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全体，竞与一副绝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牛马之日不远矣。虽然对人权平等的表述尚十分幼稚，但已经深刻体现出近代知识分子在民主自由上的追求。谈人权必然引出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到邹容就更为明确地提出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的追求。他说：“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与此同时，陈天华把“自由”思想扩展为民权思想。“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陈天华写下了《警世钟》，率先向世人敲响了警世的钟声。书中他用形象的比喻指出人权的定位，认为老百姓好比出资造船的东家，官府好比水手，帝王是一个舵工，只有东家才能真正指挥这艘船。所以国家领导、政治领袖从根本上说他们是老百姓的公仆。他说：
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船若不好了，不但是舵工水手着急，东家越加要着急。倘多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多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断没有袖手旁观，不管那船的好坏，任那多工水手胡乱行驶的道理。陈天华《警世钟》于1903年写成，他的白话文笔使文章容易在当时的军、学界中传播，成为最有影响的新潮读物。
鸦片战争后的军事传播思想
一、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型的传播思想
火药是中国发明的，虽然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出现将火药利用于战争的个案，但是在封建体制下的中国，其军事传播始终以冷兵器为主，停留在大刀长矛阶段。人类战争形态由冷兵器战争向热兵器战争的变革，是一个长达近千年的历史过程。当世界正完成这一转化而接近尾声时，中国的晚清却经历了一场被热兵器打败的战争，并因此从战争中忽然觉醒，开始进行一系列军事改造运动。
本来兵器的转型本质上说是军事传播观念的转型，事实是世界上每当出现重大军事变革的历史时期，都是思想观念进行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但是，当时的中国统治集团，并没有真正从军事失败中得出观念上的觉醒，相反仅仅着眼于军事兵器的变革。
鸦片战争后，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但是，他们只感到中国武器装备不如西方，而看不到军事机器是整个社会肌体的一个外在表现，是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跟经济、外交、教育等直接关联的部分。连洋务派中最开明的杰出人物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他只看到了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忽视中国整个军事传播系统的落后。在这种狭隘军事传播观点的影响和主导下，甲午战争前，中国向西方购买了几万支洋枪，建立了全部新式装备的陆军；还买了几十艘英国、德国的军舰，建立了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
从军事领域看，清政府从西式武器的购买、制造，到新式陆军、海军的编练，武备学堂的创建，近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以及近代军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从而初步建立了一个近代国防体系。然而由于这一些军事变革并没有从军事传播系统上进行实施，军事变革的结果，只能是内战有用，外战无用。按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前的军事力量来看，单是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和数量，中国军队并不比日本军队差，但是在军队内部组织传播的体制上，在军事行为中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上，在军队训练中官兵传播关系上，以及其他诸方面，中国却落后日本一个时代。中国远没有实现军事传播系统的全面变革。当时日本已经模仿西方实行了军事体制的改革，陆军从编制到战术都模仿德国陆军，作战实行散兵队形。日本海军则模仿英军。可是清朝陆军则还是古老的湘军营制，打仗时拿着近代的武器装备却排列着古代的密集队形，往往成为日军进行炮火袭击的对象。甲午海事一开战，双方的武器装备差不多，武器性能也不相上下，中国个别舰船的性能甚至超过日本。然而，从军事战略思想和军事传播观念上，由于大清水师观念落后、作战理论陈旧，官兵关系承袭着“八旗”等级观念，根本无法适应近代化的铁甲舰海军的指挥。于是热兵器在冷观念指挥下，最终溃不成军，含恨沉没黄海波涛。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代统治者萌发了军事热兵器化的要求，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全军覆没，则大大刺激了中国士大夫上层阶层的反思，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最落后的民族并不是贫穷的民族，而是愚昧保守的民族；最落后的军队并不是劣势装备的军队，而是观念陈旧的军队。如果不从军事观念上变革，中国难免在日后的战争中重演甲午海战的历史悲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船坚炮利”的技术和先进的“养兵用兵”方法不断战胜中国传统军事优势的严峻现实，中国各阶层、各种人士都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看来光向洋人买洋枪洋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对火器的研究和开发，必须加强对军事知识的学习。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一月，魏源呕心沥血编著成长达100卷的著作《海国图志》，主张在广州建造船厂，设火器局，并且雇佣法美工程师。他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五大洲数1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他同时建议科举项目中增加水师科，能造轮船枪炮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轮船施放枪炮者为行伍出身，军中将官均应由此途升转。这是中国军事传播史上最早的先驱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并为后世的维新思想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尽管魏源的诸多主张已经具有较为先进的军事思想，但是其基点仍立足于对西方军事技术的仿效，他不了解军事活动是一个传播系统，不了解西方军事传播思想跟西方政治制度和科学进步的关系，因此缺乏对西方军事深层次的把握。魏源盛赞西方人制器精利，却不知道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上找原因；他肯定西方军事技术和热兵器威力，却不知道获取军事信息和组织军事行为，以及从社会经济发展、科学发展上去解决问题，只能归之于人的性情和用脑方式。他认为中国只要能自制武器装备，就能解决军备和海防问题，这是一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幻想。
与此同时，一部分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开展了一场学习西方技术以求“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们引进外国技术、开办工厂、自制枪炮和战舰，购置洋枪洋炮来装备和训练军队，聘请外国军事教官，指导军事训练，讲授西方军事学术，并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翻译和编著多种军事书籍，等等，广泛学习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1911年潘毅等人翻译的《大战学理》，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中国的最早译本。但是，他们始终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西学”终究只是实用而已，并未从思想观念上进行调整。
正由于此，中国近代军事传播上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型，最后成为发动内战、镇压农民起义的先进工具。
二、近代军事教育的传播思想
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导致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和训练内容的变化，其标志性行为便是创办传授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知识的军事学堂的诞生。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筹建新式海军，为培养海军人才，洋务派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福建船政局（即后来的福州船政学堂），以此为肇端，揭开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序幕。随着中国海军的发展壮大以及先进武器装备的不断引进和更新，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军事学堂应运而生。1876年，李鸿章奏请朝廷在天津设立电报水雷学堂，并铺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电报的出现让还习惯于靠驿站烽火传递消息的中国人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瞬时千里”。
与此同时，建立得较早的陆军军事教育也发生变化。1885年清政府正式创设了中国最早的新式陆军军事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开中国近代陆军军官学校之先河。
当时人们尚对西洋化的学堂抱疑虑态度，很少有人报名，李鸿章就专门发了一个招生告示，宣布学堂将每月发给学生4元的月银（津贴），这一措施使很多家境贫寒的学子引发入学的愿望。李鸿章还对学子未来的前景做了十分乐观的展望：“今日之学生，即他日之将佐，投考该学堂，将会有远大之前程。”李鸿章认识到西方列强“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性习使然”，而清军将领“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于是产生创设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指挥人才的想法。一面从社会上招收学生，一面令直隶提督李长乐、广东水师提督曹克忠、署广西提督唐仁廉、四川提督宋庆、总统铭军记名提督刘盛休、正定镇叶志超、通永镇吴育仁、大名镇徐道奎、皖南镇史宏祖等各军中挑选“精健聪颖，略通文艺之弁目”，“择其精悍灵敏者，挑取百余人”，“其中有文员愿习武事者，一并量予录取”。1886年后，该学堂增加到约250人至300人之数。1887年起，学校开始招收13岁至16岁间“良家年幼子弟”40名，入院肄业。学制5年，比选自弁目者的2年期限为长。天津武备学堂还聘请大量德国军官为教习。天津武备学堂办得卓有成绩，培养了一大批杰出陆军军事人才，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何宗莲、张怀芝、田中玉、商德全、雷振春等，他们大多成为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编练新军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其办学的主导思想不够明确，培养的军事人员只能用在对内应付上。如1891年“热河教匪倡乱”，李鸿章遴派天津武备学堂学生“赴前敌各营练习战事，考证所学，屡获胜仗，颇著成效”。一旦对外就难以应付而显得捉襟见肘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天津盗抢，天津武备学堂被彻底摧毁。
1887年，张之洞以“广东南洋首冲，边海兼筹，应储水陆师器使之材，较他省为尤急”，奏设水陆师学堂。随即以原所设“博学馆”（前身为光绪六年两广总督所建“实学馆”）为基础，扩充成广东水师学堂。该校“讲习水战、陆战之法”。设水师、陆师两部，各以70名为额。陆师部聘德国人为教习，学生学习德文，分马步、枪炮、营造三项，“其规制、课程略仿津、闽成法，复斟酌粤省情形，稍有变通。大抵兼采各国之所长而不染习气，讲求武备之实用而不尚虚文”。
总体而言，早期的陆军军事教育较之海军教育发展慢，不仅规模极小，而且也没有形成配套的体系。这也反映了清政府在军事改革上的保守心态，认为海军初设，而陆军旧制尚可一用。而且在军官选拔上仍沿用封建体制，这样就成为新式军官发挥功能的严重阻碍，出现旧式军官“积资负功者坐食禄，无大过终不能易其位，向也以战为教，今无战则无教耳，故新进之士终不能为所容焉”。武备学堂毕业生无法真正成为军事人才，处处受到旧式军官的排挤和打压，以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尽管中国的总兵力约100万人，远超过日本，结果却是弃城失地，一路溃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而结束。
甲午战争的惨败极大地震惊全国，朝野上下开始反思战争失败的原因，而军事教育的落后则是最受诟病者。张之洞批评说：“外洋新式快枪快炮，精巧非常，旧日将领大率不解，亦不爱惜，粗疏者任意抛掷，动致损坏，谨慎者收藏不用，听其锈涩，其于擦拭、拆卸、装配、修理、测准诸事，全不讲求，将弁不知，何论兵勇？操练不能，何论临阵？”在他的奏章中一口气提出了9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由于缺乏经过军校教育的合格军官，清军基层军官的素质极为低下，直接影响了清军的作战能力。甲午战争末期，李本方在致徐邦道信中言道：“查其致此之由，皆因将不得人，兵不娴器。以极贵极精之枪炮，付诸毫未练习之勇丁，仓促临敌，手忙足乱，或出队而错带子弹，或临时而忘记用法，乘以强敌，不奔何待？中国之论兵事者，人人皆曰枪炮不精；船械不利，众寡不敌，吾独谓所以致败之故，不系乎此。”李本方的话可谓一针见血。甲午战争一役充分暴露了晚清军事教育思想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