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刻的反省。范文澜对此作了自我检讨，说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他认为“本来‘借古说今’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但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而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了。”翦伯赞在1952年发表的《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说：在解放初期的历史研究中，人们为了结合现实政治，常常把过去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作一种轻率的历史类比，甚至不科学地把他们等同起来，好像不如此就是脱离现实，就失掉了历史科学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检讨自己说：“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指出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么，“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其他一些史家也相继作了自我反省。当时党中央机关刊物《学习》编辑部发表文章指出：这种“借古说今”的方法“实际上也是违反历史主义的”，现在我们当然不需要再采取这种方法。指出历史研究固然“应该和当前的某种政治任务相配合，然而我们不应该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实现这种政治任务”。这种做法，“既不能使人正确认识历史事件，而且会模糊群众对当前伟大的政治运动的认识。”在如何处理史学致用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文中虽说尚有“和当前的某种政治任务相配合”的说法，实际上否定和抛弃过去非历史主义的做法，可以视作是代表整个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新的认识。
毫无疑问，建国后对借古说今和历史类比的简单做法的反省和批判，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是对以往认识的超越。但这还只是就历史类比本身作了批判，在如何处理史学致用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学习》杂志文中尚存有“和当前的某种政治任务相配合”的说法，便表明了这种情况。应该说，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来可以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学科自身的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然而，回顾建国后三十年间的史学发展道路，在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从50年代后期“厚今薄古”、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直到“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其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50年代后期发动的“史学革命”是一明显的标向。1958年，陈伯达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此后在史学界和各高校历史系掀起了名为“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这次所谓的“史学革命”，在历史学的方向、任务、道路这些重大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偏向。在“厚今薄古”口号的鼓励下，这次运动要求一切历史科学，无论古今中外，都必须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口号逐渐被正式提出。在“左”倾思潮的干扰下，阶级斗争观点被简单化，历史学开始滋长严重的实用主义倾向。为现实政治服务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任务和终极目的，而史学的神圣使命就是去迁就和满足眼前的政治需要。而在实践中，又被狭隘地理解为史学应当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乃至为当前的政策服务。这种趋向一度完全支配和规范着史学界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厚今薄古”的实质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要厚今薄古，就必须反对“厚古薄今”、“唯史料论”、“繁琐考证”等所谓的“资产阶级史学”倾向。由于只是一味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在当时无产阶级政治就是继续搞阶级斗争。这样，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潮下，不仅一切历史科学都被要求必须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造成很大的偏差，而且把历史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以前者来否定后者，经过七批八批之后，把“史料”也批臭了，至于学术独立性的问题，更是无从谈起。
对“史学革命”所造成的极大的混乱状况，当时也有一些史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饶有意味的是，提出者正是以前在这方面有过教训的史家。翦伯赞指出：要严格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他们自己的历史条件之下。“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历史事件，必然具有不同的内容与性质，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些表面的类似就抹煞它们本质上的差异，而把古人古事拉扯到现在。”并强调说：“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不可能出现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不要影射，以古射今或以今射古。”吴晗也指出，当时的“历史学界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认为“只从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针出发，强迫历史服从今天的实际，是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指出不能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要实事求是，虽说“历史实际是不可能完全复原的，但我们的历史工作者要用最大的努力力求符合当时的实际”。邓拓论述学术与政治关系说：“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可以区别开来的。即使有些问题可能和某些政治观点相联系，也还是可以讨论的。”甚至提出“除了政治上的六条标准以外，要鉴别学术水平的高低，历史学界还可以有自己的标准”。这些论述，对抵制“左”的思潮，对当时一味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作了某种纠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支配力度，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观点的盛行，他们被诬陷为“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其呼声终被汹涌而来的“左”的思潮裹挟而去。
60年代，“左”的思潮愈演愈烈。1965年，在康生的支持下，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文中鼓吹说：“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又说：“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其所谓“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说法，是以历史学必须为当前政治需要服务的更加穿凿和简单化的说法。文中并极为不满地说：“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在他们看来，只有研究农民战争史，才算是“为革命”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他们强调历史研究要“为革命”、“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实际上是要根据某种政治需要，来改铸已往的历史，把历史学直接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由于“左”的思潮泛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时成为不可阻抑的趋势，其发展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1965年11月，姚文元秉承江青的旨意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这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峰。文中直接提出：“《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危言耸听地将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称《海瑞罢官》是利用历史，为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上台执政，为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复辟开路”。此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全面升级，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当时，《人民日报》还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称：“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号召夺取资产阶级长期以来霸占的史学阵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重新改写全部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正是从史学领域开始的，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极端趋向，终于酿出了其灾难性的恶果。有意思的是，不懂历史的林彪，此时也引古今中外的历史，摇头晃脑地大谈其所谓的“政变经”。其用意当然不在历史，而在政治，但由此也可见史学已成为其借助打鬼的“锺馗”。
到70年代，史学又变为江青等“四人帮”政治阴谋的工具。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借“批孔”为名，大批“宰相儒”，批“当代的大儒”，影射周恩来总理，江青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便一语道破了天机。而其所谓尊法，则是为了实行其法西斯统治。他们以儒法划线，臆造儒法斗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贯串两千多年的谬论，虚构出一套“儒法斗争”模式。说什么“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守旧和革新、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大肆鼓吹“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梁效（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罗思鼎（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作为“四人帮”一手培植的御用写作班子，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其重要特色就是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梁效的头目迟群说，研究历史“要从斗争需要出发，不要从有什么资料出发”；上海罗思鼎的头目也说：“写历史，编资料，就是为了实用”，没有材料可以“合理想象”，可以“七真三假”。他们强调紧密配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对历史资料任意肢解割裂，断章取义，甚至不惜歪曲、捏造事实，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其手法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梁效的《孔丘其人》和《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更是典型。《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为“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在《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中，更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了“端起胳膊”四个字，极其露骨地对周恩来进行影射和人身攻击。还指桑骂槐地说什么“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据统计，在梁效炮制的200多篇文章中，属于影射史学的约占三分之一，罗思鼎炮制的所谓“历史”文章更多达一百五六十篇。他们批孔子，批吕不韦，批霍光，把秦始皇标榜成什么“伟大的法家代表”，别有用心地吹吕后，捧武则天，施行种种鬼域伎俩，按照反革命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肆意摧残文化，糟蹋学术，由此史学完全成为其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政治工具。
综上所述，在所谓“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年代，其偏向越来越严重，直至最后，历史学俨然成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篡党夺权的工具。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影射史学更是肆虐一时，学术遂成为政治的奴仆。其所带来的恶果，不仅严重损害了现实政治，而且极大地毁坏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使历史学的声誉一败涂地。这种公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对历史的实用主义观点，虽说早已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破产，但其留下的教训则是极其惨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