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人生境界的基本尺度是觉解。分析地看，“解”指了解，是借助概念而展开的理性活动，“觉”指自觉，是一种清晰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主要不是指逻辑思维活动。合起来说，觉解实际上指一种理性自觉。一个有头脑的人在做某件事的时候，他总是既对这件事有所了解，又对他所进行的活动有所自觉，既把握了对象，又有自我意识。
根据觉解的不同程度，可以区分出不同层级的人生境界。随着觉解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也展开为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境界的提升和理性自觉的增强具有一致性。可见，在冯友兰那里，拥有天地境界的理想人格是完全理性化、高度自觉化的圣人。“无论就理性底哪一义说，人都是理性底，而不完全是理性底。但完全地是理性底却是人的最高底标准，所以人必自觉地，努力地，向此方面做。”②换言之，理性品格构成理想人格的内在成分。他所说的理性包括“道德底理性”与“理智底理性”两类。社会组织、道德规范出于前者，科学技术出于后者。“在道德方面，及理智方面均完全底人，即是圣人。”③圣人人格具有的理性品格是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的统一。
①SelectedPhilosophicalWritingsofFungYulan，ForeignLanguagesPress，Beijing，1991，P.564.
②冯友兰：《贞元六书》（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92页。
③同上，第394页。
冯友兰的这一界说背后表现出两种致思偏向。
第一，存在以理性自觉遮蔽意志、情感的偏向。
当然，冯友兰并没有完全忽视人格的意志和情感之维。次于天地境界中的圣人、处于道德境界的人格是贤人。贤人实施尽伦尽职的道德行为时，一方面要出于行为者的“无所为底选择”，即意志自由；另一方面，他又不是毫无感觉和情感的。这表明他对道德行为的意志和情感品格是有所关注的。在天地境界中，这些品格进一步得到弱化。如果在道德境界中贤人的行为还要出于意志自由选择和主观努力，那么，在天地境界中圣人的行为并不出于有意选择和努力，可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果在道德境界中贤人有着与人痛痒相关的情感，那么，在天地境界中圣人把对人的情感已经提升至对于宇宙万物的情感。不管是在道德境界中，还是在天地境界中，意志和情感品格都以觉解为基础，理性自觉统率意志和情感之维。在冯友兰看来，“人的心有感情欲望等，此是人之同于或近于禽兽者。......我们以有知觉灵明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①把情感和欲望看作是动物属性，把理性自觉看作是人超越于动物的特性，表明他对情意品格的抑制态度。这种看法与程朱理学的“性其情”说有着较为切近的关联。②相形之下，张若励、熊十力对意志自由作了较多的考察，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形成现代新儒家在人格构成学说上的互补局面。
第二，存在以实践理性（或伦理理性）遮蔽科学理性的偏向。
尽管冯友兰对理智理性予以一定程度的认可，对科学技术知识多少有所关注，并视之为人格追求的内容，“在天地境界或道德境界中底人，除求关于道德底事的理的知识外，亦更须求别方面底知识”，③例如科学技术。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冯友兰所说的理性自觉主要指实践理性。他把追求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活动最终纳入实践理性活动范围。“人若为尽伦尽职而讲求知识技术，其讲求亦是道德行为，其人的境界亦是道德境界。人若为事天赞化而讲求知识技术，其讲求亦有超道德底意义，其人的境界，亦是天地境界。”④这里明显表现出以实践理性贬抑科学理性的趋向，这是对传统儒家道德理性主义的继承。孔子讲“智”的主要含义是“知人”，把握社会人伦关系，了解人之为人的道理，“智”是从属于“仁”的，理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在宋明理学家那里，这一重实践理性的取向以“德性之知”拒斥“闻见之知”的形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强化，他们把“德性之知”看作是理想人格的本质内容。冯友兰以实践理性界定人格的理论无疑是对儒家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而与胡适等科学派强调人格构成中的科学理性品格形成不同的理路。
①冯友兰：《贞元六书》（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551页。
②参见杨国荣：《从严复到金岳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110页。
③冯友兰：《贞元六书》（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665页。
④同上，第666页。
综上所述，冯友兰用觉解来诠释理想人格的内在成分，说明他对理想人格内在品格的构成学说呈现出理性主义的倾向，高扬实践理性成为以境界说人格的一个基本特征。
四、小结
上面从历史的角度对近现代哲学家关于现代平民化人格构成成分的探索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在此稍作总结。
第一，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人格构成学说，他们都对人格构成中的意志之维予以相当的确认。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学理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形成了一个唯意志论的传统，这一近现代传统在理想人格构成学说上有具体的体现。中国近现代哲学家在设计理想人格时，非常突出意志的力量。当然，这是有历史背景作依据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在力命之辨上，宿命论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形成一个强大的宿命论传统，唯意志论的倾向在少数人身上出现过，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传统。到了近现代，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越演越烈，一边是反对封建帝制和儒家传统文化，呼唤思想的自由，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和科学文化体系，一边是抵御外来入侵势力，要求民族的解放，实现大同理想，要完成这些紧迫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发挥主观意志的力量，强调理想人格中意志成分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统儒家的圣人人格带有理性专制主义的印记，近现代哲学家对圣人人格理想的批判，自然导向对意志品格（包括情感）的注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意志（和情感）来批判、淘洗传统理想人格构成中的理性品格；另一方面，意志自由（和情感自然）也构成新型理想人格的重要品格。
近代许多哲学家如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都重视理想人格构成中的意志之维，带有不同程度的唯意志论色彩。“五四”运动以后，对意志品格的重视成为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当然，其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现代新儒家如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比较偏重意志的自由品格，有唯意志论倾向。相比之下，科学派对意志的自由品格有所弱化，而鲁迅等哲学家对人格构成中的意志的坚定品格与自由品格予以双重确认。
第二，人是知情意的统一体，近现代哲学家对理性专制主义的批判，也导致对情感品格的偏重。近现代哲学家在关注理想人格的自由意志之维时，也很重视情感之维。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达被视作平民化人格的内在要素之一。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都肯定情欲的合理性。“五四”运动以后，胡适、梁漱溟和李大钊等哲学家大都承继这一思路。
第三，近现代哲学家对传统儒家圣人人格中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解构，并不意味着对理性的消解。在理想人格的现代化过程中，大多数近现代哲学家都强调理性之维，似乎与传统儒家无异，但实际上他们对理性内涵的界定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传统儒家从先秦开始就对理性品格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如孔子讲仁知统一，把“仁”与“智”看作理想人格的两重品格，其中“仁”体现人道原则，“智”体现理性原则。从孟子“性善说”到程朱理学，儒家正统派形成理性主义的传统。儒家理解的理性具有伦理意味，是一种伦理理性。这在孔子的仁智统一学说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仁不离智，“未知，焉得仁？”①理性自觉是成圣的必要条件，缺乏理性品格，人格就不完整，主体也将受制于情感或意志。儒家在突出理性原则时，又将理性纳入仁道原则，将理性的作用局限于道德实践之域。孔子把“智”界定为“知人”，即对社会人伦关系的认识，智从属于仁。孟子也说“智”主要是把握仁义等道德规范，“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②可见，理性在先秦儒家那里便取得了伦理化的形式。在历史长河的衍化过程中，儒家的伦理（价值）理性原则一再得到强化。
①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96，第49页。
②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95，第183页。
在将理性作伦理化理解时，往往蕴涵着对理性理解的狭隘化。伦理理性的强化意味着对技术理性或知识理性的抑制。这在宋明理学家那里表现得较为明显。理学家用“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一对范畴来表识伦理理性与知识理性。“德性之知”属于道德层面，指分辨善恶、成就德性的道德评价。“闻见之知”属于经验层面，指在见闻基础上的事实认知。“闻见之知”积累的多寡，对于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完善毫无帮助，“德性之知，不假见闻”。相反，“德性之知”构成理想人格的本质内容。理学家以“德性之知”拒斥“闻见之知”、以道德评价拒斥事实认知的做法，从一个侧面反映正统派儒家重伦理理性轻知识理性的传统，这恰恰暴露出儒家理想人格学说的局限，忽视了人格发展的多重方面，使知识理性在人格构成要素中的地位难以确认。步入现代，在现代理想人格学说的对照下，这一局限越来越明显。
按韦伯的观点，现代化是一个理性化（合理化）的过程。从字面上看，儒家的理性主义与现代的理性化要求有相一致的地方，冲突并不明显。但是实质上，两者对理性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
逻辑地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化既展开于工具与目的（价值）之间，表现为工具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的统一，又展开于知识与道德之间，表现为知识理性与伦理理性的统一。传统儒家对伦理理性的偏重使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化要求难以落实，因为工具理性与知识理性在正统派儒学的视野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现代哲学家在对现代理想人格的设计上，从一开始就引进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品格，并把矛头对准了传统儒家的伦理理性原则，像梁启超的“新民说”。“五四”以后，胡适、冯友兰、李大钊等哲学家对理性在理想人格建构中地位的确认，表明近代以来理性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传统的价值理性不再局限于道德之域，不仅仅表现为伦理理性（或实践理性），还有更为广泛的现代内涵。
总的来看，大多近现代哲学家认同现代平民化人格的构成是知情意的内在统一，这是近现代哲学家在此问题上得出的合理共识。科学理性的提升与伦理理性的重新审视、意志与情感的认可，表明现代的平民化人格建构呈现出比较健全、合理的趋向。然而，在不同的哲学家或哲学流派那里，对知情意各个成分的认识会有所不同，像胡适比较重视理想人格构成中的科学理性之维，冯友兰重视实践理性，张君劢、熊十力相对重视意志之维，而李大钊等人对理性、意志和情感品格都予以一定的关注。正是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从不同角度的诠释下，建构现代平民化理想人格才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