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要求速订报律的思想内容，约有四点：
（1）“令准民间开设报馆”。为了躲避清廷压迫，当时国人办的报刊，大都在外人租界出版，或以外人名义出版，民间办报仍属非法，限制了报业的发展。
（2）保护报刊言论自由，改变“进无法律之保护，退无社会之后盾，”的状况，“凡设日报者可不必挂洋牌，而忠于国家之论可益多”。
（3）中外报刊一视同仁，要“知照各国使节，无任何国人在我国界内办报，皆照报律办理”，不存在特殊化，中国报纸亦不必挂洋牌以自保。
（4）协调报馆间的关系。报馆多，多则彼此相角，“如有不协皆以报律从事”。
（三）革新报刊业务
1898年5月5日，汪康年创办《时务日报》，与《申报》、《新闻报》、《沪报》、《苏报》四家日报相竞争。当时上海报界均故步自封，不论期刊、日报，都采用书本式，油光纸单面印刷，而编排很简单，整版不分栏，发排文稿，只要按谕旨、论说、纪事等，从右到左，一篇篇排下去就可以了。汪康年锐意革新，首创“版面分栏，新闻分类”，用白报纸两面印刷，开我国报纸改革之先河。《时务日报章程弁言》宣称：“本馆纠集同人，创建兹举，一切体例章程，较他报为箭异”。章程规定：
（1）“论说之文，务取远大精确，篇章但求简赅，毋取冗长”，倡导短文。
（2）“所登新闻，均择聚要有证之事，凡郢燕市虎之词，概为严删”。强调新闻的真实性。
（3）“各地自设‘访友’，凡重要之事，均令即行电告，俾阅者先睹为快”，重视新闻的时效性。
（4）版面编排力求方便读者阅读，如文章分栏，句读加点，首开目录等。
（5）主张报纸倡导社会事业，如编译有用书籍，访求实业从才，倡导设立东文社、戒缠足会，女子学堂、蒙学公会、务农会，翻译西方地图，为社会公众代办事务。
汪康年1904年为入北京办报，初应朝考，得授内阁中书，于是在1907年在北京出版《京报》。他在1907年3月28日刊出的《京报发刊献言》中提出：“（北京）报章虽多，然于时事多未敢深论，论之或辄致殃咎，士之欲以言救人国，如是难也。”“今日时局之危，灾患之繁，举国皆用为忧念……处今日之时，合同志结团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犹惧晚也，惶恤其他？然则假发言论之权，以尽己之天职，抑亦无恶于天下欤？若夫以昭昭白日之心，发慷慨激昂之气，言之急，无邻于诡，言之平，无近于阿，通上下之意，平彼此之情，理所与者，必以言助之，虽不訾不馁；理所否者，必以言阻之，虽疆御不避。故将奉以始终，勿致失坠。”汪康年对报纸性质与功能的认识，已由传达政府声气，或拾遗补缺工具，进而认识到报纸可以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向政府做忠告。
二、英敛之其人与他的新闻传播思想
英敛之是天津《大公报》的创始人，他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但在新闻传播思想方面，一向以敢言著称，主张“扶正抑邪，兴利除弊”，对政府实行舆论监督。
英敛之（1867～1926年）原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晚号万松野人，满洲正红旗人，1867年11月23日出生于北京。幼年家贫，依靠自学且博览群书，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他生长在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晚清社会，从小养成愤世嫉俗、痛恨奸贪误国的信念，他矢志终身不做官。工书学，22岁笃信天主教。1895年后，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影响，开始撰文评论国事。1898年戊戌政变后，离京潜往外地，但仍长期坚持“百日维新的思想”。1899年8月26日，他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党祸余言》，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表示“感痛郁结，情不能已”。1901年4月回到天津，他的天主教友柴天宠等，“愿设报馆”，邀他主持其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诞生。英敛之任总理兼编撰工作达十年之久。重视言论工作，以大胆昌言著称。创刊后的第二天，就发表《大公报出版弁言》一文，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弊政，和1901年回銮以后所搞的那一套假变法的活动。
《大公报》创刊不久，它敢于顶撞地方大员，敢于指斥朝廷权贵，为自己赢得“敢言”的美名。担任直隶总督达7年之久的袁世凯先用强力禁邮禁阅，无效，后又派马车去接英敛之，软硬兼施，加以利诱，都被英敛之拒绝了。除“敢言”外，多登有益于国事民情、有裨于人心学术的文论，1909年6月，几乎每天要发一篇“论说”、两篇“闲评”。
1905年后报誉日隆，1906年7月1日，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大报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一个新闻团体“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服务，交换知识”的场所。1912年后，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从事教育、宗教、慈善事业。1916年9月，英敛之将天津《大公报》盘售给王郅隆。
1925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辅仁大学，为首任校长。1926年1月10日，病逝于北京。著作有《也是集》、《万松野人言善录》、《安蹇斋丛残稿》等，其中《也是集》是其历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政治论文集。
（一）“开我民智，化我陋俗”
为什么要创办《大公报》？办报的宗旨是什么？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刊号所写的《大公报序》回答道：“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以开我民智，化我陋俗，而入文明”。
英敛之还解释报名的含义，大公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大公报即“忘己”“无私”之报也。（1）“故本报断不敢存且是之心，刚愎自用”；（2）“总期有益于国是民情，有裨于人心学术”；（3）“亦不敢取流俗之悦，颠倒是非”；（4）“其他乖谬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猥邪琐屑之事，在所摈也”。
英敛之要求同仁，为了办好报纸，要严格自律，“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态，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与同人之志偿焉，鄙人之心慰已”。
（二）报纸的特点与作用
1904年1月6日，英敛之在《大公报》发表论说《说报》，从比较出发，陈述了报纸的7种个性与特色。
（1）报纸同于“史记百家”。史籍所载“皆前代之遗闻，已往之故事，且篇幅浩繁，文辞高古，非文人学士不能遍观”；“报纸则文酌古今之宜，赏为雅俗所共，浅深各随乎所见，耳目总觉常新”。
（2）报纸不同于“宫门辕门摘抄”和“京报”、“官报”，“只行于仕宦”，“不及于闾中”；报纸则“朝野而编摩，极体制之美善，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可不出户庭而识天下之事”。
（3）“古代靠进谏采风来沟通上下，反映清议”，“报纸首列论说，务使博闻，虽公局外人之闲谈，要在集思而广益，但使民间疾苦达诸长吏庭除”。
（4）“报纸则采录东西洋，甄记及南北极，无远弗届，有闻必传，讵忧一物不知”。
（5）报纸不同于“志怪之书”、“稗局小说”，“顾事或荒诞无稽，文或典深难读”。“报纸则明白易晓，真实不浮，事必简而能详，文亦质而不俚”。
（6）“报纸则大而国家政令之因革，远而人情风土之异同，中外交涉之要务，商买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惊愕可喜之事，凡是新人听闻者，无不具于尺幅”。
（7）报纸还“登载买卖之行情”，“记轮帆之进出”，“行号广登告白”，“电传紧要新闻”。
上述提到的特性有：事实新鲜，“新人听闻”而“真实不浮”；文字“明白易晓”，“简而能详”，“质而不俚”，雅俗共赏；内容广博，“采录东西详，甄记及南北极，无远弗届，有闻必传”；政治、经济、外交、风土人情“无不具于尺幅”；言论反映舆论，“集思而广益，但使民间疾苦达诸长吏庭除”；读者对象亦为各阶层公众，“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可不出户庭而识天下之事”，已是相当全面了。
（三）报纸的舆论监督与记者的社会责任
“西国誉报章为政府监督，中国詈主笔为期文败类”。他认为“夫报者，诚一国之代表者也。国民程度之高下，智识之开塞，风俗之美恶，要以报馆之多寡，销路之畅滞，记载议论之明通猥鄙，征之西国之所以监督之者，中国之所以败类之者，推求其故，莫不皆有致之之原因。”《大公报》设在天津法租界，与法国天主教会关系密切，且英敛之本人不愿做官，严复曾赠联赞扬：“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他办的《大公报》在当时以“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著称，这也反映英敛之对报纸舆论监督功能的重视。
《大公报出版弁言》宣称：“本报但循泰西报纸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在《说国家思想》论说中，英敛之亦把“国民之向导”、“政府之监督”列为报纸的两大责任。要监督政府，首先要监督报界。英敛之指责当时的报界弊端是：“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臧否人物，颠倒是非，毁誉不凭公论，訾议过于偏持。或颂扬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券。行同无赖，意乖祥言，其弊己不为小，甚或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文鸡之嫌，又或揣摩众情，臆造诡说，阃外己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则其弊为更大”。
为了报纸开展舆论监督，英敛之认为新闻工作者要有社会责任心，严格自律。1906年《大公报》等4家报馆发行人联名倡议成立了天津报界俱乐部，英敛之以第二次会议上对建立报界俱乐部的目的从社会责任的角度作了进一步论述：“国家之大患，莫患于不通，而所以通之者，端在报。但社会积弊，则讳莫如深，惟愿报纸歌颂功德，深恶报纸指摘弊病。吾辈为在大处着眼，不能畏忌权势，不能瞻徇私情，更不可逞其私愤。应如何力持公理，为国家谋治安，为人民谋幸福；应如何结一团体，扶正抑邪，兴利除弊，使社会隐受其益，此吾辈开宗明义第一章，所当筹计谋求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