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以往的史学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它把历史研究与革命事业密切地结合起来，使其具有直接的政治实践功能，由此决定了他们的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现实气息。它既继承了经世致用的传统精神，又注入了改革社会，创造新社会的理想，从而把中国史学传统的经世致用推进到了现代意义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致用性与求真是相一致的。真实无疑是历史研究的前提，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求真有着自己的阐释。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便对“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作了新解。他指出“批判”与“整理国故”的区别：整理的终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批判的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批判的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指出整理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而不能为其所限。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求真的一种新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具有充分的致用自觉，而缺乏必要的求真自觉。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并不否认历史的“求真”，但它所追求的真，并不仅仅是现象之域之真，而更重视探求历史发展的本质之真，更重视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在他们看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便是历史发展的本质之真，并表现为“主义”之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和其他革命者一样，他们抱着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在历史领域追求着主义之真，并坚信主义之真也就是历史之真。正因如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都表现出了一种倾向，即几乎无一例外地去全力论证中国历史遵循着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而较少论及中国历史自己发展的特点。即使是从事学术性很强的如甲骨文、金文等的考释工作，其治史旨趣也与前人不同。如郭沫若指出：同样是研究甲骨、卜辞，“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此后他编撰《甲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古文字学著作，也称：“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根源，并非拘泥于文字史地之学。”其考释甲骨、金文，均旨在据以“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研究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以探求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探求历史本质之真，在理论倾向上具有宏观把握的特点，同时又十分重视方法论的问题。郭沫若称其研究方法是以唯物史观为“向导”，认为：“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轻谈。”吕振羽也指出：“史的唯物论，不啻是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是唯一正确的历史学方法论。”他们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认为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必须“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及早疗治”，要求从相互的联系上去把握，作辩证的考察，“否则，材料的堆积，反足以混淆历史的事实而隐蔽其真象”。郭沫若便指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界支配了几年，但“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吕振羽也批评陶希圣“对中国历史的真际性不曾把握”，并指斥观念论、机械论、实验主义者，“像这样的历史研究，能给予历史的真象以何种说明么？”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重视理论、方法的倾向，从学术发展的逻辑来说，无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当时的史学界状况来说，在抗战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史料学派与实证主义史学，他们主张求真，而缺乏理论思辨。就学术发展的需要来说，当时史学界忽视理论把握，否认历史有规律性可寻的史学观点，无疑是影响我国历史学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一种障碍。在当时一般史家只是一味强调求真，在实践中又表现为搜罗史料、考辨史实，而很少注意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理论分析的重要性，追求历史的本质之真，显然是对前者的一种纠偏，对于现代史学导向具有路标转换的作用。而且在史学实践中，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优势。这不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史学界的发展趋向，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探讨历史发展的本质之真，但这并不是说，它就放弃或排除了对一般求真的要求。一般来说，他们也比较重视史料的真实性，认为史料的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历史的真相”。李达在为吕著所作的《序》中说：在中国史研究的课题中，“有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历史方法论的问题，第二是史料的缺乏及其真伪考辩的问题”。指出“史料的真伪的鉴别如有错误，结果必会颠倒历史的真相”。吕振羽认为：“史料的缺乏，最足限制我们对一个时代难于达到正确的理解。”“若是我们不注意历史材料的真伪，无条件的去应用，则依此所作出的结论，仍不过是观念着的结论。”郭沫若指出，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有关中国的社会史料，大抵为历来御用学者所湮没、改造和曲解，因此在据以为研究材料之前，“材料的可据性的研究当然是先决问题”。在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上，他们尤为重视考古资料。强调研究古代社会史，首先“要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郭沫若认为，古代的遗物、甲骨、铭文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史料，“可以短刀直入地便看定一个社会的真实相，而且还可以判明以前的旧史料一多半都是虚伪”。因此肯定王国维、罗振玉的功劳，即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他指出在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其为后人之所粉饰或伪托者，胥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强调“真实的要阐明中国的古代社会还须要大规模的做地下的挖掘，就是要仰仗‘锄头考古学’的力量，才能得到最后的究竟。”吕振羽同样认为，“只有用作发掘的锄头才不说假话”，指出殷墟遗物是“殷代铁一般的史料”，《史记·殷本纪》中“已由甲骨文字中得到确证者，我们便无法抹煞其真际性”。主张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应以考古材料为主，而以神话传说为副材料，对古书中的材料，则“必须要经过一次开挖的手续，才能正确引用”。针对古史辨派疑古过分，否定一切古史、古书，乃至一并否认古籍所载神话传说中的古史成分，他认为这种做法并不足取。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虽说不敢完全确定，“但它们能代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真际意义，是我们敢于确定的。”古书中传说式的记载中，有“合于历史的真际事实”，从谰言连篇的废话中，“抽出真际可靠的部分来”，“这是历史研究上的一个必要工作”。只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不惟掺杂在真史中的伪的成份能够分别出去，即伪史中的真的成份，也不难分别出来，供正确的引用。”他利用神话传说和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史前社会，对中国古籍所载神话传说作了比较科学的阐述。
在致用与求真的相互关系上，比较而言，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偏重于致用性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他们抱着革命的热情与目的来参与历史研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为了学科自身建设的需要，而是为致用，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坚信主义之真亦即历史之真。这种偏重于革命性的史学致用观，及强调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在致用与求真、求真本身的向度上无疑造成了畸重畸轻的偏向。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似乎已经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真理，史家的任务只在于提供相应的历史依据，故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着只重视论证五种社会形态和规律，而轻忽对材料真伪及具体史实的考订，缺乏对于中国社会自身特点作具体的说明。在具体的论证和结论中，也不无牵强和生吞活剥之弊，带有严重的公式主义和教条倾向。如后来郭沫若自己所说，“感情容易跑到理智的前头”，并坦言其著作“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这种倾向势必导致对史学求真认识的不足与深入，影响到有关研究与结论的科学性。
从现实出发并服务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致用性的宗旨。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致用性进一步得到弘扬。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为配合全民族的抗战，其研究宗旨由为革命而转向为抗战救亡服务。吕振羽指出：“加强抗战建国的指导原则和实践动力，这是现实课予我们的任务。”翦伯赞在抗战初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在前言中说：在民族抗战这样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目的是“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批判“隐藏在民族统一阵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的倾向”。基于此种认识，他们把为抗战救亡、为现实斗争服务，看作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纵观此期的史学活动，从对秋泽修二法西斯侵略史观的批判，到驳斥“战国策派”宣扬的“战国重演论”，无不体现了这种倾向。
抗战时期危害最大的是法西斯史学观点。当时日本的一些御用学者，著书立说，歪曲中国历史，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其中秋泽修二的《支那社会构成》影响尤劣，书中散布所谓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亚细亚的停滞性”，是中国社会自身不可克服的痼症，并称此次中日事变“皇军的武力”将“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圣战”制造理论与历史依据。这是抗战时期在中国社会史领域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因此对其批判，“不仅是历史科学的研究任务，而且是目前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一个紧要的政治任务。”出于斗争的需要，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吕振羽、李达、翦伯赞、华岗和吴泽等，都撰文对秋泽修二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一时期，吕振羽发表了《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批判》，李达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华岗发表了《评侵略主义的中国历史观》，吴泽发表了《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么》等文，揭露了其歪曲、伪造中国历史，以为侵略和灭亡中国的险恶用心，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侵略史观”。这场批判，是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的一次有力反击，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对国内“战国策派”宣扬的所谓“战国时代重演论”的批判，也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致用性的这一特点。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致用性，规定着其史学研究的目的和旨趣。对此，翦伯赞曾概括说：“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他认为，史学是人民革命的战斗指南，也是革命阶级从事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过去的历史不只是说明过去，而在实际上，是可以充作现在正在被抑压的人类冲锋陷阵的战斗的指南。”在他看来，一切历史家描写及批判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把历史作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把历史当作斗争指南与工具的认识，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普遍认识。后来吴玉章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中也指出：“历史科学是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而斗争的有力工具。”这种对于史学的界定，既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强烈的致用性和战斗性，同时也使它具有某种“工具论”的色彩。
这种史学致用观，在其具体表现上，又显示出古为今用的特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任务。如为纪念明亡三百周年，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史论文章，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解放区都引起了震撼。郭著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感于现实，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延安的《解放日报》曾全文予以转载，并加编者按称赞它“充满了爱国爱民的热情”。中国共产党把它作为整风的必读文件，用农民起义军的教训来告诫我们的党员干部。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从延安亲自写信给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称其史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又如何干之曾设想写《中国民族战争史》，毛泽东在1939年致何干之的信中说：“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这些说明，从党的最高领袖到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思想认识上，都是打通古今，将历史研究与现实之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古为今用的致用特点，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并成为它的一个重要传统。
如果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致用性在继续加强，那么，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求真的认识也有所转变。在40年代初，学术界兴起“学术中国化”的讨论；此后的延安整风运动则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者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形式主义与教条倾向的反拨，后者是对党内教条主义的纠正。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有一完整的阐释，这一思想路线要求“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不是只会片面地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而是要“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来说，如何真正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揭示其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对前一时期的史学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对史学的致用与求真作了新的审视。在坚持史学革命性的同时，突出了科学性的要求。由此，致用与求真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那里，实现了一种命题的转换，即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