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的实践性、政治性强，从事新闻实践的记者比较容易轻视新闻理论，忽视新闻教育。郑贯公与众不同之处，从办报开始，就重视新闻理论、新闻教育。
郑贯公认为，“凡记者须有学问，无学问则见理不真，直为浮词满纸；是故记者与报纸相维系，而宗旨之与学问，亦相维系”。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改革政治，“改良教育，现东京政治学校之学课，必有新闻学一科。其第一年则讲新闻之原理及各国之改革，第二年则研究新闻之理论及各国沿革。第三年则实践其新闻学。故外国之记者，莫不夙娴政治，始克胜任。迩者，日本文学博士，东京政治学校校长松本君平氏，曾著《新闻学》一书问世。足见办报一业，须有一种学问”。郑认为新闻是一种学问，是一门科学。
在西方，记者被誉为“无冕之王”，“有今日为记者明日为议员者，又有今日为议员明日为大臣者”。“举由政治家，穷则在报社，达则进内阁”。对比西方，郑贯公哀叹我国报业落后，记者幼稚。“虽有等所谓志士，放下八股文章，拾得一二新名词，哓哓于世，舍呜呼咄咄以外无文字，舍谩骂刻薄以外无批评。至于恭维讨好之言论，骨媚声柔，尤为卑不足道，乌知政治学、新闻学为何物耶？”为了提高记者水平，开阔眼界，增进办报知识，郑贯公总结办报经验，提出10条办报意见：
（1）报律不能不先定也；
（2）调查不能不周密也；
（3）翻译不能不多聘也；
（4）讴歌戏本不能不多撰也；
（5）文字不能不浅白也；
（6）门类不能不清楚也；
（7）报费不可不从廉也；
（8）校对不可不小心也；
（9）告白不可不选择也；
（10）图画不可不多刊也。
（二）报纸的宗旨和功能
郑贯公认为，凡有会，必有其自治之制度之规则，则其会必有一报以为机关报。在郑贯公的心目中的报纸，主要是政论报纸，是政治机关报，注重的是言论，重视的是宣传。“凡报须有宗旨，无宗旨则立意靡定，直为记事传单”。
郑贯公认为“报纸能宣布公理，激动人心，何异政令告示？报纸能声罪致讨，以警效尤，何异裁判定案？报纸能密查侦察，以显其私，何异侦察暗差？报纸能布其证据，直示其人，何异警察巡兵？报纸能与人辩诬讼冤，何异律师？报纸能笔战舌争，何异军人？”郑贯公十分强调报纸的功能和作用，有其合理之处，但过分夸大了报纸的功能，报纸不可能是万能的。
郑贯公的办报宗旨，与他的政治思想一样，有一个从维新到革命的思想转变过程。早期，他在《论新闻纸之益处》中指出，报纸要“开民智”，“使盲者聪而瞽者明，梦者醒而愚者智”；在《报界与学堂之关系》一文中提出，报纸应“主持风化，掌握褒贬”，“呼当道之魂而提起之，俾其速与改良”；在《开智录缘起》一文，已由维新转向革命，“民贼之辈意欲以强力压塞民口，则坏国民言之权而夺其幸福，使自由之窒哑不能高鸣，康堪病叹，仆等久怀慨愤，故于瀛海一隅，合众志士，兴起倡论，以争自由发言之权及输进新思想，以鼓舞国民之独立精神为第一主义”。1905年6月9日香港《有所谓报·发刊词》中，革命思想更为明确：“报纸以言论寒异族独夫之胆，以批评而褫夺一般民贼之魄；芟政界之荆榛，培异权之萌檗”；“察人情之趋向，激社会之热肠……以寓言讽时，讴歌变俗，因势利导，化无用为有用”。
（三）报纸要自律，报道要真实
报律，有自律与他律之分，自律是报馆或报业公会所订立的新闻道德守则、记者道德公约之类；他律则指新闻法规而言。西方“立宪之国，固有公同认可之报律者，举凡报社，莫不珍重而恪守之。吾国自来无所谓报律者，只有官场势力而已。今言报律，将从何起？曰：由吾报社自采其合乎文明公理者，定其方针。查报律之大要，最重要道德，而道德有公私之分，公德有害，报可声罪以除之也，无论政界、学界、农工商界，及种种社会，皆可评论也。惟个人私德，无关于世者，不能诬捏妄揭也。记者有监督政界及代民鸣不平之特权，惟不能煽乱以坏治安也，又不能造谣以惑人心也，又不能移谭猥亵以侮谣也。”郑贯公认为，报道要真实、正确，“调查不能不周密也”。西方国家，记者有如侦探，要求魄力雄，善驰骤，脑力足，善记忆，腕力速，善纟丽录。“无论两军对峙，弹雨枪林，而观战之侦探队，须履险如夷，电传消息，或两国和议，交涉问题，而调查员东驰西骋，察其人心舆论，以知其彼此方针，此调查之一部，不可不注重也。”为了知己知彼，郑贯公认为我国报社“翻译不能不多聘也”。“翻译者，以本国之文字，译外国之要闻”，晚清社会，门户开放，“不可不知人之对待于我，观其舆论，忖其方针，然后我之政策日巧，我之运动日增。寻常之报纸，其维护国家社会、内政外交，尚特立此翻译一门，以镜外界之状态”。
（四）图文并茂，通俗有趣
郑贯公早年在日本横滨创办《开智录》杂志，深入浅出，以通俗性见长。
1905年6月9日创办《有所谓报》后，提出“讴歌戏本不能不多撰也”，“文字不能不浅白也”，“门类不能不清楚也”，“图画不可不多刊也”的主张。郑贯公创办《有所谓报》，“一心欲开民智是以体备庄谐”，报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销售量在省港各报中独占鳌头。
在办报业务中，外国报纸，常有插入图画，加以解说，使人一目了然。“吾国报纸亦可仿之者，虽精粗美恶不可比较，而其意则出于一辙焉，图画之刊，尚于时矣。”郑贯公认为，“开智之道，开上等社会易，开下等社会难。报纸为开智之良剂，而讴歌戏本，为开下流社会知识之圣药”。为了通俗，报章文字要浅白易懂，编排版面分门别类要清楚。胡汉民称赞郑贯公主办的《有所谓报》“庄谐并用，极嬉笑怒骂之致，尤足以动人”。
三、秋瑾的传播思想
秋瑾是近代中国一位出色的女诗人和革命宣传家，又是一位最早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者。她的坚强的革命毅力、富有自我牺牲的勇气，在近代史上永垂不朽。
秋瑾（1878～1907年）原籍浙江绍兴，1878年11月8日出生于福建闽县。原名秋闺瑾，字璿卿，号竞雄、旦吾、鉴湖女侠，笔名秋千、汉侠女儿、白萍等。官绅家庭出身。通经史、工诗词、善骑射、喜击剑、性豪侠。青少年时代即忧时愤世，对封建道德强烈不满。1892年随母入湘投父，1896年依父母之命嫁予湘潭富户子弟王廷钧。1903年随夫居北京。1904年6月，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东渡日本留学。初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继入青山实践女校。留日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演说练习会，1904年9月24日，在东京创办《白话》月刊，自任主编，并尖锐揭露晚清官场种种腐朽不堪的丑事。在第二期上发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种种事实，大声疾呼提倡男女平等。在第三期上，她发表了《警告我同胞》，针对中日两国军人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发出强烈感叹。鼓吹推翻清廷。该刊出6期后停刊。1905年1月回国，在绍兴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同年7月再次赴日，8月由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该会评议交响曲和浙江分会主盟人。同年底，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离日回国，从事反清联络活动。先是积极参与创设中国公学，用以安置反对《取缔规则》而回国的学生。1906年3月到浙江湖州南浔镇，执教浔溪女校，两个月后，因校董散布流言蜚语而辞职赴沪。
1907年1月14日，为了唤醒广大妇女，在沪创办《中国女报》月刊，亲自主持该刊总务及发行，并撰写《发刊词》、《告姊妹们》、《女权歌》（附以简谱）、译作《看护学教程》等文。后因集资困难，仅出两期即停刊。同年2月，曾续办上海另一妇女刊物《女子世界》一期，并为之撰文。
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中，开宗明义地揭示创设该刊之宗旨，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这个宏愿在当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在中国历史上，秋瑾是第一个明确成立“中国妇人协会”，亦即全国妇女协会的首倡者。
1907年2月，回绍兴联络会党，筹组起义，以大通师范学堂为联络会党的秘密机关。7月13日泄密被捕，7月15日凌晨就义于绍兴市中区轩亭口。著作有小说《精卫石》，其他作品被收入《秋瑾诗词》，《秋瑾集》。
近代中国，最早的妇女报刊是1898年7月24日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康有为的长女康南薇主编，主笔有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等20余人，石印旬刊一大张。1899年《苏报》馆主陈范的女儿陈撷芬又创办《女报》，1903年2月改名为《女学报》，这两种最早的妇女报刊，都是妇女发起、妇女创办与主编的。1904年1月17日《女子世界》在上海创刊，它是男子办给妇女看的杂志，妇女有参与撰稿的，但已不是办报人了。秋瑾第二次回国，就准备以办学、办报为掩护，进行革命的组织活动与武装起义。她曾与《中国女报》另一位编辑陈伯平秘密试制炸弹。因为《中国女报》带有掩护革命行动的性质，所以在鼓吹革命等主题上不如《苏报》、《国民日日报》那样激烈，只“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而以指引中国妇女前进的“一盏神灯”为己任。《中国女报》刊发秋瑾的诗作《感时》云：“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的诗句。所作自传体长篇弹词《精卫石》所描写的一批内地妇女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妇女解放，走出封建家庭，结伴赴日留学，参加革命团体的故事，在当时却曾传诵一时，起了为一代妇女树立榜样的作用。
（一）为解放妇女而呐喊
1907年1月秋瑾所作的《中国女报·发刊词》，反映了她对祖国、民族所处险境的无限忧虑，对妇女命运无限关切。“世间最凄惨最危险之二字曰黑暗，黑暗则无是非，无闻见，无一切人世间应有之思想行为等等。黑暗界凄惨之状态，盖有万千不可思议之危险。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真危险；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大黑暗。”“然则曷一念我中国之黑暗如何？我中国前途之危险如何？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如何？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恍然起，予乃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于是而有《中国女报》之设。”秋瑾创办《中国女报》的目的，是希望摆脱黑暗，使中国妇女走上光明之途。
（二）改造教育妇女
黑暗世界，妇女如何才能解放？秋瑾针对“人心薄弱，不克自立，扶得东来西又倒”的现状与历史教训。“苟不确定方针，则毫厘之差，谬以千里”。“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更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放一大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
（三）提倡演说，普及白话
秋瑾为了革命，还提倡演说。她第一次到日本，就与人创办“演说练习会”，又以演说练习会名义创办与发行《白话》月刊，该刊内容包括论说、教育、历史、实业、地理、时评十几个栏目，全用白话文。秋瑾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主要为了提倡演说。她认为绝不要以为有了报纸，就可以不要口头宣传了。她把演说作为革命斗争的一种武器，用以使无钱订报或没有文化的人能了解革命的道理，同情与参加革命斗争。她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在1904年9月24日创刊的《白话》月刊第一期发表《演说的好处》，大力宣传用演说“开化人的知识，感动人的心思”。因为看报的人当中“闲荡的人”不过是看些《笑林报》、《花月报》，看看戏园中谁在开演；商人看报只注意钱米各业的行情，那官场看报的更可笑，只看一种为他们帮腔的《申报》，别种报都不要看。至于那些“下等人”，“一万里头能有几个认得字呢？”办《白话》杂志，也是为了提供演说的资料，因此评时事、讲历史故事、登戏曲、推荐歌谣。为了通俗易记，把曾国藩谐称为“真国犯”，左总棠则谥之为“祖宗荡”，强调“凡是以兴起国民之精神及警惕败类之心目者，”，皆可演说。
四、于右任的传播思想
于右任是我国近代报刊活动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政论家、诗人和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