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总体思考，我们提出中国史学现代性演进中的“四行程”与“三流派”的概念。中国近代史学的演化与中国近代文化的演化共呈同步行进的态势，表现对应关照的内蕴逻辑。文化具有三圈层构造。其外层为器物文化，其中层属制度文化，其内层则为哲学精神文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即是依器物——制度——哲学精神的路径层级逐次旋升。必须认识，中国文化进入建设过程之前，必有对旧文化即旧器物理念、旧制度思想与旧哲学精神清算、批判与解体。无“解体”，无法正常转入“建设”，而文化之“新体”，也无法诞生。总体说，批判与解体又集中于对儒家思想的解体与批判。儒家思想是中国旧文化的灵魂内核、哲学精神与本体所在。我们说解体，主要、必要、首着先刀，是对儒家“本体”的解散解析。旧体解散，旧“体”延致的一切旧“用”迎刃而解。文化建设乃由外到里，是谓“顺过程”，文化破坏（旧文化解体过程）由里至外，是谓“倒过程”。前者是由“皮毛”到“脏腑”，后者从“脏腑”至“皮毛”。
回顾中国近代以来史学现代化的过程，是吸收西学的过程，是将西学与中学融合再造的过程。中国史学走向现代，最初注目的是西方史地与西方器物，其后是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关心，再次是对西方历史哲学的醉心研究。与中国文化建设所遇到的问题一样，新史学的建设“开工”之前所遇到的首期工程，是与中国旧文化解体呼应的旧史学精神的解体、批判与破坏。这样的史学精神是什么？是儒家思想，是儒家史学观，或者说是“经学”。多少年来，经学统御史学，一部二十四史，除《史记》之外，概为经学之奴婢。有君臣论之统御，何有“民史”之诞生？有华夷观之统御，何有“开眼看世界”的可能？有奇技淫巧论之统御，何有对西方器物的关注？有“三代复古”论之统御，何有进化论的输入？有“资治”论之统御，何有科学史观、实证思想、历史主义的传播？有“心性论”与历史唯心主义之统御，何有历史唯物主义之普及？“庆父不死，鲁难不已”，旧儒家“史心”不灭，“新史学”断难出头。
今文经对古文经的批判，其学术权重的提高，透露出近代儒家史观衰落的最初信息。今文经的隆兴与兴替，标志经学内部的革命性变化。代替与超越了古文经的史学观点，今文经史学关心时局，主张变易，反对复古，经学从内部蜕变，传统儒家史观出现走向衰落的早期征候。此后，连带今文经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史学挣脱经学的束缚，“从边缘走向中心”，第一次尝试便显示了其应有的独立品格。
儒家史观的没落，最初属自行发生，并在史学自省的过程中体现。就是这样的原因，儒家史观的清除并不彻底。出现于20世纪初的“读经运动”与政治复辟相始终的儒家再起，说明对儒家史观的批判是一个艰巨反复的任务。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提出，以胡适为代表的批判主义史学凌厉攻势的发动及至唯物主义史观的出世，无不对儒家史学之“体”作轮番攻击与痛切批判。中国现代性新史学，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找到前进的通道。
尽管这样说，我们还是对19世纪经学蜕变的历史，给予高度的重视，将其视为中国史学现代化跨出的关键的第一步。也就是这个原因，对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再往前追溯到庄存与、刘逢禄等都应该给予历史的充分肯定。同样的原因，写一部史学现代化历史，我们应该将经学的蜕变，放在全篇之首，这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步。
史学一旦摆脱儒家的羁绊，就立即走上它本应该走的现代性演化的道路。而史学建设的下一步，是中国史家首次目光如炬，走向世界，开展世界史地与西方政体的研究。中国人由《海国图志》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现，开始摆脱井蛙心态，改变原有陈旧偏局的“天下观”，逐步看到了一个真实广袤的“天下”。对西方器物的介绍，对西方政体的探视，更在中国人的心中架设起通向世界的桥梁。
19、20世纪之交乃至20世纪最初30年，中国史学又踏上新的行程，西方历史哲学思想纷纷传入中国。这个历史现象的出现，表现中国史学现代性演化的新突破。从对西方史地、器物与政体研究进入对西方史学之“心”的探索与受容。欧洲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输入，是这场史学变局的重要事件。中国式的“历史主义”，以孔子与儒学史家为代表的主张“笔则笔，削则削”与“微言大义”的春秋史观，受到历史的检验与批判，代之而起的是黑格尔、克罗齐等人西方历史主义的流行，以巴克尔为代表的文明史学的兴起，而梁启超“新史学”的倡导，则使历史主义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雾海金针；中国式的“实证主义”——乾嘉史学精神，虽受到胡适等人褒扬，然其于时代的不适性毕竟日益暴露，反之兰克史学精神次第彰显，杜威存疑主义历史观也被实践与活用。马克思主义行世之前的20世纪中国史学，无论批判史学还是民族史学，无不将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奉为精神的源头与哲学的滥觞。这是中国近现代史学走过的第三步。在此之后，中国史学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驱动下，攀升到一个新平台。马克思主义史学终成中国史学的主流，是乃顺应史学规律的必然结果，其成就理当肯定与宣传。然而在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实功用被严重曲解，传统“经世”理念的消极面过度膨胀。影射史学及其他蒙上“革命”标记的非科学史潮涌现，致使一个原本先进的史学发生异变。直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自我反思，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本书第四章纵览中国近现代经世史学的演变过程，同时不吝笔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值改革之际，改造传统经世观，创造科学真理观，走出“史学的困境”，跨出现代发展关键的一步作了描述与议论。
当我们解说了中国史学行进的四个行程，接着就有必要探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三流派：批判史学、民族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三个流派在中国近现代史学漫长行程中逐步形成。批判史学，即文化批判主义史学。它从属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西学派与传统解体派。它审视传统、批判旧孔，解构旧史，创说新论，提出西方化与自由主义的史学观念。实证、存疑、科学是它的口号“方法”。胡适为这派史学的总掌门人，史料学派、“古史辨”分门立户，傅斯年、顾颉刚、钱玄同各为统领。
基于批判史学的局限性，出于对批判史学历史遗憾的补救，民族史学担当大纲，承担中华文化重构的责任。民族史学，全称民族主义史学，又称中学派或重构派史学。民族史学家是一群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们主张对传统历史与文化作批判的继承，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愿意为传统文化接续新生命。他们是薪火相传者，是文化接续主义者。他们力主中国文化有其合理内核，有其精神价值，可以更新再造。他们毕生为此努力，其本身乃至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与符号。“东方文化派”、“人生观派”、“本位文化派”、“新亚”学派、“新儒家”史学派是其主要支派，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钱穆、余英时、杜维明等是其主要代表。
马克思主义史学看到民族史学的内在缺陷——唯心主义，也看到批判史学的“科学主义”的不科学性。它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进程，寻找历史规律，既求事实之“真”，更重本质与规律之“真”，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为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辨证有机的结合。
回望来时的路，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演化已走过160多年的历程。瞻望未来的路，现代史学将向着先进文化的方向继续前行。
本书《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史学卷》属“九五”期间国家“211工程”项目的结题成果，由盛邦和、朱政惠、胡逢祥、邬国义、路新生、王东分章撰写。房鑫亮为本书写作提供了资料及宝贵的参考意见。博士生何爱国参与了《导言》的文稿整理。盛邦和担任全书的统筹通稿工作。本书从立题到出版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斯德、历史系主任余伟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唐燕能先生的悉心指导与热诚支持，在此谨表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