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平民”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在“五四”时期有人称“平民”为“国民”、在战争年代称之为“群众”、在当代称之为“大众”。这些称谓都与国家、时代、民族这些宏大主题联系着，被赋予历史叙事的特征，但多少遮蔽了一个重要思想：平民首先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是过着普通生活的个人，即是说，平民化人格中有一个个人的维度。在现当代社会，这个维度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演化为平民对英雄化人格的期盼。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给中国人的一个启示是，人可以取代神或天而成为意义的创制者。现代人把自己看作是创造者，以取代上帝的地位。个人几乎成为了上帝或圣人的代名词，个人可以成为世俗化的上帝即英雄，也就是说，平民即英雄。这是说英雄化人格思想有其宗教思想史上的来源。因此，个人人格的背后包含着平民化人格与英雄化人格的双重追求。
上面所讲的英雄是世俗化的英雄，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英雄化人格。他可能并不为众人所知，并不是大众的明星，并不被公众所赞扬。他只是坚定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努力实现着独立自我的可能性理想，完善着自己的精神生活，丰富着自己的“自性”。他也追求成功，但不是世俗的成功，不是以权力、地位的显赫来衡量的成功。他追求真正的成功。这种成功要求：“对发展了的生活条件的支配要成为服务于真正的个体自我的手段，要有利于那通过所有使人真正成为人的事物才实现的生活发展。”①这种英雄是精神上的英雄，人格上的英雄，也是平民化的英雄。这种英雄化的人格是真正自由的人格，也是平民化的人格。总的来说，不论个人的人格是平民化的还是英雄化的，不论“谁之人格”如何定位，关键是要保持自己的“自性”，保持自己的人格认同。
①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161页。
第二，“何种人格”的实质性层面：自由人格与个性化人格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代平民化自由人格建设的一个实质性维度是自由人格。自由人格一定是个性化的，两者不可分割。每个人都有其特殊性，他有属于自己的特殊爱好、兴趣与才能。正是这些特殊性，造就人的个性。在原初的意义上，自由就是要展现这些特殊性，展现个性。被压抑的个性不是自由的个性，而是无个性；被普遍化了的个性也不是自由的个性，而是类性，因此，自由人格一定要顺着个性或特殊性发展才有可能。正如约翰·密尔所言：人性“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①只有这样，人格才会是自由的。主体的自由人格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主体的特殊性要求。即是说，一个特殊的主体，才有可能拥有自由人格。平民化自由人格本身内在要求着个性化的人格。
①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63页。
在当代社会中，存在着个性化的自由人格与奴役性人格之间的尖锐矛盾。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是现代人不断获得自由，加在人身上的各种束缚不断被除去。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Fromm）指出，当代人尽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他并未获得确定的安全感，以至于为了寻求安全而甘愿逃避自由。当代社会的发展也的确提供了这样的逃避机制，使个人又可以回到被奴役的状态，臣服于新的权威。这是现代性的悖论，也是当代人格建构的悖论：在解放人的自由、促进人的自由人格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限制人的自由，促进奴役人格或被奴役人格的发展。所以，弗洛姆说，当代社会结构对人格具有双重影响： “它使人越来越独立、自主，越富有批判精神，同时又使他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①
在弗洛姆看来，在当代社会，逃避自由有两种心理形态或两种人格类型：一是权威主义的人格，这在法西斯主义社会里比较普遍；二是机械趋同的人格，这在当代民主社会里比较盛行。在权威主义的人格类型中，个人怀有强烈的自卑感，常常贬低自己，进而渴望臣服于外在的力量或组织，依附于某个外在的权威，以便从这个或那个权威那里获得依靠和支柱，由此获得存在的意义。机械趋同的人格带有从众的社会心理，他普遍认同社会通行的文化模式，接受社会或他人对自己的期望，按社会期望来规整自己的行为，建塑自己的人格。在机械趋同的人格类型中，“人放弃个人自我，成为一个机器人，与周围数百万的机器人绝无二致”。②按弗洛姆的判断，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大部分平民的人格模式。当代平民化人格的一个发展趋向是机械趋同的人格。
上述两种人格类型的共同特征是自由个性的丧失，自我的放逐。“而自我则是自由个人真正安全的基础。”③自我的放逐意味着安全的缺位，个人处于恐惧之中。然而，当代社会的发展却是以标榜“个性、”“自我”实现为取向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形态的当代世界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用弗洛姆的话说，这个发展的总特征是“个人活动原则”。因此，个体化的进程是当代世界的深刻社会现象。但是，一个悖论正潜伏在这个进程的背后。这个悖论在于：一方面，个体化的进程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却日益成为追逐利益的工具，“成为非自我目的的奴仆”；另一方面，个人以为他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主体自身而展开，他以为他自身是目的，不是工具，他“坚信自己是受自利动机的驱使”。④在现代的伦理学里，自利是一个正当的动机，个人首先就是一个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个体。自利即是自爱，以自己为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每个当代人都以为自己是主人，可是，实际上，他的整个生命的目的是外在的，并非属于他自己。他的人格是奴役性的人格。我们以为我们是自作主宰的，我们有自己的理性判断能力，有自己的欲求与渴望，可是，事实上，我们是受他人与他物控制的。“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中，他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①从这个视角看，当代的平民化个性人格追求其实是一种“幻觉”。他所追求的是别人为他设定的目标，而不是自我的目标。因为就连他的“自我”、人格本身也是在别人的期许与期盼中建构起来的。当然，普通的平民并不以此为“幻觉”，反而觉得自己生活在真理之中，生活在一个个性化的社会之中。这正是在当代社会中平民化自由人格建构的第二个“难题”。
①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75页。
②同上，第132页。
③同上，第181页。
④同上，第81—82页。
这个“难题”的解决之途还在于自由的个性化人格的建构，消除奴役性人格的影响。按照弗洛姆的设想，当我们把自己与世界隔离开来，追求所谓原子式个人自由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离自由人格更远了，离奴役性人格更近了。当我们在自发活动中重新回到与世界的联结关系中，生命力就会在一个完整的、愉悦的环境里重新焕发，自由人格的含义就会在创造性的生命活动中被积极地构建。当代的平民化人格倡导的是一种积极的自由人格：“积极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②其目标是实现真正的自我，充分实现个人的潜能，使得自由人格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特殊的自我、负责任的自我。这是当代“何种人格”建构的实质性内容。
①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180页。
②同上，第184页。
第三，“何种人格”的形式性层面：人格分化与人格整合之间的辩证关系。