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遍的危机感中，一部分中国人开始面对西方寻找出路。以林则徐、魏源为杰出代表的进步人士，在同外部世界接触的过程中最先觉醒。他们敏锐地觉察到时局的重大变化，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生存所面临的严重威胁。林则徐编纂《四洲志》，组织翻译西书西报，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虽说这一说法大有商量余地，但确实目光如炬，影响很大。魏源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受林则徐的嘱托，发愤编纂《海国图志》。他批评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夜郎自大和顽固守旧，对清朝衰弱和外国强盛的原因作了较多的探索。强烈的经世意识，是其书的鲜明特色。魏源在叙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而为了“制夷”，首先应该“洞悉夷情”，了解外国情况，书中还特设《筹海篇》二卷、《筹海总论》四卷，提出了强国御侮之策。它最先为五十卷本，后来增补为六十、一百卷，是当时中国人编撰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巨著，成为当时了解和学习外国的一部“百科全书”。与此差不多同时，徐继畬著《瀛环志略》，如他自己所说：“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虽其成书较晚，但却向国人介绍了更为确切的域外世界知识，并较客观地叙述了英、法、美等国的民主政治，比林则徐、魏源更深入地探究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动因。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有关世界史地的论著。如梁廷枏先后写成《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后合刊为《海国四说》，以及汪文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等。由此，研习西学成为一种时尚，世界史地研究一时蔚然成风，各类有关著作纷纷出现，其研究也不断深入。这一史学发展趋势，反映出近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时代转换的脉搏跳动，努力汲取域外新知的新动向，显示出其为民族的觉醒，为追求真知而所作的不懈的努力，并由此形成了近代以来外国史地研究紧密结合现实的反侵略传统。虽说其研究尚在初始阶段，各人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但其总的趋势，则典型地折射出中国人在艰难曲折中走向世界、迈向近代化的行程。
在这一时期，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形成一种新的风气。西北边疆外患日亟，不断吸引着学者的视线，出现了边疆史地考证热的现象。鸦片战争前，研究较早的有祁韵士和徐松。此后龚自珍鉴于嘉道年间的边患，继顾炎武、顾祖禹等“经世致用”的舆地之学后，即从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致力于边疆史，特别是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并注意到清初沙俄侵略东北的历史。为巩固西北边陲，他撰写了《西北置行省议》，主张在新疆设省，建议从内地移民，充实边疆，以御外侮。魏源在《圣武记》中，对新疆和俄罗斯也著有专篇，后来又著有《元史新编》。他们的学术主张与经世实践，开启了近代史学中研究西北地理、蒙古史的专门领域，并初步形成了研治西北史地的学者群体。张穆著《蒙古游牧记》，探讨蒙古界域的古今变迁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其着眼点在“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书中详载山川城堡、屯兵之处，意在志其形势，巩固边防。故祁寯藻评论说：“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穆之作“独能兼之”。称此书一出，“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何秋涛著《朔方备乘》，正值沙俄加紧侵华之际，目的也是“究经世之务，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因而采官私载籍，成此专著。书中研究了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历载北部边疆用兵得失之故，认为威胁最大的是沙俄，强调“边防之事有备无患”。姚莹著《康猷纪行》，对西藏地区作了较多的考察，注意到英国在吞并印度之后，对西藏的觊觎及英、俄两国在中亚西亚的争斗情况。他称自己是“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爱国之情与经世之意溢于言表。由上述趋向来看，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无论是其内容、方法，还是聚焦的中心点及其走向，都有很大的改观。这些改观，对于中国近代学术思潮的演进、史学的发展进程，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纵观这一时期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内容，具有一些共通而又同中有异的特点。在治学精神和学风上，他们倡导经世致用，积极发扬儒家入世的价值取向，关怀国事民瘼，努力把儒术与治国结合起来，积极参预社会政治生活；而作为“经世”纲领的学术，也要合乎实用，强调学以致用，并以此作为评判尺度和标准。他们以务实致用相标榜，提倡研究社会政治的现实问题。龚自珍自称“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最先把眼光注向现实问题的探讨，表示自己要做衰乱世的史学家，并自比太史公，谓“后之人必有如京师以观吾书者焉，则太史公之志也”。魏源曾说，龚自珍的学问“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其主干和核心是当世政治，其实魏源本人何尝不是如此。他在史学研究上强调要学以致用，对清朝的掌故尤其留心，曾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专门甄录清代有关经世致治的重要文字，以供时人参考，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重要资料。为了研究道光前后的国家大政，又上溯其源，究心于清朝历史的研究，作《圣武记》十四卷。鸦片战争的失败，激发了许多学者来记述这次战争的经过，以唤醒人们抵抗外国侵略的意识，以及西北史地的研究等，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经世派史家普遍重视究心时务，注意经济民生，强调济时适用，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参与社会，承担起反映现实的任务，代表了当时一批史家的普遍认识，并反映出近代史学更加凸出求实求用特性的发展大势和趋向。
从思想层面上说，原先被冷落、未得重视的今文经学的公羊学，因其具有变易、相对开放的特点，成为颇有吸引力的选择之一。古代史籍中的变易观点，成了他们要求“更法”革新的理论依据。这在龚、魏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如龚自珍推崇公羊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他从历史的变化中，看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龚、魏还用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来解释历史变化的进程。他们从公羊今文学中搬出了“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主要目的是用以讥切时弊，揭露社会危机，力图从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找解救危机的方案，成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依据和改革的武器。正如邓实《国学今论》所说：“道咸之世，外侮踵至，朝廷方殷外务，无暇致密其文罔，诸儒复得侈言经世，以西汉今文经学颇切世用，易于附会，而公羊家言三世改制之说，尤与变法吻合，故外托今文以自尊”。当然，对此不能一概而论。研治西北史地之学的徐松、沈垚、张穆、何秋涛等一批学者，便不如此。从其学术思想来说，他们并不主张今文经学，而是力图恢复清初顾炎武以考据学经世的优良传统。虽说从思想史角度而言，辟新不足，似无多大建树，但提倡传统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批判乾嘉学术的流弊，推陈出新，依然有其生机与张力。他们把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以事实揭示其涵义，比较笃实，亦自有其特色和优势。历史是丰富复杂的，事实上，此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是由多种层次的社会成员、学术流派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建构而成，并非是一二学者或某一学术引领开新就一蹴而就的。以往过多地强调经世史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颇失之片面。龚、魏等提倡今文经学的公羊学说，既有其标新主变的一面，也有流于穿凿附会、神秘性的一面。其借“微言大义”附会经说，既耸动人心，亦有为指陈时政张目，曲解学术之弊，并开以后康有为之先河。不看到其间的复杂性，就难免有简单化的倾向。
在方法论层面与表现形式上，与乾嘉学者只是考史而不敢论史迥然不同，他们借史论政，谈改制，论更法，讲经世，史论重新得到了重视。乾嘉学术，多训诂名物，考据典章，如王鸣盛所说：“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主张“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便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的治史风气。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考史大作，层出不穷，而史论家却几乎绝迹。这一时期随着学术风气的变化，一些学者开始以史论的形式，或则评论史事，或则臧否人物，引古论今，以此切入时政，阐发己见。龚、魏不用说，以沈垚为例，他虽以精于史地考证闻名，但并不以此自限，在与友人信中吐露心曲说：“意之所期，实不愿以考证见”，表示“所欲言者，拟为史论以发之”。并作《史论·风俗篇》、《史论·立名篇》等，以论古今治乱之故。其他如张穆、李兆洛、周济等学者都是如此。或者纵笔放论，或者考论并举，即使是在一些考证性的史著中，包括像西北史地这样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也因其关注时事，多有议论、建议，对一些边政问题提出看法和设想。这些均显示了与乾嘉学者不同的旨趣。虽说这一时期的史论高下不等，有些未免流于空疏之讥，但较乾嘉光有考据而无思辨，琐屑而无系统，则展现了一种崭新发皇的气象。
龚自珍曾写下“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诗句，魏源称自己的工作是“创榛辟莽，前驱先路”，虽说不无自负，但确是事实。梁启超说：龚、魏好言经世之术，龚自珍利用公羊学说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魏源所作《海国图志》，鼓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晚清新思想的潮流，究其来源，可以一直追溯龚、魏那里。从史学经世思潮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这一时期以龚、魏为代表的学者，确实起了开风气、启来者的作用。在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痛感时局之非，纷纷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他们在从事史学研究时，能关注现实时事，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暴露封建社会末期的黑暗和腐败，企图以学术经世，挽救社会危机，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的初步觉醒，在学术思想界起了震聋发聩的影响。在中国史学史上，后来的洋务运动时期的史学也是承此而来，可视为这一思潮的延续。
诚然，这一经世史学思潮也有其局限性，如龚自珍所称的“药方只贩古医丹”，他们并没有跳出封建思想的樊篱，其思想本质仍属封建阶级的范畴，对未来的走向也尚处于朦胧模糊的阶段。以公羊今文学“微言大义”来借史论政，于学术也不无曲解损伤，有其负面影响。如王国维所说：“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但是从总体上说，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剧的情况下，他们高倡“史以经世”及其具体的史学实践，已表现出有异于正统史学的若干特质和新的时代气息。在他们的倡导下，传统的“经世致用”的观念被发展弘扬，思想的变易，新领域的开拓，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观念的变异和局部的转化，无疑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由此成为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重新建构的起点。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统治者一向以“天朝”自居，盲目地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视外国为“四裔”，其对域外新知的追求和介绍，改变了原先的闭目塞听和孤陋寡闻，冲击着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论，使中华民族逐渐从“世界中心”的自大之中惊醒，而以西方世界作为参照系。故其对输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又起了铺垫与沟通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成为中西文化融会的基点。随着历史的推延，以后的洋务派与维新派渐渐认识到在“环球通达”的时代，需要联系世界历史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而其流程正是从此开始的。
新史学思潮与经世致用
近代第二次经世致用史学思潮，主要展开在戊戌变法前后至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事变。甲午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割台湾，赔巨款的屈辱；继之以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此后义和团的排外，八国联军的进京，乃至《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豆剖瓜分的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对“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形势，康有为形容当时的中国已成圈牢中随时可以宰割的猪羊，“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是四千年中“未有之奇变”。孙中山也指出：“蚕占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割，实堪虑于目前。”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时代的主题。正是在这种深刻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救亡高潮，先后登台的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并相继发动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与此相适应，在史界形成了一股富有生气的新史学思潮。此次思潮的涌动，继前波而起，但无论在规模、内容上，或就其广度或深度而论，都远较前者影响深巨，形成了惊涛拍岸的大潮。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倡导新史学的第一人，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革命派或进步学者也相继提出“史界革命”和“史学革新”的说法，由此中国近代史学发生了激变，关于史学经世功能的认识也产生了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