
谭嗣同的这段论述，把报纸的功能归于“国有口”，虽然已经含有社会舆论的意思，但是他只能从“子产不毁乡校”的角度，把近代社会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放在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来认识，于是崭新的近代新闻不得不伴随着中国古老社会的历史阴影。因此，在谭嗣同等人的早期近代新闻传播观念里，还停留在“让人说话”这一点上，主张“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而这恰恰是颠倒了，近代新闻学的要旨正是“口”属于民而不属于“国”，新闻传播不应该是政府的口舌。
三、中国近代新闻学思想的形成
与谭嗣同一样，早期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理论前提都没有把视角放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上。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用现代语言来表述的话，就是“新闻为政治服务”，这无疑是对新闻学最狭隘的理解。随着西方新闻思想的引进，随着近代报业的发展和繁荣，自由言论的热情也逐渐引发，例如吴恒炜在《知新报缘起》里说：“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在这里，尽管仍然强调了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但是已经把报纸作为“国之口”转变为“万民之喉舌”，有了极大的进步。
启蒙阶段的近代中国新闻学始终在两个结合点徘徊：维新儒士把报纸看作是维护儒家道统、进行教化的工具；革命志士则把报纸看作是谈论“国事”的舆论场地。前者使报纸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服务于教化，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后着使报纸成为革命派传播“民主”观点，服务于“开明专制”的政治工具。王韬就曾在“道统”和“国事”间犹豫过，他一方面说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一方面又说报馆的作用乃“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演化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
中国近代新闻学思想的形成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学术界尚有争议，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
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辛亥革命后，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以邵飘萍提出的“以新闻为本位”，最有代表性。这使中国近代新闻学不再从属于儒学，也不从属于政治学，回归新闻学的本体价值。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新闻学自身建设的著作，如徐宝璜的《新闻学》（1919年）、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等，它们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学的真正创立。在这些著作里，我们看到了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徐宝璜已经把梁启超等人提出的政治宣传责任转化为新闻传播责任，新闻关注的不再仅仅是“国事”，而是放眼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事。稍后出书的戈公振，说得就更加透彻了，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报纸的传播功能开始回归到近代新闻学，他指出了新闻的时效性和大众性。到戈公在书中写道：“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他表示了对伪造舆论的愤懑，从侧面强调了新闻真实性的重要。说新闻“如留声机器”或许有些不确切，但是他在说“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的这种口吻，则充分显示了他对新闻真实的热忱。因此，他强烈欢呼：“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
日本松本君平与《新闻学》
一、松本君平与《新闻学》的传播活动
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又名《欧美新闻事业》，是一部讲究实用性，也显示关注理论问题的新闻学著作是一部既受美国影响又有自己特色的新闻学著作。
松本君平（1870～1944年），又名松本世民，1870年5月（明治三年）生于日本静冈县小笠郡。早年留学美国，获布朗大学（BrownUniversity）文学博士，曾做过《纽约论坛报》记者。回国后，当过伊藤博文的随员去欧洲考察，是社会著名人士。1900年（30岁）在东京创办三年制的东京政治学校，自任校长，讲授新闻学。“第一年则讲新闻之原理及各国之改革，第二年则研究新闻之理论及各国沿革，第三年则实践其新闻学”。本书就是他准备的教材，1899年由东京博文馆印行。
松本君平在政治上是个活跃人物，一度担任过东京《日日新闻》记者，1904年当选为众议员议员。大正时期（1912～1925年），与前辈岛田三郎共同促进普选运动，在日本国会最早提出妇女的参政权，并五度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10年（宣统二年），到中国考察，对中国的农商、工业、交通、政刑、礼教和风俗习尚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回国后，以中文编成《华瀛宝典》一书。
松本君平著的《新闻学》，全书除了序、绪论外，共36章，10万字。内容有：第四种族之发生、新闻社之组织、探访部、略记法与探访记者、地方通信者、文选部之经验、通信队之编成、探访者之职务、探访者之资格、新闻编辑局一班、编辑事务记者、电报记者、论说记者、主笔记者、新闻理事、社员之制约、访问记事及新闻记者之访问、为新闻记者之道、编辑新闻之注意、特别记事、杂志及新闻文学者之注意、匿名寄书、诽谤之言论、新闻记者之报酬、职业之新闻记者、公人之新闻记者、近世新闻之发达及特性、新闻图画、英国新闻业者之保护会、新闻记者之养成、英国新闻事业、美国新闻事业、法国新闻事业、德意志新闻事业、俄国新闻事业、新闻记者之势力及使命。
从《新闻学》一书中，可以看出松本君平的新闻传播思想。
（一）近世文明与新闻事业
松本君平是从近世文明入手，研究近代新闻事业的功能与作用的。西欧各国，经过文艺复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平民时代，出现近世文明。而近世文明的基础，“则在能发挥平等博爱不羁独立之义”、“独归于人类思想这自由及众人势力之发达”，然而“唤发人类思想之自由，益助此文运进步者，则惟近世之新闻事业也”。松本君平沿袭新闻记者“第四种族”（“无冕之王”）之说，视记者为高于贵族、僧侣、平民的“第四种族”。“吾人试环游欧美文明之邦，莫不惊叹其新闻之势力，出人意外。于舆论则为先导者，于公议则为制造家，于国民则为役使之将帅，挟三寸管作全国之主动力。今日之新闻，几如日用之饮食水火，为文明国民一日不可缺之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